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波逐流是弱者的策略。」（Bandwagoning is a strategy for the weak.）美國國際關係大師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提醒對台灣社會可能刺耳，但非常受用。

國際社會因香港問題洞識中國底牌

羅馬，蒙特奇特利歐宮。黃之鋒雖不予出境而不能親身到訪義大利，但透過視像通話參與該國國會外交及人權聽證會，及後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一致聲援香港的決議案。北京自然對此痛責，卻換來義大利朝野反彈。

義大利的舉動所以令人驚詫，是因為外界對他們半年前的對華態度記憶猶新。三月，當時的義大利政府與到訪的習近平簽署了諒解備忘錄（MOU，一種無法律效力的協議），用經濟發展部副部長傑拉奇（Michele Geraci）的講法，意在展開一帶一路合作的第一步。國際關係都要追溯到利益議題，義大利在八、九月經歷過政府重組，但未足以解釋到羅馬支持香港的動向。除了人道理由，是甚麼驅使義大利跨黨派不顧中國的反對？

首先，對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定位必須清晰：隨著時日的過去，由於北京和港府的對策多番出錯，它已不只是一個遠東小城的示威，亦非單純的中國內政問題，而進入了美中對峙的格局。因此，六月之後，香港問題成為了美中貿易談判之外一大國力指標，兩國的你來我往其實都在探索對方的實力，也就是俗稱「試水溫」。過程就像玩大老二，開局時大家都不會攤出自己手上最大的牌，而是互相先試探一番，推斷其他人的實力再調整自己的策略。但我們都知道，隨著時光的流逝，大家的底牌愈難隱藏，總會有個轉捩點，使遊戲忽然從保守轉為進取。

近半年美中博奕最大的轉捩點之一，筆者以為是NBA開季前夕的「反送中推特」風波。這件事不單大大左右了美國民間對香港示威的同情及對中國之反感（近期愛默生學院和雷根總統基金會暨研究所的民調皆有力證明此點），更顯示了中國其實沒有足夠實力反制美國的底牌。

起初，中國官方與網民力竭聲嘶，NBA的球星以至管理層一時備受壓力，火箭隊主力哈登（James Harden）甚至說出「我愛中國」希冀平息事件。不過，隨著美國政界人士紛紛表達關注，NBA總裁席佛（Adam Silver）開始帶頭強調美國價值，後來甚至公開透露中國政府曾大力介入事件。

北京本來以為動用國家機器就能令美國企業屈服，最後見勢色不對，風向驟變，本來全國反NBA的聲音一下子消失，NBA常規賽在中國的直播如常。然而，悔之晚矣。這件事已鞏固美國整個社會的共識：擁抱中國令其成為民主國家實屬天方夜譚，對方已嚴重影響了美國利益及權利。中國在NBA風波計算出錯，為美國的對華鷹派提供更多的民意子彈和信心，後患無窮。

《香港民主及人權法》則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川普簽署法案前，中國用盡外交渠道警告美國，但當大局已定後，北京除了宣布制裁在中國根本沒有註冊的五個非政府組織（NGO），就是暫停審批美軍艦機赴港休整的申請而已，形成一種「雷聲大，雨點小」的風景——《紐約時報》一篇文章標題的字眼比較「溫和」：「象徵性報復」（Mostly Symbolic Move）。中國如此回應，等於公告國際社會：我之前都是虛張聲勢，其實手上的牌沒有J、Q、K、A、2。

所以，縱觀川普於11月27日簽署《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後的局勢，距今不過一個多星期，對華路線轉鷹的國家卻遠不只義大利。很大機會在本月中再徵收中國更多關稅的美國，《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已進入兩院和解程序（reconciliation），路透社又重提白宮數月前擱置了但不排除重啟，將華為排除出美國金融體系的計劃。日本和印度方面，似乎未必會參與由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紐西蘭方面，政府向國會提出法案以杜絕政治獻金。斯里蘭卡方面，新總統傳出有意撤銷租南部漢班托塔港給中國九十九年的租約撤銷（但難度不少）。加上澳洲、加拿大、日本、英國都陸續傳出可能制定跟進香港人權及民主情況的法案，可見一場新冷戰的雛形正在形成。

台灣要承認新冷戰正在醞釀

因此，臨近大選的台灣社會必須重新檢視香港反送中運動對自己的意涵。台灣不能只視之為「一國兩制的引誘如何威脅我國的民主制度」，更需要從新冷戰靠邊站的國際視野去理解運動對台灣的啟示。當然，新冷戰不可能一日生成。回顧冷戰，美（西）歐和前蘇聯到了1948年六月的第一次柏林危機才肯定兩個陣營在二戰抗德的合作關係已經徹底的告終。

也就是說，從1945年到一九四八年，發生了種種的事件，才導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與前蘇聯成為兩個敵我分明的陣營。川普上任迄今接近三年，而他開展美中貿易戰，大約是上年三月，迄今不過一年半左右。顯然，時間尚短，白宮和國會雖然形成了鷹派的氛圍，但未到徹底與中國決裂的地步，這也造成歐洲在美中之間有游梭的空間。

歐盟比較強大的法國和德國似乎對華態度不如美國般強硬，不過主因在於新冷戰未完全成形。德法都面對同一個問題：他們的國防終久需要依靠美國。現為柏林墨卡託中國研究所（MERICS）訪問學者，資深記者Noah Barkin就在《外交政策》撰文，指德國對中國科技的抗拒正在增強。歐洲最大電訊公司德國電訊亦已宣布暫停所有5G網絡設備採購交易，空穴來風，未必無因。

至於法國，其實和德國一樣，對美關係在川普上台之後屢見暗湧。中國上月宣布在巴黎成功發行40億歐元主權債券，法國變相讓中國有機會繞過美國集資，除了是借勢吸納擔憂脫歐的外資，也有借「中國牌」制衡美國之嫌。不單如此，馬克宏近日更在北約（NATO）峰會發表「北約腦死」、「北約重心應在反恐而非中俄」等言論。

馬克宏這類舉動也許令中國和法國民族主義者為之一振，不過平心而論，單靠歐盟根本無力制衡俄羅斯對歐洲大陸的地緣威脅（NATO成立的原委）。美國作為NATO出資最多的國家（參考NATO開支數據，美國今年為6,850億美金，歐洲加上加拿大只有2,990億美金），歐洲除非能破天荒釋除對俄羅斯的疑慮，根本難以擺脫對美國的依賴。因此，只要新冷戰的進展日趨成熟，歐洲也很難再在美中之間搖擺。美中涉及的利益交織確實非常複雜，但是無可否認，方向仍然是朝向新冷戰的定局。歐洲在新冷戰中靠攏美國，只是早晚的事。

如是者，今時今日宣揚寶島可以「經濟靠大陸，國防靠美國」的政客，肯定是不切實際。大選在即，要保障的不單是台灣的民主體制，也是台灣的經濟。以美中貿易戰時回流台灣的高科技工業為例，假若他們還以為可繼續與華為合作，只會受到美國的制裁。如何部置新冷戰的外交關係，將考驗新一屆政府及立法院，選民不得不察。台灣故然做不了哥斯拉，但至少要認清誰是哥斯拉，而非成為自我感覺良好的小鹿斑比。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香港《時代論壇》觀點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