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佛朗哥遷墓看台灣未竟的轉型正義

秦胆 2019年12月03日 07:00:00

佛朗哥(左)政權與蔣介石(右)政權皆為右翼威權,前者脫胎於西班牙內戰,後者脫胎於國共內戰,一勝一負,兩位獨裁者未至終戰便就下滔天罪行。(維基百科)

月前佛朗哥遷墓,引發蔣介石陵寢與銅像去留之討論,下月也是國府遷台70周年、美麗島事件40周年,本文以比較政治的視角觀察西班牙與台灣民主化與轉型正義之異同,認爲記憶留存是台灣轉型正義(歷史導正)不足之處,值得取法西班牙經驗。

 

政治轉型與歷史記憶——西班牙啟示錄

 

2017年以來,轉型正義成為台灣熱門話題,正義也伴隨著爭議,如斬首、潑墨蔣介石銅像的事件,世界人權日促轉會代理主委楊翠遭翻桌,橋頭事件40周年當日文化部長鄭麗君遭掌摑,張天欽失言事件讓促轉會蒙塵,今年又是國府遷台、戒嚴令頒佈、澎湖七一三事件70周年,橋頭事件、美麗島事件40周年,鄭南榕先生殉道30周年,如此種種,皆反映轉型正義在台之矚目。

 

轉型正義是新興民主國家對威權年代國家暴力的反省與糾正,即歷史導正。轉型正義問題非台灣獨有,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轉型的八十餘個國家均不同程度處理、回應歷史導正問題,萬里之外的南歐國家西班牙也是其中之一。月前,西班牙落實《歷史記憶法》修正案決議,挖出佛朗哥遺骸轉葬至其家族墓地,這位獨裁者一生的是非功過也構成西班牙歷史導正之線索。

 

作為「自由世界」的反共據點,西、台兩國在民主化與歷史導正上有諸多相似之處,兩國的獨裁者佛朗哥與蔣介石在五六〇年代也保持友好關係,時過境遷,西班牙包括佛朗哥遺骸在內的威權象徵被完全被移除,而蔣介石銅像依舊林立,歷史導正的他山之石值得台灣參考與省思。

 

獨裁與轉軌之路的異同


佛朗哥政權與蔣介石政權皆為右翼威權,前者脫胎於西班牙內戰,後者脫胎於國共內戰,一勝一負,兩位獨裁者未至終戰便就下滔天罪行,在佛朗哥命令下,納粹德國空軍禿鷹軍團和義大利王國空軍軍團於1937年對格爾尼卡進行地毯式的轟炸,暴行透過畫家畢卡索名作《格爾尼卡》讓世人知悉,同樣,二戰後來臺的木刻版畫家黃榮燦目睹二二八事件的慘況,創作版畫《恐怖的檢查》,留下二二八事件最早且唯一的圖像作品。

 

曾多次公開表示景仰畢卡索的黃榮燦,透過版畫《恐怖的檢查》(上圖),以控訴為政者暴虐鎮壓人民的象徵主題,被認為是受到《格爾尼卡》(下圖)的觸動與啟發,原作藏於神奈川縣立美術館。(維基百科)

 

西班牙內戰結束後,佛朗哥於1939年以「攝政」之名行獨裁之實,保留君主立憲制卻禁止王室成員回國,任內國王位置一直空缺;1949年年初下野的蔣介石也在次年「復行視事」,以戒嚴令和三部惡法架空憲法,繼續訓政,同樣對左翼人士以各種政治、思想犯罪之名逮捕與殺戮。

 

西班牙白色恐怖期間,長槍黨為西班牙唯一合法政黨,禁止結社、集會、遊行乃至方言的使用;同樣,國民黨為台灣威權年代唯一合法政黨,來台灣後推行國語運動,限制台語、客家話、原住民語使用,試圖組黨的雷震更判以十年重刑;白色恐怖期間,數萬西班牙國民被失蹤、被關入集中營,更有令人聞風喪膽的刑求;同樣,白色恐怖期間遭不當審判者數以萬計,更不必説綠洲山莊、軍中樂園這樣的歷史罪惡了;西班牙獨裁年代,相當數量的牌匾、街道、雕像以佛朗哥命名,而蔣介石銅像林立,數量居全球之冠,中山、中正的校名、路名更留存至今;從內戰後期至1975年,西班牙便在佛朗哥掌控之下,起事目標是恢復「舊西班牙」,同樣,台灣對蔣介石而言是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

 

佛、蔣二人年邁之際也都指定了接班人,1969年7月,佛朗哥正式宣佈胡安‧卡洛斯為未來的西班牙國王;同年國民黨十大召開,蔣介石充分利用這次會議來為蔣經國接班掃清障礙,一批小蔣嫡系親信被選任新一屆中央委員;1975年,佛、蔣二人的法統神話並未因獨裁者過世而終止,佛朗哥靈柩在首相阿裡亞斯安排下,安葬烈士谷;台灣更進一步,蔣總統成了蔣公,行文還需加空一格以示尊敬,更不必説「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 總理革命……」的總裁遺囑載入教材了。

 

相較之下,佛朗哥臨終之際僅給繼任者胡安‧卡洛斯一句遺言「讓西班牙團結」。一生鐵腕治國的佛朗哥卻並未自我加冕,也並未讓子孫後代繼任國王或首相,至少為西班牙留下一位主動政改的國王。國王胡安•卡洛斯與首相蘇亞雷茲甫一就任便把政治反對派帶入體制框架內,著手政黨合法化,從1976年制定《政治改革法》並在同年舉行公投批准法案,結束一黨制,到1982年⼯⼈社會黨政府的執政,政權和平轉移,完成政黨輪替,後佛朗哥時代的西班牙在短短六年時間內迅速完成民主轉軌。

 

而蔣經國即位後威權分化,恐怖程度較之於老蔣時期有所降低,但仍保持嚴厲的壓制,江南案、林宅血案、陳文成案接踵而至,在中美建交的孤立局勢與強大的反對壓力下才被迫選擇解嚴,再經歷「蔣經國學校最好的學生」李登輝體制內改革,至新世紀的政黨輪替,台灣才完成民主化的漫長轉軌。

 

意識形態上,以佛朗哥為領袖的極右翼團體「⺠族運動」及之後組織化的「⻑槍黨」只是個弱意識形態的鬆散雜燴,只有民族主義與恢復往日榮光的混沌教條,缺乏強有⼒意識形態和組織能⼒,思想上的鉗制無法與貽害至今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相提並論。

 

除鉗制更緊、轉軌更緩之外,蔣介石政權還兼具獨裁者與殖民者的雙重色彩,蔣介石佔領台灣,美其名曰「光復」,實質上是流亡政權的再殖民,統治者從日本換成了中華民國(南京),官方語言從日文變成了中文,外來的統治族群帶來了新的不平等,且系統性地清除台灣人對台認同。從法理上來看,蔣介石領盟軍統帥令⼊台,彼時台灣只是代為托管,且1952年生效的《舊金山和約》中載明日本放棄台灣主權,未寫明台灣主權歸屬,而日本至少依據《馬關條約》治台,更給台⼈兩年選擇國籍的時間,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對台佔領缺乏法律依據,不是日據,而是蔣據。

 

「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

 

「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電影《返校》中的反覆追問側面點出歷史導正的基本問題,即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面對威權年代的歷史罪惡,民主化後的政府/非政府組織加以糾正乃至追責,民主價值才能鞏固,人權價值才能伸張,以區隔與威權年代的壓制與靜默。

 

佛朗哥1975年過世後,胡安‧卡洛斯任命的首相蘇瓦雷斯逐步釋放善意與權利,在左右派菁英的妥協之下達成選擇性遺忘的共識,1975年的遺忘協定(不成文)和1977年《大赦法》對還原乃至追究佛朗哥獨裁時期的疑問死、非法關押、錯判設定了法律障礙;同樣,蔣經國在解嚴前要求立院通過的國安三法(《國家安全法》、《集會遊行法》、《人民團體法》)也為威權年代的不當審判的糾正平添障礙。

 

刻意遺忘在民主化啟動之時作為柄政者與反對派菁英的妥協之策,在民主化鞏固之際卻成為新的障礙,過去的傷痛尚未撫平,即便民主框架得以建立,舊有的政治文化與弊案仍會幹擾民主品質,而對加害者及共犯體系的刻意忘卻,更是對作惡的默許,讓受害者的創傷在民主化後依舊延續,不啻對受害者與其遺族的二度傷害。協商式的民主轉型,在妥協以避免動蕩的同時,為歷史導正製造困難,實質上將問題後置了。

 

「數萬家庭在暗夜中想念親⼈失蹤的屍體,在⽩天卻到處看到法朗哥豐功偉業的遺跡」,這無疑是對民主價值的嘲諷,對歷史記憶的刻意掩埋不代表傷痛真的被消化,和解更是無從談起。在刻意遺忘了將近三⼗年之後,西班⽛社會終於無法再繼續忍受失憶症。

 

電影《返校》中的反覆追問,側面點出歷史導正的基本問題,即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返校》劇照/牽猴子提供)

 

2000年,由佛朗哥時期受難遺族組成的民間社團「恢復歷史記憶協會」成立,以⺠間的財⼒尋找受害者的集體墳場;2004年政府成立「找回尊嚴及還原佛朗哥時代記憶委員會」,隨後在多個重要城市為佛朗哥時代的受害者建造紀念碑;2007年,⼯社黨⾸相薩派特羅推動的《歷史記憶法案》通過,西班⽛正式否定佛朗哥政權的合法性,著手清拆與佛朗哥有關的雕像、路牌、紀念碑等標誌性遺跡;2011年,歷史學者阿克丹⽤時五年完成「⽩⾊恐怖歷史檔案」,書名為《危險的⺠主派⼈⼠》,揭露了⼀個位於薩拉⼽薩的小村⾙爾奇德1937年被滅村的慘劇;2018年,西班牙修正了2007年的《歷史記憶法》,決定從烈士谷移出佛朗哥之墓,遂有月前的遷墓新聞。

 

而台灣的轉型正義肇始於平反二二八事件,訴求表達從威權年代就開始了,自李登輝時代才有啟動之可能。1995年,立法院通過制定《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定每年2月28日為和平紀念日,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亦在同年成立,負責處理受難者賠償金的審理與核發。同年,《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公佈,戒嚴時期受難者的賠償問題收到關注。兩年後,民進黨立委提出具備究責精神的法案版本,李登輝卻回應冷淡,「眼睛要看前面,不要看後面」。

 

至新世紀政黨輪替後,朝小野大的局面使無須背負威權舊債的民進黨在轉型正義上傾向保守,著手推進又晚至2007年貪瀆案爆發之後,難以洗清輔選疑慮,更讓原本正義的事業淪落為政黨操作。國民黨重新執政後,馬英九政府更廢除了扁時期對威權遺址的正名,之後的轉型正義政策更加虛僞,甚至對兩蔣罪責有意做切割(馬本人在學生時期就是獨裁者的抓耙仔)。

 

2016蔡英文勝選,民進黨全面執政,大選次年《促轉條例》三讀通過,到2018官方促轉會終於成立(相對應的民間真促會在2007年成立,與西班牙通過《歷史記憶法》同年)。蔡政府在轉型正義上相較於延續了扁政府時期的黨產處理議題,在政策面相上更加廣闊,包括撤銷有罪判決、移除威權象徵、開放歷史檔案(塵封久矣的陳林兩案有望水落石出)等,但不久後的張天欽的失言事件又讓重啟不久的促轉陷入尷尬,加之九合一選舉的大敗,在轉型正義議題上受阻明顯。

 

從李登輝到蔡英文,廿載的轉型正義推進情況落後於民間期許,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曾在2015年出版書籍《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書中談到,轉型正義要項包含賠償受害者、保存歷史記憶與處置加害者,台灣只在第一項賠(補)償受害者的工作上做得比較好,歷史記憶的保存受政黨角力的影響極大,甚至官方層面有政治操作之虞,而加害人更是至今未處分一人(尚未訂立位階高於《國安法》的特別法),一些加害者還活躍在檯面上,如侯友誼、宋楚瑜,形成有轉型無正義的未竟局面。

 

究其原因,分期付款式的民主化造就了轉型正義上的延宕與拉鋸,而轉型正義進入到何種程度又反過來制約民主鞏固到何種程度。兩度來台參訪的南非大主教屠圖曾總結南非轉型正義的經驗,「過去的一切並未消失、沉寂,除非我們能徹底地解決一切,堅定地直視它的核心,否則它就會不斷回過頭來糾纏我們,甚至挾持我們,因為這正是它奇特的本質。」這一條經驗同樣適用於西班牙和台灣,轉型多年後,追尋歷史正義仍有必要,傾聽、留存受難者的過往,清理威權遺緒,民主價值才能深化。

 

今年台灣女性國際影展「你的國家不是你的國家」單元上映去年的西班牙紀錄片《沉默正義》,該片由阿莫迪納・卡拉希多夫婦檔歷經六年的拍攝完成,講述佛朗哥時代的受害者的個人故事與集體跨海訴訟漫長征程。本片最心酸的片段莫過於萬人塚中遺骸被挖掘出的一刻,女兒數十載後終於與父親遺骨相見,當年的小女孩垂垂老矣,年歲超過父親遇害之時,「父親被挖出來那天,我已比他還要年老」。

 

相似的一幕也發生在今年的台灣,5月1日,南投布農族遺腹子伍金山68年來從未見過父親,透過促轉會幫助下,在臺北市六張犁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墓園找到刻著伍保忠之墓的石碑,面對著第一次見到的父親石碑,伍金山不禁跪地痛哭著說:「爸爸,我終於找到你了,我要帶你回家。」

 

這不是兩個家庭的尋親故事,這是西、台兩國血淚交織的現代史詩,威權並未遠去,仍存在「不斷回過頭來糾纏我們,甚至挾持我們」之可能,在此情勢下,回頭拾撿、拼湊記憶片段更顯得彌足珍貴,記憶正是個體尊嚴乃至存在的印記,「我有記憶,所以我在」,受害者可以自由表達的說話的民主環境下,受害者及其遺族的記憶見證,旨在提醒我們,作惡是會被記住的,且受害者保留追究責任的權利。

 

與個體的記憶相對,宣傳機器常年編織單一的記憶神話,試圖圈定一個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集體記憶,在資訊管制的威權年代,被蒙蔽尚可理解,然而民主化卅載後,仍有不少人懷念威權,諸如「蔣介石保衛台灣,沒有戒嚴早就被阿共統一了」、「沒有老蔣帶來的黃金,就沒有今日台灣」、「蔣經國時代物價穩定」、「蔣經國對台灣民主化有功」的論調不時見諸網路,在民主化進入鞏固、深化的今天,獨裁者(一孫二蔣)神話必須被破除,不破除神格化的蔣介石,國家暴力永遠真相不明、歷史罪責永遠歸屬不清。

 

留存個體記憶,戳破歷史神話,解構對獨裁者的不當辯護,讓覺醒世代不再背負受難世代的歷史血淚與洗腦世代的政治愚弄,如此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完成民主深化,未下葬的遺體、林立的銅像,正是台灣轉型正義未竟的隱喻,從遺忘到記憶,西班牙的轉型正義工程應爲台灣之龜鑒。

 

※作者為中國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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