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得獎人盧律銘在上台領獎時說道：「我想要將《光明之日》這首歌，送給所有在香港堅持理想（的人），我希望你們可以平安、自由的生活著，活著才有希望，因為在未來才會有人知道，這一切有多麼得來不易，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在你們的心中可以陽光普照，致自由，謝謝。」這段話引來哄堂掌聲，但也不禁讓人聯想：如果在場有中國的電影人或劇組聽到這番話，他們如何安坐？會在稍後上台的機會怎麼回擊這個說法？會不會下台後本不再接受訪問，連夜趕回中國？

雷光夏在演唱《光明之日》時，舞台背景就秀出大面的中華民國國旗。儘管在《返校》這部電影裡，國旗代表一個壓迫的圖騰，但同樣讓人聯想：如果當時在場有眾多中國影人的話，這面國旗會在金馬獎出現嗎？會不會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量下，就索性塗掉國旗？畢竟，遠來是客，何必讓客人感到不舒服。

心有罣礙，矯柔做作，就不再是完整的創作與表演。所以有人說，今年的金馬獎星光黯淡，但沒有了中國，卻多了自由。

其實金馬獎不是一直都有自由的。1962年，當時政府為促進國內電影事業的發展，獎勵優良國語影片和優秀電影工作者，由行政院新聞局創設了第1屆金馬獎。 「金馬」二字不是來自那匹奔騰的馬，而是源自金門、馬祖兩外島地名的字首，它們正是台灣與中國軍事對峙的最前線。所以，用金馬獎來鼓勵電影業，照當時新聞局長沈劍虹的說法，用意在效法前線國軍官兵們堅強奮發的精神，努力開創新局。

換言之，金馬獎的一開始就是政治，是文化戲劇電影創作用來服務政治；而今，它成就為華人電影圈的最高榮譽，不用背負任何政策任務，甚至擁有抵禦政治干預的能量，反過來讓政治為它服務，其實是走過了漫漫長路。也因此，這句「今年的金馬獎沒有了中國，卻多了自由。」不是嘲諷，也非奚落，而是理解，理解在當代中國，作為一個電影人有多難。

2017年3月1號，中國《電影產業促進法》開始實施，在中國拍攝電影要有許可，公開放映也要有許可，取得電影公映許可證後變更電影內容要罰款，未取得電影公映許可證的電影參加電影節（展）更要處罰。這天羅地網的政治審查，就算導演不怕，國家也要查你的資拍片金來源，查到沒有人敢跟你合作，查到你身敗名裂，甚而沒有電影可拍。中國紀錄片導演張贊波說，中國獨立電影此刻已經走到了最黑暗的時刻，「人家是電影改變國家，咱們是國家改變電影。」

如果台灣人要從過去56屆金馬獎得到啟發的話，就是從來沒有「政治歸政治，與文化（電影）歸文化（電影）」這件事。現在的金馬獎容許電影人可以自由地碰觸白色恐怖、同志人權、人性幽暗與禁忌的愛等等主題，其實與台灣的民主進程亦步亦趨。然而，中國現在連林夕作詞的流行歌曲都要下架，又如何能奢望兩岸三地的電影人能在金馬獎裡真誠地批評、溫柔地溝通？

中國的金雞奬與台灣的金馬獎選在同一天舉行，剛好形成強烈的對比。台灣選出了刻劃家庭關係與人性陰暗面的《陽光普照》為最佳影片，中國則挑出電影技術或許領先，但主旋律絶對正確的《流浪地球》作為最佳故事片。沒有金雞奬的浩大排場、星光熠熠，但金馬獎擺脫浮誇、雍容溫潤，它的平凡與自由，反成為一種獨特的存在。

被問到中國抵制金馬獎時，李安說道，有遺憾，但金馬獎的雙手是張開的，「只希望這個世界對我們做電影的人多一份尊重」。世局動盪，政治紛擾，但能夠為兩岸三地電影人保住一塊浄土，讓金馬奬持續成為推動華語電影前進最勇敢的力量，是這一代台灣人應該努力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