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前，梁思成熱戀林徽因，恰在景山一帶，因為林徽因隨父親林長民，就住在那邊的一個小院裡。

我在前文〈西齋夜雨聲〉中交代過：「我們出了西齋，從景山東門洞穿到西門，再往西走過一條幽靜小街，兩側皆深宅大院，出來就是北海東門了。這門叫陟山門……。」

所以，從景山公園西門到北海公園東門之間，那條東西走向的老街，也叫陟山門街，從陟山門街中段往北一拐，有一條雪池胡同，胡同裡有個六號院，胡適曾在此短暫居住，還有個二號院，便是林長民攜林徽因居住的家。

一九二一年林長民帶著女兒林徽因從倫敦回國，就居住在北京東城雪池胡同，一直住到一九二五年，林長民稱為「雪池齋」。你熟悉民初掌故的話，就知道林家父女在倫敦邂逅徐志摩的那一場民初情戀，以及「用情之烈」，其中因牽連徐志摩離異張幼儀，後又追求陸小曼致其離異王賡，死去活來。但是，林徽因由「長輩設計」而與梁思成往來，恰在這「雪池胡同」時期，然後他們雙雙去了美國留學。

然而，這樁「民初情戀」成為後世「考據」顯學，不斷有新的發現問世。比如，說在倫敦「父女兩人同時與徐志摩談戀愛」，便是其中一大宗，且有林長民致信徐志摩可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為答，並無絲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誤解了。」信末附言「徽徽問候」。更有人詮釋「長民志摩」間乃同性戀，徐志摩說：「有一次我們說著玩，商量彼此裝假通情書。我們設想一個情節，我算是女的，一個有夫之婦，他裝男的，也算有婦之夫，在這雙方不自由的境遇下彼此虛設通信講戀愛，好在彼此同感『萬種風情無地著』的情調。」

至於徐志摩急逼張幼儀離婚，則有張幼儀侄孫女張邦梅晚近的回憶錄《小腳與西服》做了詳細描述，講出一個令人吃驚的細節：一九二二年春她生下彼得，嬰兒還留在柏林一家產院裡，就去見來找她簽離婚書的徐志摩，在場的還有約翰吳（經熊）、金岳霖等人，她說要徵求自己父母的同意，徐志摩立刻搖頭。「不，不，你瞧，來不及做這了。你必須現在就簽字。林徽因─」他頓了一下。「林徽因回國去了。我非得現在就離。」

所以徐志摩匆匆回國，肯定是知道林徽因許配給了梁思成。然而他一到北京，梁啟超就從上海給他一封長信：「義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樂，弟之此舉，其於弟將來之快樂能得與否，殆茫然如捕風，然先已予多人以無量之苦痛。」這話是借張幼儀家的立場，來澆他梁家的塊壘，畢竟是梁家要娶林徽因做兒媳。

但是徐志摩對老師也沒含糊：「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當時天下名流也為徐志摩寫出無數辯護的文字，好像都是衝著「飲冰室主人」去的，胡適更是「忍不住我的歷史癖」，發表了幾封信來做證明。

可是，在這「雪池胡同」的時空裡，並沒有出現徐志摩的身影。是不是徐志摩知道林徽因跟她的母親住在那裡，他不便衝撞？但是他卻知道另一個地方：北海公園裡的快雪堂。

快雪堂是松坡圖書館，一處幽靜院落，而梁啟超是松坡圖書館的館長，所以梁思成有鑰匙自由出入，便約了林徽因來此相聚。徐志摩找林徽因也找到這裡，引起梁思成的不快，便在門上貼一紙條：

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願受干擾。）

志摩見了，只得怏怏而去。

這個細節，竟出自梁實秋《賽珍珠與徐志摩》。

梁啟超乃「維新主帥」，卻依循舊傳統替兒子安排婚姻，後世便有好事者揣度林徽因、梁思成婚後「幸福」成疑。

一九二三年梁啟超給長女梁思順寫信，曾頗為得意地談到他的「設計」：

我對於你們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覺得我的方法好極了，由我留心觀察看定一個人，給你們介紹，最後的決定在你們自己……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我希望往後你弟弟妹妹們個個都如此。（據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

然而，林徽因與梁思成並合不來，似乎與同在美國的大姑子梁思順也不和睦。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梁啟超致信梁思順等隱約提及：

思順對於徽音感情完全恢復，我聽見真高興極了。這是思成一生幸福關鍵所在，我幾個月前很怕思成因此生出精神異動，毀掉了這孩子，現在我完全放心了……（同上）

按林徽因之弟林宣的說法：

梁思成、林徽因結婚以後，家庭生活充滿矛盾。……從性格上講兩個人很合不來……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一起處處讓著林徽因，經常沉默。林徽因對此很反感。（據〈林宣訪談錄〉，收錄於陳學勇：《林徽因尋真林徽因生平創作叢考》）

坊間傳說林徽因畢生情感周旋於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三人之間，也是她婚姻並不幸福的證據。徐志摩一九三一年空難之後，梁思成曾去山東飛機墜毀處，拾回殘骸一塊，林徽因長年掛在臥室牆上。

雪池胡同，因冰窖而得名，清朝有六座皇家冰窖在這裡。據《大清會典事例》，紫禁城內，設冰窖五；景山西門外，冰窖六；德勝門外，冰窖三；正陽門外冰窖二。分藏京河通州龍王堂、蓮花池等處之冰。雪池胡同的六座冰窖，屬皇家御用冰窖。儲存之冰，夏季專供皇宮中消暑降溫，食品的防腐、冷藏之用。

※本文摘自作者新書《沙灘晚唱》。作者蘇曉康，一九四九年生於西子湖畔，少年長於京城景山腳下，青年流落中原；遂以〈洪荒啟示錄〉開篇，引領「問題性報告文學」浪潮，嘗試一度被稱做「蘇曉康體」的寫作文本，即「全景式」、「集合式」、「立體式」的「記者型報告文學」，且多為「硬碰硬」的重大題材，每每產生爆炸效應，為「新啟蒙運動」推波助瀾；繼而，領銜製作《河殤》，把社會上諸領域所討論、探索的各種命題、假說，都匯集起來，化為螢幕形象加以傳播，引起億萬人刻骨銘心的一次共振，打破電視僅為大眾文化的限制，成功地嫁接思想和視覺、激情和理性，創造一個新的電視片種，也攪起一場全球華人的「文化大討論」。一九八九年流亡海外迄今。著有《離魂歷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灣》、《屠龍年代》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