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總統大選的餘波裡，我看了2008年的電影Frost/Nixon，台灣翻做「請問總統先生」。

「請問總統先生」演的是尼克森因水門案下台以後，繼任的福特總統宣布特赦，導致尼克森免於受到司法追訴。輿論大譁，可是也沒辦法。一個不太得意的脫口秀主持人佛洛斯特嗅到商機，想藉由訪問尼克森來翻身；尼克森想了想，答應了，但大敲竹槓，要求高額訪問費。反正不過是個綜藝咖嘛，就好像胡瓜要訪問馬英九的話，馬英九會怕嗎？

佛洛斯特知道大家瞧不起他，便找了研究尼克森的專家雷斯頓（James Reston, Jr.）來幫他準備訪問。雷斯頓參與此事目的明確，「我要讓尼克森受他應受的審判！」雷斯頓討厭尼克森討厭得要命，但訪談前，尼克森這老練的政客過來跟每個人握手，雷斯頓走避不及，手就被握了，事後簡直羞憤難當。這橋段跟我們拿馬英九的「死亡之握」開玩笑如出一轍，原來嘲笑總統也可以心有靈犀。

最後雷斯頓與佛洛斯特聯手找出尼克森說謊的證據，把這個狡猾的政客給逼出了真心話，就是那句經典：「一件事情如果是總統做的，那就肯定不違法！」尼克森那自認不受法律規範的傲慢，至此大明。

要數美國的壞總統，尼克森一定榜上有名，如今川普當選，尼克森後繼有人。許多人指出，這次大選裡美國媒體「正常化」（normalizing）了川普的乖戾言行，過度容忍他的各種歧視。

我因此感到有必要回來寫這個系列。這篇文章要說明，把夏林清奇觀當作一種「路線」，就是正常化夏林清的乖戾言行，這是錯誤的新聞框架。夏林清與輔大心理系所犯的錯，不是因為他們走著「獨特路線」所以不見容於主流；而是因為夏林清有「尼克森心態」，自認可以凌駕法律。

我知道新聞冷了，但在這個資訊如雪崩的年代，我要回頭翻找一片雪花。

輔大心理系有多獨特？

成立「工作小組」，是輔大心理系「獨特性」的第一個證明。各方咸認夏林清是此一「獨特路線」的舵手，許多人也描繪了他們與「主流」不同之處。但這個「獨特」的分支，相對於「主流」心理學，有沒有一些共同的底線？特別是，這一「獨特路線」所遵守的專業與倫理規範是什麼？夏林清對此性侵案件的處理方法，是此一「獨特路線」的實踐嗎？他究竟是「勇於嘗試但不幸失敗」、「雖敗猶榮」，還是純粹就是，搞砸了？

夏林清的社運網絡：工委會、人民民主陣線、日日春，大家已不陌生。在心理學專業團體裡，夏林清與「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關係最深。他從1995年到2004年都參與這個團體，前面兩年擔任常務監事，後面8年擔任理事。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在2002年，也就是夏林清擔任理事的時候，通過了一份倫理守則，相關條文如下：

我幾乎可以聽見夏林清及其圍事者會辯解：「那不是諮商！」是的，夏林清及其支持者多次說，工作小組做的是「教育輔導」。但這份倫理守則，開宗明義就說：「『諮商師』一詞亦用以泛稱包含諮商心理師、輔導教師及其他以諮商之專業技術來從事助人工作之專業人員。」因此，輔大心理系的工作小組，無所遁逃，完全屬於這份倫理守則規範的範圍。

如果一定要堅持「輔導不等於諮商」，那也沒關係，因為兩者的倫理規範並無二致。根據「學生輔導法」第十七條，「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負保密義務，不得洩漏。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為避免緊急危難之處置，不在此限。前項人員並應謹守專業倫理，維護學生接受輔導專業服務之權益。」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去年通過了「學生輔導工作倫理守則」，相關條文如下：

倫理守則落落長，像一連串苦口婆心的叮嚀，點出三個底線。第一是避免「雙重關係」，也就是說，輔導者不可扮演多重角色，否則可能對當事人造成傷害。第二是「忠誠」。第三是「保密」。卑之無甚高論，這些都是最起碼的、本來就應該要做到的事情，所以才叫做「底線」。

那麼，夏林清在這次事件裡，有沒有踩到自己參與制訂並同意的專業倫理底線？

夏林清以及其他工作小組成員，全部與兩位當事人有多重關係，不僅是師生同儕，而且是他們一再強調的，一個緊密而獨特的師生同儕關係。第一條底線踩破了。

「當事人有要求諮商師信守承諾的權利」。夏林清答應被害人要舉行公開說明會，後來卻忘記，這是違背承諾。嗣後夏林清對被害人一連串的霸凌，包括說他「缺德又兇狠」、「恩將仇報」、「別裝弱黯了」、「消費自己被性侵那事實的同情」，到最後超譯被害人，也全部違背忠誠義務。第二條底線踩破了。

工作小組成員呂昶賢公開被害人在工作小組中與他的談話，也在文章裡使用了他依職權而取得的資料；夏林清及其圍事者包括王芳萍、周佳君、李燕、高旭寬、陳惠雯、鍾君竺、黃小陵、莊育麟，都透過臉書，協助散播呂昶賢的文章。夏林清自己也在「新聞面對面」節目上，公然侵犯男性當事人的隱私。第三條底線也踩破了。

我很期待哪一位輔大心理系「獨特路線」人士可以出來拗拗看，你們的路線就是「雙重關係也沒關係」，「背叛忠誠也沒關係」，「洩漏隱私也沒關係」。

夏林清及其圍事者描繪出一個圖像，好像輔大心理系與工作小組，是一個與「主流」「國家機器」「性平法」平行的時空，他們那一「軌」不受性平法的管轄，不然就是打壓。夏林清十日二十四日在臉書上，就明白呈現這種「逍遙法外」的心態：「性平法規範出一條保護校園性平權益的大道，很好啊！但你過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即令我和學生們一起過獨木橋，一不小心，大家一起狼狽地落水，搞得一身泥，陽關道上的眾人，可以觀看討論與批評我們技術不好，如何如何；但不能用你的陽關道的規範來否定與排除獨木橋的道路。」

夏林清及其圍事者一說到「獨特路線」，彷彿就有神功護體。事實是，不管什麼路線，心理專業都有共通的底線；「獨特路線」也沒有傷害當事人的特權。避免雙重關係、忠誠義務、保密義務，就是倫理底線的必備項目；除了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以外，台灣心理學會、台灣諮商心理學會的倫理守則，都有類似條文。美國心理學會的倫理守則更為嚴格，3.04條要求心理專業人士避免傷害當事人，4.07條要求保密，夏林清都已違反。3.05條要求避免多重關係；怎樣算多重關係呢？只要這位心理專業人士在當事人的生活裡還有「別的角色」，就構成多重關係；如果專業者與當事人的親近者有關係，也算多重關係；如果專業者承諾將來會與當事人發展某種關係，也算多重關係。輔大心理系這個工作小組，完全違反倫理原則。

工作小組不是因為其「獨特路線」而受批評，而是因為一連踩破三條底線，而激起公憤。這三條底線，不僅「主流」的心理專業者列為倫理規範，夏林清自己參與的團體也列為倫理規範，因為倫理底線就是倫理底線，不是主流所專屬。因此這不是路線問題。

夏林清及其圍事者一直想把這件事詮釋為路線問題，好繼續在他們的「獨特」裡享受一種悲憤的光榮。然而事實是，即使用輔大心理系的「獨特路線」來衡量，夏林清與工作小組也是不合格的，而他們至今沒有因此顯露恥感或自省。他們只是一再地顯露「尼克森心態」，夏林清的「陽關道與獨木橋」之說，明明白白的就是「我們不受性平法約束」的意思。

工作小組：不該做的做了

自事件爆發以來，夏林清及其圍事者，不斷改變說詞以遮掩工作小組違法的事實。一開始，工作小組是輔大心理系偉大的創舉，他們「獨特路線」的了不起的實踐，「我們是一個很進步的系所」；等到受到批評、自知違法，就改口了。我已詳細指出，夏林清對於為何成立工作小組，自相矛盾，他的發言曲線「很清楚的呈現一種『有功獨攬，有過外推』的態度。」（見系列十）這裡我要進一步回顧，夏林清及其圍事者如何逐步淡化、縮小工作小組的角色，以迴避違法的事實。

性侵案件的調查權屬於性平會議。工作小組有沒有調查？六月的時候，夏林清說是有的。何東洪說，訪談了13人次。被害人男友一開始就說，工作小組的報告「踩了立場」，認定是猥褻。

7月，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副教授林香君翻案，說夏林清講的「調查」不是性平調查：「確實存在另一種『調查』，目的是『理解當時當刻相關的人各自內在狀態，以促使對自我與他人的照見與認識。』這種『調查』較接近俗民誌方法學的概念，意思其實是去『了解』」；「確實夏也數次在網誌、記者會及607討論會中多次混用『調查』與『了解』，但把她說的『調查』放回工作小組的實質進行的脈絡語境中，甚至更放回輔心敘事－行動下到社會田野『調查／了解』與批判實踐的方法論脈絡中來理解時，可能會發現一個完全不同於『性平申訴調查』的這一種『調查』。」

8月，林香君仔細說明依照輔大心理系的路線，「調查╱了解」應如何操作。「這樣的『調查』一定會要因需要而發展與當事人及相關人等的談話，但是這種談話除了目的在建立在理解，不在事實認定與罪責判定，不是『以事為主』的那一種調查」；「它沒有一點在進行過程中會要去做事情的查核舉證」。

9月，高旭寬延續「兩種調查論」，主張工作小組「是以『教育、促進協商與相互理解』為目的與當事人一起重建事件經過，並不是以司法裁判為目的，因此無論是探詢案情或進行訪談，都不能算是進行『調查』。」

10月，冒出來一個「輔心反污名小組」（依慣例，從小組名稱就踩上受害者的位置），重複高旭寬的說明，並且好謙遜地把「工作小組」的角色縮得小到不能再小：「『工作小組』應該被看成是『一群自願組織起來提供協助的師生』，為謹慎行事，開會及訪談都會做書面記錄，任務結束也會把資料整理成『工作報告』（不是調查報告）。」看了簡直好笑，本來不是偉大的另類實踐嗎？不是「心理系決定了站在教育者的立場，不能閃避，理當主動承擔起教育的責任，故立刻組成了專案工作小組」、「心理系小組成立的一開始，則是選擇了主動拿起此一工作的責任」（夏林清五月三十日聲明）嗎？出事了就把學生拉進來墊背變成「一群師生」「自願組織」，這些「教育者」也真拿得起放得下啊。

綜合林香君、高旭寬的事後辯解，工作小組只是基於輔導需要而詢問案情，重點在理解當事人的內在狀態，與性平調查不一樣。工作小組的「了解」著重在當事人的主觀經驗（以人為主），性平的「調查」著重在重建客觀事實（以事為主）。

真的嗎？

在607會議裡，工作小組的成員之一周同學，有以下幾段發言：

「其實是有跟當事人講過這個工作報告，那當事人有問過我這個判斷怎麼出來的，我簡述的那個場景，是依據兩造當事人的敘述，然後還有我們彼此，以自己的經驗就是，喝酒的程度到哪裡……那一次會就是我跳針非常多次，因為對我來講，我當時是，我第一時間是非常靠近當事人，要我去猜測就是她有一點點意識清醒的可能，而發生這件事情，是非常困難的，可是因為我們當時都陪他們去拿錄像影機，然後都沒有影片，那我們最後就是只能依據口述，跟自己喝醉酒的經驗，然後，判斷這件事。」

「夏老師問我說，我現在這個場的意見是只有我是最，跟大家意見最相左的，然後我要不要自己講一些話，我一直都沒有辦法，就是剛剛講的，我一直都沒有辦法同意當事人有任何一點清醒的可能，然後我跳針了非常多次。然後到最後我覺得就是，如果要我拉離開很靠近巫生這個朋友，然後冷靜地看這整個資料攤開來，去推測有意識或無意識這個對我來講，是非常困難，但最後就我也同意了。」

607討論會裡，許多工作小組成員也在場，沒有任何人反駁周同學。夏林清還積極表示認可：「我覺得剛剛成員周生的回應，有幫忙了，對某些細節的確定。」由此可見，周同學的敘述並未偏離事實。根據輔大心理系公布的工作小組日誌，104年8月31日，「當事人取得監視器錄影畫面，並請系秘陪同檢視」，可以佐證周同學所提到的細節屬實。工作小組把「取得並檢視監視錄影帶」列入工作日誌，表示此一證據調查，也屬於工作小組的工作內容。

周同學的發言有幾個重點。第一，工作小組有認定事實。第二，事實的認定不是根據當事人的主觀陳述，而是工作小組詢問當事人與證人、蒐集物證，然後共同評議，做出共同的判斷。第三，只有周同學認為被害人當時不可能有意識，其他人都認為有可能。第四，評議過程令周同學改變了證詞。

以上幾點，完全駁斥了高旭寬與林香君，且足以證明工作小組所做的調查，就是以事為主的那一種調查、就是性平調查。這一段討論完全不是「理解當事人」，而是「事實認定」；林香君說教育輔導的調查╱了解「沒有一點在進行過程中會要去做事情的查核舉證」，但這一段正正就是「事情的查核舉證」，所以即使被害人說當時失去意識，工作小組並不以此為足，而細細盤問證人，還去了解監視錄影帶裡有什麼；這些舉動都證明，工作小組所做的就是：蒐集證據、眾人評議做出判斷、然後認定事實。這就是性平調查，工作小組觸犯性平法的證據在此。

關渡國小輔導主任李文英說「工作小組提供的報告，並未做出任何事實認定」，這是錯誤的；被害人意識是否清醒，牽涉到他的同意能力，這就是事實認定。「輔心反污名小組」說，工作小組「在報告描述上是當事人主觀敘述」，這也是錯誤的；由周同學的敘述可知，工作小組認定被害人未必失去意識，這不是當事人的主觀敘述，而是工作小組自認客觀的判斷。

高旭寬說，工作小組「據我所知，沒有做出猥褻結論，那是性平會做的」，這是正確還是錯誤？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們應當先問高旭寬一個問題：「你看過工作小組報告啊？」

李文英、輔心反污名小組與高旭寬，都不是工作小組成員，都不應該看過這份報告，但是都用「好像看過了」的語氣講話。請問，你們是膨風吹噓，還是確實有某位工作小組成員違反保密原則，把報告拿給你們看？

如果你們想反問我的話，答案已經備好：我的論證不是根據工作報告，而是根據周同學的公開發言，此敘述經工作小組成員在場同意，並有其他已公開文件佐證。現在輪到諸位圍事者回答了，高旭寬、李文英、輔心反污名小組，你們看過工作小組報告啊？你們為什麼說工作報告「並未做出任何事實認定」、「在報告描述上是當事人主觀敘述」、「沒有做出猥褻結論」？

這個「獨特路線」到底有沒有一點倫理觀念？實在令人不放心。夏林清七月九日的臉書文章，與周同學在會中所說可以相互參照：「『酒後亂性』這個字眼，則是工作小組成員曾在某次小組會議中，各自交換自己對851群聚，導致出事的眾多看法之一，且討論並非是指向巫生，而是針對一般人在『酒後』是否性情和情緒可能出現的各種表現」；然後他便責怪周同學：「違背工作小組成立時立下守密的共同約規，在小組之外進行此一資訊的不當傳話」，因為周同學告訴了被害人及其男友。

這是「夏林清奇觀」的又一顛峰！所有心理專業學會提及「保密原則」，指的都是「當事人的隱私應予保密，不可告訴別人」；只有夏林清的保密原則是「工作小組作的事情，不可以讓當事人知道」！別人都是「為當事人保密」，只有夏林清是「對當事人保密」！哪位「獨特路線」人士要出來拗拗看，莫非除了有兩種「調查」之外，還有兩種「保密」？把當事人蒙在鼓裡、然後對外洩密，這也是你們的獨特路線嗎？當時相約守密，後來呂昶賢、夏林清卻洩密，足證工作小組既違背主流路線的倫理，也違背他們「獨特路線」自己設下的倫理。

工作小組的「調查」行為，歷歷在目。這是他們不該做的，但越俎代庖做了。儘管動用多少候備軍來擦脂抹粉，也無法掩蓋這個事實：工作小組僭越了性平會議的調查權，因此違反性平法。

工作小組是這次事件的爭議核心之一，而教育部調查後也認為工作小組已經進行實質的調查（見夏林清十月二十四日臉書），所以認為輔大心理系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日前端傳媒刊登「輔大性侵案調查」一文（上篇，下篇；以下稱「端文」），然而文中所描述的工作小組，卻是「訪談和記錄了兩位當事人對於事件的記憶，並且請他們各自確認和簽名」。就沒了！多麼「中性」的敘述，多麼輕描淡寫，多麼符合夏林清及其圍事者的後期策略：無限縮小工作小組的角色以求脫身。這是夏林清現在卸責之詞，且有明確的事證可以知道所言不實，但端傳媒竟然輕信，簡直是被騙好玩的。

工作小組：該做的不做

工作小組至少有三個重大缺失。第一是既然要做輔導，就應該迴避調查。夏林清及其圍事者屢屢強調輔導之必要，彷彿有人反對他們做輔導似的，這是混淆問題。沒人反對你去處理同系學生之間的紛爭與傷害，問題是你做輔導的時候必須迴避調查。

輔導與調查冶為一爐，不僅違反性平法，也違反他們自己的「獨特路線」。高旭寬曾承認，調查與輔導會互相干擾，所以確實應該分開：「我認為這裡指的『調查』是『以司法判決或論功罰過為目的』而做的資料搜集，因此需要客觀公正，畢竟在司法攻防或裁量懲處上，雙方的關切和盤算與教育輔導的目標在某個程度上會相互干擾，因此才有輔導不能兼做調查的規定。」這再次呼應本文主旨：工作小組根本不是輔大心理系「獨特路線」的實踐，更不是因其獨特而受到批評；他們自己認定的原則，自己也沒做到。

第二個缺失是，喬瑟芬指出，「性侵事件處理的重要原則，是儘量減少受害者面對重複回想的傷害。所以性平法二十二條第一項才會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應避免重複詢問。』因此，在現有的性平與司法程序上，疊床架屋地加上『工作小組』的介入，實質上等於迫使受害者得承擔重複詢問回想的壓力。」李宣毅律師於臉書表示，「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是司法機關為了避免再度傷害性侵被害人而設，學校作為第一線的處理單位，有更高的義務避免重複陳述，「否則後面偵辦案件機關的努力，最先期就已經被完全破壞！」輔大心理系的第三條路，卻似乎不曾考慮過這個問題。

第三個缺失是，苗博雅指出，周同學是性侵案的重要證人，工作小組卻透過反覆「討論」，使周同學改變證詞，有可能影響司法審判的公正性。看前引607會議紀錄可感覺到，周同學在漫長的「討ㄋㄧㄢˇ論ㄧㄚ」之後，並沒有真正被說服，只有滿滿的為難；所以他說不出改變證詞的理由，只說「但最後就我也同意了。」工作小組豈止「訪談和記錄了兩位當事人對於事件的記憶」，還順便修改了證人對於事件的記憶哪！任何司法爭議，證據保全都是基本工作，但輔大心理系的第三條路，似乎也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這幾項原則，都是處理性侵事件的基本原則，但輔大心理系毫不客氣地全數違反。工作小組不是失敗於其「獨特」，而是失敗於「思慮不周」；這不是一條路線的挫敗。一個性侵事件處理小組，竟然不曾思考過「輔導與調查分家」、「減少重複陳述」、「避免干預司法」的問題，稱其為一種「路線」，未免太抬舉他了。工作小組的主要成員包括夏林清、何東洪，都將工作小組的失敗歸咎於男性當事人經律師建議保持沈默；他們至今仍然認為工作小組可以不受性平法規範，稱其為一種「路線」，未免太抬舉他了。

三星手機不斷傳出電池爆炸的意外，並不是因為「他們有一種獨特的路線，外人都不了解」，而是設、計、不、良！電池爆炸不叫一種路線好嗎。夏林清、工作小組與輔大心理系處理這個性侵案件的方式，就是一個思慮不周、隨興之所至、視法律與倫理如無物、終於一敗塗地的故事。那不是一種路線，那是一款有缺陷的手機，配備了一個會爆炸的電池。

不是路線問題　而是是非問題

夏林清之所以蔚為奇觀，並不是因為他在實踐任何路線。而純粹就是，他錯了。路線問題是價值選擇問題，有其相對性。但「夏林清奇觀」不是這樣，他們從頭到尾都違反自己的倫理與原則，該做的不做，不該做的卻做了；這不是路線問題，而是是非問題。「獨特路線」只是夏林清順手拿來的擋箭牌而已。

我可以理解，社會學的眼光總想把人的行為放進結構裡來分析，學院訓練總想把小事情嵌進大理論裡來分析，慢新聞總想把個別事件溶進脈絡裡來分析。但是，所有的分析，總要「說得通」。請問「獨特路線」怎麼解釋夏林清承諾開說明會之後忘記？怎麼解釋那些好勇鬥狠、自相矛盾的言詞？怎麼解釋侵犯當事人隱私，損害當事人權益？怎麼解釋違反自己設下的倫理原則？又怎麼解釋夏林清「隨便踩上受害者的位子」，並且死不肯下來？說不通。正因為說不通，所以屢屢看到以「獨特路線」為框架的文章，只說獨特路線的理想，但不用這個理想去檢驗夏林清在這一個案裡的實際作為，更不面對夏林清的錯誤。

「端文」就是一個以「獨特路線」為新聞框架的例子。海東青對此文已有詳細評析

，作者亦另行公布未經編輯刪節的完整版。此處討論端傳媒刪節版，因為我要談的是媒體編輯台上的判斷與選擇。「端文」雖以「調查」為名，卻嚴重缺乏調查，沒有用已公開資料去比對分析爭議的核心：工作小組做了什麼事。他們逕行採用夏林清的卸責版本，而缺乏事實查核。例如「端文」說工作小組「訪談和記錄了兩位當事人對於事件的記憶」，好像工作小組好客觀、好中立、好謹守分際；但事實是工作小組蒐集證據、眾人評議做出判斷、然後認定事實，並且在這過程裡，導致重要證人改變了證詞。兩相比較，豈止是避重就輕而已，說擦脂抹粉也不為過。這就是不自覺地將夏林清奇觀「正常化」。

爭議事件裡的各方一定有不一致的說法，這是常態。「端文」很明顯地迴避了雙方說法不一致的部分，只取一致的部分。所以朱同學說工作小組有訪談與調查，教育部說有訪談與調查，但夏林清說沒調查，好，那就寫「有訪談」。這個錯誤的結果，是錯誤的原則所造成：只要雙方說法不一，就縮手不做判斷，當作「真相未明」。2004年我寫在「無彩青春」裡的一段話，此時此處仍然合用：「『羅生門』最安全了。各種說法攤在我們眼前，我們不思考、不推理、不分析、不判斷，言之有理的與強詞奪理的照單全收，就像包牌買樂透一樣，穩中！」「謹慎是好的，懷疑也是好的；但我不能接受的是，尚未窮究事實，就先宣告放棄。在最初的謹慎與懷疑之後，應該指向深入檢視案情以求找出真相，而非輕易以『羅生門』之名舉手投降。」

如果你認為，只要被控訴者死不承認，就叫做「真相未明」，那你真的很好騙。洪仲丘被虐死，國防部說「完全沒有畫面」，你信嗎？洪仲丘案也「真相未明」嗎？樂生、大埔、關廠工人、國道收費員等等抗爭，哪一件是控訴者與被控訴者說法一致的？沒有。當然不可能！真相不是等著做錯事的人乖乖承認而來的，沒有那麼便宜。真相總是，從權勢人物否認犯錯的唾沫星子裡，找到他犯錯的證據。那才是時代的見證。而「端文」不是。

這世界上有真相未明的事情，但夏林清奇觀不是。這世界上有不同路線不同價值的碰撞，但夏林清奇觀不是。夏林清奇觀不是獨特路線的實踐，而是「尼克森心態」的實踐。

正因框架選擇有誤、缺乏事實查核，「端文」對此事的總結只能訴諸神秘力量，「洪水淹沒每一個人」。「洪水」不知從哪來，於是所有牽涉其中的人都同等有罪也同等無辜了。這種「不追究責任歸屬」的態度是不正義的。難道說，不知怎麼的張藥房就被拆了，然後洪水淹沒每一個人，被拆的與拆人的都好痛苦？不知怎麼的洪仲丘就死了，然後洪水淹沒每一個人，被虐的與虐人的都好痛苦？這種「只有被害者，沒有加害者」的世界觀，是為加害者服務的，只要參考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關於「轉型正義」的訴訟與相關討論就可以明白。

舉頭三尺有神明—有嗎？

「請問總統先生」裡，尼克森失言以後，仍然雄辯滔滔，強調他當時處境艱難、內外交迫。佛洛斯特問他：「那美國人民呢？」尼克森微微地吃驚，沈默了。他思索了一會兒，低低的說：「我讓美國人民失望了。」他說的不多，但臉上全是懊悔。在真實的訪談影片裡，甚至可以看到尼克森眼中含淚。

這是觸動我的一幕：佛洛斯特找到了他們共同相信的價值。尼克森千錯萬錯，他畢竟是在乎人民的，那一瞬間的真心，使得「同情的理解」成為可能。所謂「美國人民」，其實就像「舉頭三尺有神明」一樣，不是哪一位「人民」或哪一位「神明」，純粹就是有一些我們所服膺的信念與法則，好像懸在頭上一樣，我們願意持守，也願意受到這些法則的約束。

幾個月以來，我找不到夏林清等人頭上的「神明」。法律？不理。被害人？碾壓。專業倫理？踐踏。誠信？蕩然無存。我們沒有共同相信的價值，因為我根本看不出他相信任何價值。獨特路線？也許吧，這個路線就是：「你不要隨便踩上受害者的位置——因為那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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