經過超過十一年的殺戮，和平終於降臨鄂圖曼帝國。這一刻差點來得太遲。由於當時的記錄作業不夠精確，如今我們只能推估一九一一至一九二三年各場衝突的所有戰線上軍人（和戰時待在國內的平民）的死亡人數。可能有四十萬或五十萬鄂圖曼軍人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但這只占更廣泛的衝突──不妨稱之為鄂圖曼王位繼承戰爭──所奪走之人命的一小部分。根據最可信的估計，一九一一年前鄂圖曼帝國人口約兩千一百萬，到了一九二三年減為不到一千七百萬，其中只有一千三百萬這時住在凱末爾政權所轄已然縮小的土耳其國土上。這些數字都是粗估──而且我們不清楚失去的人口裡，有哪些是因為外移，又有哪些是死於疾病、營養不良和其他與戰爭直接相關的原因──但各界一致認為此帝國人口的死亡比例接近兩成。相較於西戰線最嚴重的死亡比例（法國是百分之三．五），這個比例高得嚇人。由相對來講獲得較良好補給和照顧的英國遠征軍，在美索不達米亞的驚人死傷比例（光是一九一六年因病而死傷且見諸記錄者，就有二十萬七千人），可看出這場戰爭在亞洲土耳其境內帶來多大的浩劫。聖經啟示錄中代表人間四大害（戰爭、飢荒、時疫、死亡）的四騎士，橫行於鄂圖曼大地上，直到一九一九年後凱末爾一舉扭轉乾坤，才止住他們的蹂躙。

當然，赤裸裸的死傷數字，只道出鄂圖曼戰爭可怕故事的一部分。整群人，在某些例子裡整個民族，被迫離開他們已世居數百年的家園，他們的生活方式也遭整個連根拔除。一九一五年亞美尼亞人的悲慘遭遇已是眾所皆知，但在長達十年的衝突裡，這絕非唯一的悲劇。在那段期間，數十萬巴爾幹穆斯林在兩次巴爾幹戰爭中被迫遷離家園，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六年、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數十萬希臘基督徒被逐出安納托利亞，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在高加索戰線上，數千韃靼人和其他切爾卡西亞穆斯林被強制遷走，一九一五年蝗蟲肆虐造成巴勒斯坦和敘利亞境內民不聊生，在希土戰爭中不計其數的土耳其穆斯林被燒掉村子和房子，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那個冬天，又有數千希臘人被逐離士麥那和周邊的內陸地區，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要弄清楚這一切奪走多少人命，要在數百萬被迫淪為難民者的困境中，要在同樣眾多令人身心俱痛的軍民死亡中，找出意義，肯定是不可能的事。但至少，事隔百年，我們可以開始評估對地緣政治的影響。鄂圖曼帝國踉踉蹌蹌走入二十世紀，仍然屹立不搖，即使已不復當年的威震八方，至少還勉強帶有過去那股令人不敢小看的氣勢。歐洲人透過授予最惠國待遇的條約和財政監管侵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帝國，但在上千萬包括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的鄂圖曼子民心目中，他仍是蘇丹，還有更多位於更遠處的穆斯林視他為伊斯蘭世界的哈里發。一九○八至一九○九年的劇變確實推翻了哈米德政權，動搖了蘇丹權位的基礎，但從遠至英國治下的印度所發出的報告判斷，即使是青年土耳其黨的傀儡蘇丹穆罕默德五世（雷夏德），直到一九一八年都還受到全球穆斯林的某種尊敬，然後穆罕默德六世（瓦赫戴丁），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遭凱末爾罷黜之前，也享有這樣的尊敬──穆罕默德六世下台後，由阿卜杜勒．梅濟德二世（Abdul Mecid II），以雖非蘇丹但是哈里發的身分繼位，直到一九二四年三月土耳其廢除哈里發之位為止。

幾場鄂圖曼王位繼承戰爭，帶來數個長遠的改變，而這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改變之一。廢除哈里發之位，常被歸功或歸咎於穆斯塔法．凱末爾（就歸咎對象來說，奧薩瑪．賓拉登是其中之一）。但事實上是此帝國一九一八年的慘敗，摧毀了鄂圖曼人的威信，歐洲的霍亨佐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羅曼諾夫王朝同樣因為這一年的慘敗而走入歷史。就土耳其人來說，差別在於王朝的覆滅也摧毀了將全球的（遜尼派）穆斯林統合為一、進而將他們與伊斯蘭古典時代的哈里發連結在一塊的最後體制。好似要強調這點的，漢志王國國王侯賽因一九二四年三月得知土耳其廢除哈里發之位後，自封為所有穆斯林的哈里發，卻在才六個月後就被伊本．紹德（Ibn Saud）的瓦哈比派伊赫旺（Wahhabi Ikhwan）戰士奪走對麥加的控制權。除了本身嚴守伊斯蘭原始教義的作風，伊本．紹德不具備取得大位正當性的憑藉，因此自一九二四年起就一直沒有哈里發來將全球穆斯林統合為一。伊斯蘭世界就此完全改觀。

不只鄂圖曼的蘇丹王位和哈里發之位，自此從世間消失。這個帝國本身，在捱過幾百年來一次又一次的攻擊之後，終於被打得四分五裂，從此未再恢復原狀。當然，在一次大戰中敗下陣來的所有交戰國都是如此，包括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被同盟國瓜分的俄國，以及其他同盟國──德國、奧匈帝國和（受衝擊較輕的）保加利亞。但鄂圖曼仍在幾個方面與眾不同。土耳其的戰時盟友德國和奧地利，在一九三八年被希特勒統合為一之後，的確嘗試恢復舊疆界，且嘗試以一九四一年的巴巴羅薩行動重建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驚鴻一瞥的東部帝國。但希特勒的壯舉不久就功敗垂成，今日德國和奧地利的版圖，相較於一九一四年前各自的版圖，都縮水不少。蘇俄在這方面較成功，奪回前沙俄帝國的幾乎所有領土，乃至（在加利西亞、加里寧格勒之類的一些地方）把前沙俄領土更加擴大。但儘管整個穆斯林世界一再有人哀嘆哈里發國的傾覆，卻直到晚近才有人真的試圖恢復鄂圖曼帝國或哈里發國。由於凱末爾一九二二年在軍事上的徹底勝利，也沒有哪個境外強權認真質疑土耳其的新邊界（唯一的例外是史達林，在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志得意滿的向土耳其索取阿爾達漢和卡爾斯，結果連他都未能如願）。

一次大戰造成數國版圖重繪，耐人尋味的是最穩定的邊界和最不穩定的邊界都劃在前鄂圖曼帝國境內。戰後所劃定的阿拉伯近東的國界，其不牢靠的程度，最近幾年動不動就被人拿來大發議論，而晚近伊斯蘭國出現在被界定為「敘利亞」、「伊拉克」的這兩塊土地上，只是最新（但或許最嚴重）一樁疆界改變事件而已。但靠戰場上的流血犧牲打出來──而非由遙遠異地的外交官在紙上劃出來──的土耳其共和國的國界堅如磐石，土耳其的幾個東南鄰國的國界則禁不起摧折。一九二三年在洛桑劃出的土耳其國界維持至今，除了一九三九年添加了哈塔伊這塊領土，未有任何修改，由此可看出凱末爾政治手腕的高明。原劃入法屬敘利亞的哈塔伊，經過一九三九年公投後改併入土耳其，使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土耳其國民章程所宣稱的土耳其版圖，自此完整實現。配合更早時與法國、義大利談定但未正式承認的事實上的協議，凱末爾同意讓義大利控制佐澤卡尼索斯群島，讓整個敘利亞歸法國統治。對於英國宣稱摩蘇爾為其所有，他也未表示異議，儘管因為該地有大量突厥語系居民（「土庫曼人」／Turkmen），國民章程將此地納入土耳其版圖，而他若出兵強奪，大概輕易就可打敗英國在伊拉克的劣勢兵力。凱末爾要求英國廢除土耳其人所痛恨的最惠國待遇的條約，以換取他的自我克制，而他如願以償。

洛桑條約順利達成其主要目的──劃定土耳其與其戰時敵國的戰後國界──且因此劃定的國界幾乎未再有變，從這一成就來看，這項簽署於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條約未有更好的名聲，著實令人奇怪。如果今天有人想起這份條約，最主要會因為一件事：希臘與土耳其兩國的人口互換。「希臘、土耳其人口互換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Exchange of Greek and Turkish Populations），簽署於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日，但在土耳其攻陷士麥那後，撤走、驅逐該城希臘東正教徒的行動中已露出端倪。戰時展開的驅逐希臘裔行動，始於將居民選擇性逐出加利波利半島前線區和黑海沿岸本都區域，而這項公約的簽署，則代表這一行動的完成。唯一的新發展，乃是這時希臘的穆斯林子民也會被迫逃離，朝土耳其境內希臘裔逃來的方向逃去。總共約一百二十萬信仰希臘東正教或希臘東正教徒出身的鄂圖曼子民，被往西驅逐到希臘，那些已逃離者或已被迫離開者（說不定占總數四分之三）都算在內，另一方面，約四十萬穆斯林被往東驅逐到土耳其。如今，安納托利亞半島上遭棄的教堂，靜默但有力訴說著這場基督徒出走潮，一如前鄂圖曼盧梅利境內，包括在猶太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如今常遭忽略的薩洛尼卡城，空蕩蕩的清真寺、澡堂、伊斯蘭教蘇菲派修道場（tekke），讓人想起遭逐出該地的伊斯蘭文明。布魯斯．克拉克（Bruce Clark）在《兩度異鄉人》（Twice a Stranger）中寫道，「如果你打算單單根據建築證據來理解歐洲東南緣的歷史，很可能會推斷愛琴海兩岸曾遭某種可怕災禍打擊，不是天災就是人禍……推斷該地區尚未完全恢復。」在洛桑訂下的「人口集體轉移」原則，後來繼續被派上用場，直至二十世紀底，最惡名昭彰的事例包括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間希特勒與史達林談成的人口交換、一九四四年史達林將克里米亞韃靼人和車臣穆斯林、其他切爾卡西亞族穆斯林驅逐出境、二次大戰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將德意志人集體驅逐出境（早在一九四三年美國總統小羅斯福就搬出洛桑條約，將這些驅逐行動合理化）、一九四八年的印度／巴基斯坦分家，以及在同一年的以阿戰爭後，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人集體出走／遭驅逐至阿拉伯國家，阿拉伯國家裡的猶太人集體出走／遭驅逐至以色列。更晚近，「洛桑先例」又數次被人援引（但往往未明確承認援引）：一九八九年將保加利亞境內的土耳其裔穆斯林驅逐出境，前南斯拉夫境內戰爭後的族群清理，一九九四年亞美尼亞清洗納戈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gh）境內的亞塞拜然穆斯林，乃至還在進行中的分割原獨立的烏克蘭一事。

還有許多有力的理由，叫人哀嘆洛桑條約的遺風流弊。這項條約的簽署，標誌著土耳其在打贏一場戰爭後其獨立地位得到承認，但如今土耳其人抨擊洛桑條約之激烈，常常更甚於戰場上敗於他們之手的希臘人對其的抨擊。從人力資本的角度看，土耳其在人口交換中的損失無疑遠高於希臘的損失，不管在量上（離開者比移入者多了約兩倍），還是在質上（離境的希臘裔基督徒在教育程度和財力上往往優於穆斯林農民，後者的移入根本彌補不了前者離開的損失），都是如此。曾有幾十年間，土耳其共和國一直苦於各種人材──從商人到藥劑師到工程師到技術純熟之工匠──的不足。經過長達十年的戰火摧殘，經濟凋敝，亟需各種人才投入復原，結果，復原工作一開始就受阻於具有專門技能的人力不足。從經濟成長和工業發展的角度看，土耳其經濟直到一九八○年代圖爾古特．厄札爾（Turgut Özal）展開改革才重振活力。如今赴伊斯坦堡的觀光客數量來到史上新高，過去歐洲人聚居的佩拉區（今貝伊奧盧區），已恢復一部分其過去的國際風華，但曾讓此城的文化、經濟生活多采多姿的舊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僑社，如今已幾乎蕩然無存。此外，由於土耳其語採用拉丁字母，如今大部分土耳其人看不懂鄂圖曼時代的文學、詩作或文獻，與自己的歷史脫節。

這一切都說的沒錯，而且對於洛桑條約和其所體現的「占多數的族群當家作主」的死板族群──民族主義，我們有充分理由不能照單全收。捲入人口交換的那些人民，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二三年的劇變之前，鮮少人會從民族的角度將自己界定為希臘人或土耳其人，而是會界定為基督徒或穆斯林。雖然已有成千上萬人，特別是安納托利亞境內的希臘裔基督徒居民，被迫離開他們的村鎮或被迫加入勞動隊，但一九二三年時仍住在自己家園的人，從未就此事被徵詢意見。當被告知他們得收拾行李離開之時，大部分人一臉困惑。如果他們當時曾被徵詢意見，顯然只會有少數遭驅逐者會在剝奪他們遷徙自由的離譜條件下，同意離開他們和他們的祖先世居的家園（洛桑條約下令「強制交換」人口，規定「這些人未經各自土耳其政府或希臘政府同意，不得返回土耳其或希臘居住」。就連少數幾個最初以為可倖免的群體，例如卡帕多細亞（Cappadocia）地區的五萬多希臘裔基督徒，最後還是不得不踏上逃難之路（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二三年這整個期間，該地區的族群關係幾乎未見緊張）。*

這些事在今人看來太沒道理，但評斷涉及其中的政治家的功過時，切不可未瞭解他們所努力解決的問題就遽下論斷。希臘、土耳其和西方的外交官，並非只是想結束一場殘酷的戰爭，還在處理一場嚴重的難民危機，成千上萬的老百姓逃離戰區，全都亟需安置在新家園裡。這些決定對那些想留在原處的人看來不人道且不公平，但藉由命令當前的占領者離開，替到來的難民「闢出」家園，也間接符合人道考量。對洛桑條約的議約者來說，希臘人、土耳其人的各歸其所似乎是「人道的解決辦法」：佛里喬夫．南森，他是出任國際聯盟第一任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的挪威籍探險家暨外交官，正是如此提議。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洛桑會議開幕時，南森提議「把近東的居民分開，會有利於確保近東的真正安定。」為此被迫遷離者遭遇到不可避免但情節輕微的虐待和不公不義，但不容否認的，人口交換的執行相當平和，只傳出幾起暴力情事。西方許多自由派報紙高喊錯了錯了，有些批評者的言語讓人覺得南森任由自己被土耳其、希臘政府利用，粉飾他們最不道德的意圖，但不容否認的，在洛桑會議上，與會者普遍贊成按照族群─宗教藩籬分開居民。甚至南森本人因協助談成人口互換有功，獲頒一九二二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這一獎項是為嘉許他在歐洲更早的作為，但它明確提到他「目前為小亞細亞和色雷斯境內難民從事的工作」）

我們不應忘記，所有帝國垮掉時都帶來極大規模的混亂和苦難，還有隨之而來的哀嘆，哀嘆一段超越族群畛域──想像出來的寬容心態──的黃金時代的逝去。但安納托利亞經歷十年衝突的撕扯，再經歷從一九一九年打到一九二二年的戰爭撕扯，而且這場戰爭已演變為最殘暴的族群間流血衝突，原本的鄰人個個反目成仇，在這樣的情況下，該地已無超越族群畛域的情懷，寬容異己的心態已幾乎蕩然無存。希土兩國突然撕破臉，不再互相尊重，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的幾場戰爭，無疑是罪魁禍首──這幾場戰爭都為了過時的領土聲索而打，且交戰雙方早有宿怨世仇──因此，怪罪於終結這些戰爭的和約，說不過去。

※本文摘自《終局之戰（下）：鄂圖曼帝國的瓦解，和現代中東的形成》蘇丹重啟國會以應付革命，選後面臨外交與內政危機／左岸文化出版／作者為紐約巴德學院歷史系教授，獲獎無數。專長領域為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史，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俄國和鄂圖曼土耳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