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從獨裁國家刮來的妖風，我們該做就是讓自由之風反向吹回去。西方民主國家必須和全世界的民主人士站在同一陣線才能自救。

基於幾個理由，這項事實如今是前所未有的真確。我們住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任何模式、潮流和思想都很容易跨國擴散。任何改變的風潮都能快速匯聚、猛然迸發。世界各地的民眾都能觀察其他地方的現況，並據此想像治國之道──抑或只是想像哪種政府型態和權力來源最誘人。我們如今正置身一場思想、資訊和規範的全球激戰。這場數位時代的戰爭以閃電速度決定人們對國內政治體制和世界運作規則的想法。民主在西方世界遭受的質疑和威脅日益嚴重，民主國家絕對無法承受敗戰的後果。

全球化與它帶來的貿易和資訊流動，也讓我們面臨另一種風險。威權主義和治理無能的政權，逐漸直接危及民主國家的法治和人民主權。金錢和權勢的暗流正沖蝕著我們的民主程序與制度。即使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假裝世界自由的未來和我們毫無利害關係，這種趨勢也不會止息。假使我們想捍衛民主國家的自治、透明和問責等核心原則，就別無選擇，只能向全世界推廣這些價值。

只是批評獨裁之惡，並辯護民主為瑕不掩瑜的體制是不夠的。寄望民眾熱心支持比較不爛的蘋果，是無法永續的作法。唯有正面的願景才能振奮民心。我們得證明民主是一個公平、正義，能夠增進人道價值和公共利益的政治制度。

為了讓我們的共和體制更趨完美，老牌民主國家不能只推行更全面囊括國內公民並加以培力的改革，更必須支持他國為實現民主價值而奮鬥的人民、團體和機構。要反擊俄國的咄咄逼人與中國的擴張野心，不二法門就是證明莫斯科和北京在歷史上選錯了邊、證明全球人民既渴盼自由，也有能力透過自由實現公正、永續、繁榮的社會。

在我們身處的網路時代，無論是為了理想主義，或為了守住美國更不可或缺的全球實力與安全，都需要更完整而非受限制的民主。一則是因為我們若不關心低收入國家的治理品質，世界上就會有愈來愈多動盪不安的失敗國家。飢荒與種族屠殺是威權國家會有的禍患，而非民主國家。失敗國家的徹底崩潰向來是暴政的最終苦果。當敘利亞、利比亞、阿富汗等國陷入內戰，當非洲窮國因為政治腐敗和強人鐵腕而無法創造就業、改善公民生活，當中美洲社會被幫派暴力和盜賊統治挾持，人民就會逃離母國、湧上民主國家的海岸。歐洲和美國無法承受移民日增的壓力，唯一的解決方法只有盡力支持這些動盪國家建立更好、更穩定、更負責的政府。世界已經變得太小、太快、太平，我們無法興建高牆隔離腐敗的國家、假裝他們是另一顆星球的居民。
 

我國國家安全已經受到根本的威脅。就連川普政府都在二〇一七年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言明，美國國安最主要的威脅全都源於威權主義，不論是諸如俄國、中國、伊朗和北韓的暴政，或是像伊斯蘭國這類反民主恐怖主義行動。我們可以藉由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發展，阻止這些威權敵人獲得地緣政治上的操作空間。正如同俄國、中國和伊朗在試圖破壞民主，迫使其他國家屈從他們的意志，我們也可以協助其他國家建立有效、堅韌，足以抗衡獨裁者惡意的民主體制，並藉此牽制獨裁強國。
 

當然，各國開放社會的民選政府不會在所有議題上都支持美國，但自由社會絕不會想把未來抵押給其他國家。在自由國家組成的多元世界裡，美國的國家利益才能獲得最大保障－－因為在這樣的世界裡，獨裁國家無法靠威逼利誘來鯨吞資源、同盟和領土。
 

如果回顧我們的歷史，審視美國和盟友的威脅來自何方，你會發現源頭都是威權帝國與政權。政治學者早已指出，沒有哪兩個民主國家曾走到互相征戰的那一步，從來沒有。支持國際恐怖主義、濫造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或威脅鄰國領土者，從來都不是民主國家。
 

這些原因讓我們需要展開一場新的全球自由作戰。我透過本書所述的一切都在這場戰鬥中有其意義，不過在這一章，我會著重於能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直接促進民主、人權和法治的方法。

如同所有政策領域，推行民主的許多挑戰多少有其技術面，需要針對相關方案與機構做巧妙的設計和謹慎的管理。這些執行問題另有篇幅討論，我在這裡只提出四個比較基本的綱領。第一，我們必須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人士，也就是那些為創建與推廣可問責的自由政府而奮鬥不懈的組織和民眾。第二，我們必須支持剛起步但步履蹣跚的民主國家，協助他們的經濟成長與制度強化。第三，我們必須向威權政體施壓，要求他們停止侵犯公民的權利和竊取人民的資源；我們可以制裁獨裁者，讓他們知道他們必須付出代價，並切斷他們和支持者與人民大眾之間的關係。最後，在這個資訊與假資訊飛馳的時代，我們需要重啟全球資訊與思想網絡，也就是公共外交。為了我們重視的利益與價值，我們需要一套以民主、人權、法治為優先的外交政策。

※本文摘自《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當俄羅斯正面進攻、中國陰謀滲透、美國自毀長城，我們該如何重振民主自由的未來？》第十一章：以自由為目標的外交政策／八旗文化出版／作者是全球知名的民主理論大師，積極參與各種推廣民主的實務工作。他與台灣也有特別深厚的連結。1974年剛完成探討奈及利亞民主的博士論文後，他就遊歷台灣、泰國、以色列、埃及、葡萄牙、與奈及利亞等六國，見證席捲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