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可能成為怎樣的大國

傅好文/翻譯:林添貴 2019年12月11日 07:00:00

中國及世界有其無限的機遇變化,探討中國在歷史上的反思,或許能夠更了解中國在未來幾十年可能如何運用其日益增長的國力。(合成照片/湯森路透/遠足文化提供)

從前有個國家,位居世界中心,其地位受到遠近各方民族承認。在今天,我們稱這個國家為「中國」。

 

使用「國家」這個字詞其實會騙人。今天我們在地圖上立即指認「中國」的這個國家,其實存在時間並不久。在其歷史大部分時間裡,這塊朝代嬗遞統治的土地,也不認為自己是個國家,更不用說它也不會視其鄰邦為國家。不論是就地理形式或就其思想的相關性或適用性而言,它是個帝國,而且大半時間是沒有邊界的帝國──法國人會稱之為影響範圍(rayonnement)。

 

有人會說,從來就沒有過更普世的統治概念。務實地講,對中國歷代皇帝而言,世界大略可劃分為兩個廣大、單純的類別──文明和非文明──意即有些人接受他是統治者、天子至高無上的地位,以及天朝價值的原則,另外一些人則不然──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化外之民。

 

在過去兩千年大部分時間裡,從中國本身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常態就是天下歸於一統,用中文來說,就是「天下」的觀念。這個詞不能拘泥字面來解釋。從很早期開始,中國就意識到遠方另有天地,包括其他偉大帝國(如羅馬)的存在,但它與這些遠方世界的接觸很薄弱,因此在經濟與政治意義上都不足為道。

 

在中華帝國的地緣政治上,對中國而言,在天下──從這個脈絡來看,有時可解釋為「已知的世界」──最重要的是一片廣袤、熟悉的地域,包括鄰近的中亞、東南亞和東亞。在這些區域當中,中亞對華夏權力(Chinese power)近乎持續的挑戰,而且經常是公然的威脅。中國歷代的版圖有大有小,大都視漢人與其西方或西北方民族(不論是突厥人、蒙古人、滿洲人、西藏人或其他族裔)的勢力均衡變化而異動。(中國曾經兩度遭到來自這些文化的入侵者之統治,一是1271年至1368年的蒙古人元朝,另一是1644年至1912年的滿洲人清朝。)

 

十分有彈性的大中華和平根基

 

在地理上,我們往往把海洋視為障礙,有效地將國家、區域和各個大陸隔離開來,而在遠古時代,更是幾乎使它們彼此孤立。但是東亞海岸以溫和銜接的月彎形,從朝鮮半島向南延伸到麻六甲海峽,更典型地扮演起華夏文化和聲威、華夏商務,乃至華夏權力的傳送帶,雖然只是偶爾才傳送硬權力。至少從唐朝(618-907)開始,直到1912年中國結束王朝嬗遞統治為止,在某種程度上,這個海洋區域的人民經常順服中國,承認其中心地位,鬆散地追隨其領導。

 

華夏權力以這種方式運作,支撐起人類文明最了不起的一種國際制度──有時稱為極其鬆懈的獨特形式,而中國以這種另類間接的統治方式治理相當眾多的人。這種描述未必恰當,因為中國與其東方鄰國的關係就有一些重要的變化,包括接觸與服從上的強度不同。

 

然而,在這個十分有彈性的大中華和平(Pax Sinica)的根基下,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前提相當合理地保持一致性:接受我們的至尊地位,我們將賜予以政治正統地位發展貿易夥伴關係──以現代國際事務語言來說,提供某種範圍的公共財(public goods)。這些公共財包括巡守海上公共領域、調停糾紛,准許接受中國近乎普世、以儒家精神為基礎的學習制度。在這個區域裡的核心國家,如朝鮮、越南和日益交惡的日本,中華價值、中華文化、中華語文、中華哲學與中華宗教,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中都被視為基本的參考架構,甚至是普世的標準。

 

這裡所謂的「制度」,即西方長久以來所謂的中國的朝貢制度(但中國人從不這麼認為)。這段期間可以上溯至漢朝(西元前206年-西元220年),中華帝國範圍內的民族定期派出「使節」,向中國皇帝行禮儀上的臣服。中國朝廷則透過賞賜方式賦予貿易權利,代表極大的恩惠,以作為雙邊關係強大的潤滑劑。中國人提到這種制度時,其語言文字往往充滿委婉而自大的言詞,經常把這類今天稱為外交政策的工作說成是「理藩」。

 

十九世紀有一段記載:「為了控制野蠻人,聖賢之君在他們來(入侵中國)時,要懲罰和抵制他們,在他們離去時,要有準備和戒備。如果被中國文明所吸引,他們會來朝貢,他們會受到禮遇,並維持鬆懈但不切斷的關係,因此若出了岔錯,其咎也在他們。」

 

在這個制度下,中國皇帝透過賜封方式承認外國領袖的頭銜。即使他們坐上寶座,馴服的進貢國新統治者仍需安於儲君的頭銜,靜候天朝皇帝賜下冊封詔書,以免冒犯禮儀。

 

中國發動侵越戰爭的原因

 

這件事有多麼嚴重,西元前二世紀一則發生在越南的故事是最鮮明的例子。當地的土王妄自尊大地在自己國家自封為皇帝,漢文帝的反應極為快速、明確。他下詔指責越南君主。南越國王的回應只能說極盡謙卑之能事,承認「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

 

來自中國的反彈可從兩個層面來談。再明白不過的是,這是在其本國內直接的聲明,大漢皇帝不會縱容任何人與他並肩而立。除此之外,中國也發出這樣的訊號:當覺得其中心角色或重大利益可能受到挑戰,中國決心到世界任何地方去干預。我們看到,1979年,也就是距離上述事件逾兩千年之後,中國發動侵越戰爭,仍是強調這個重點。

 

事實上,中國在前述事件後幾個世紀裡,曾多次出兵攻打越南,直到今天仍影響中越的雙邊關係。但是,動用武力遂行意志不是好辦法。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曾經寫道:「任何霸權秩序都是一樣,(朝貢制度)以軍事力量做後盾,當制度運作良好時,當涉及政治、經濟互惠的原則時,會允許長期的和平互動。」

 

一般來說,朝貢制度使中國的貿易讓利及不斷接待來訪外國使節團的費用,遠遠超過它和這些周邊小型社會商務往來可能獲得的收益。然而,這個說法忽略了此一制度對中國皇帝在國內的政治價值。鄰邦統治者獲得中國皇帝的承認是十分重要的,中國歷代皇帝得到四方外國人定期遣使叩頭,以示臣服其道德威望與權力,也十分重要。換句話說,當其他人願意恭順地向皇帝跪拜,他便可向國內證明他具有無上的道德權力,套句老話,他具有天命。

 

這個思維在中國帝制時期接近尾聲時,與朝代初建的漢朝一樣,一路世代相傳。當英國在十八世紀末期臻至全球大國巔峰,派出使節團到中國,試圖站在平等立場與大清建立關係,乾隆皇帝破例允許英王喬治三世的特使到北京「朝覲」。經過九個月的海上航行終於抵達中國,英方赫然發覺,往北京的路上掛滿大字旗幟,宣布這個歐洲人使節團是來向皇帝朝覲。沒錯,乾隆皇廷昭告民眾,愛爾蘭裔的使節團長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是英王王室成員,遠渡重洋來此「接受文明」。

 

維持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內政治安定

 

著名的哈佛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研究朝貢制度,他寫道:「大部分朝代在內亂外患雙重打擊下滅亡。因此每個政府都承受極大的壓力,要讓其對外關係吻合這個理論,確立他們統治中國的權威。」

 

這個思想的精髓甚至延續到當代的中國政治思想當中。2015年北京大學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緝思寫道:「打從『新中國』1949年建立以來,中國的外交及內政政策都服務相同的目標:維持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國內政治安定。」

 

在今天,西方國家很少人理解,大家視為理所當然的「國際制度」其實是晚近的發明。它形成於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就在中國受到其他國家壓制,以及它所支持的秩序、與回過頭來支持它相當長久一段歷史的秩序開始被取代之時,才開始拼組起來。

 

在現代世界誕生之際,中國正墜入其相對區域力量及影響力的最低點。中國長久以來的常態是,對它的價值與倫理、本身的文化,及本身無可置疑的中心地位,毫不動搖地堅信具有持久的普世性。新的西方式全球普世性,卻不是依據預設的世界自然階層,以中國為頂峰,而是假設清晰界定的國家一律平等(至少在法理和理論上如此),其立足點是猶太-基督徒的理念和體制、選舉民主普及化、公開貿易,而非經過管理的朝貢交易,甚至是快速出現的國際法體制。支持所有這些言之成理概念的當然是西方列強,到了二十世紀,就是美國的大國力量。

 

長久以來中國本身運作成功的國際制度,以及幾乎不受挑戰、天經地義的文明標竿地位,必然要改變,轉為它很難接受的大降級。然而,西方人卻忽略了,在過渡到現在我們所熟悉的這個世界的殘酷環境的過程中,中國的國勢卻是空前的衰弱,以致對當今之世的常態產生不尋常、深刻的愛恨交織心理,而今中國國勢日益強大,每過一年,這種感覺就日益明顯。

 

「百年國恥」

 

近五十年前,毛澤東以大體上經濟自給自足的方式統治,與戰後制度處於幾近永久性、革命性的緊張狀態時,費正清輕描淡寫地寫道:「現代中國在十九、二十世紀難以調適接受民族國家的國際秩序,有一部分是源自中國式世界秩序的偉大傳統。這個傳統至今仍留在中國人的思維當中。」

 

對於中國式世界秩序的沒落,最常見的描述是:粗暴的西方帝國主義向東亞大舉進軍。中國本身在其教科書和民族主義的文宣中,把建造現代世界的一百年稱為「百年國恥」時期──英國人發動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又洗劫北京。雖然西方列強侵略性地擴張進入東亞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是這段時期十分重要的事實,西方所達成的成績其實更像是改造了舊中國世界,旋即將它帶向更加劇烈的變化。其實這不是西方人造成的,而是自古以來東亞的臣服國家所造成的,因為中國的自我形象與地緣政治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已經變得難以為繼。

 

雖然亞洲許多國家都冀求進入剛萌芽的國際制度,但確切為這個區域持續兩千年的中國中心秩序拉下布幕的驅動者,無疑是日本帝國。1895年日本先在甲午戰爭中擊敗比它大許多的鄰國,此後五十年間更在評估國力的每項指標上,幾乎全都超越中國,直到二次世界大戰,才因軍事不知節制、濫肆擴張而戰敗,被趕出了中國。即使是因為美國出力才戰敗,往後數十年日本在多項指標上仍然領先中國,最明顯的是人均所得和生活品質。

 

不過,就科技進步和全球文化影響而言,日本領先之勢已逐漸縮小。日本攀升大國地位,很大一部分是以中國的犧牲奠立基礎,這證明以下這句名言歷久彌新:「同時出現兩個皇帝時,其中之一必須被毀滅。」的確,直到今天,東亞從未顯示大到足以容下兩個大國和平共存,而日後是否能容下一山二虎,這個問題一直是籠罩在本區域的陰影,也構成本書所要探討的許多問題。

 

從這個角度來看,朝貢制度在中國人心理上流連不去的地位,如今出現了新的重要性。中國被西方列強欺負、羞辱是一回事,中國思想家心理上卻相當寬慰,絕不會期待遠方夷狄接受中國的美德和文化優越。然而,中國在十九世紀末期開始被新興的日本擊敗,卻是另一回事──斯可忍、孰不可忍。因為中國人根深柢固的觀念是:日本天生就比中國低劣,它從文字、文學到宗教、治理,無一不源自華夏文明。

 

直到今天,這段歷史釋放出來的能量仍相當強勁。梁啟超是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知識份子的巨擘,也是中國現代民族主義誕生的代表人物,他曾經寫道,中國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把我國從四千年大夢中喚醒。」

 

二十世紀下半葉大部分的時間裡,包括很長一段毛澤東當權的時期,北京對日本採取比較寬鬆的態度,在1980年代初期展開中國所謂的改革開放時期,熱切地吸收日本的科技和日益增加的投資,並且研究日本的成功經驗。在這段時期,北京刻意不去強調過去的歧異。中國對於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優勢地位,在後毛澤東時期同樣採取大體上接受的觀點。

 

日本又回到中國人視線的中心位置

 

回顧起來,這兩個立場在不到十年之內因為中國國力突然大增,產生劇烈變化,論者往往會說,中國只是很務實地評估本身實力太弱,對上述兩種狀況都無能為力,因此只能集中全力悄悄地建設本身實力。它的確是這麼做了,如今隨著國力大增,中國的自我意識膨脹,日本又回到中國人視線的中心位置;北京對日本政策的焦點──事實上,對原本界定朝貢制度的整個海洋區域,尤其是越南和菲律賓,都是如此──即恢復從大中國觀點所認定的天然秩序。

 

我們必須說,這不僅是中國國家機關,也是日益上升的民粹民族主義所掛念的。因此之故,這個宏大規畫的成敗將深刻決定強悍的習近平以降中國領導人的正當性,甚至也可能決定中國共產黨的存亡。

 

然而,中國的終極目標絕不只是恢復類似區域秩序的舊貌,在全新改版的朝貢制度下,東南亞國家以及富裕且通常謙卑的日本,都將別無選擇,將它們的未來與其掛鉤在一起,向北京的權威俯首。一個更大、更有野心的目標已經逐漸浮現。中國這個野心從還未明言的行為中已可看出,它涉及取代美國在本區域的權勢力量,以其做為無可取代的踏腳石,逐步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大國。

 

時殷弘是中國最著名的外交政策現實主義思想家,曾經撰文描述習近平的目標是「給中國在亞洲和西太平洋一個主導角色──以美國的優勢作為代價」。他曾對我說道:「西方不應該再去多想如何將中國整合進西方的自由主義秩序,而應該試圖遷就中國。」他說,其最終意義就是美國接受於太平洋與中國在軍事上平起平坐,在中國近鄰海域讓出所謂「狹窄但充足的戰略空間」給中國,並且放鬆美國在本區域的同盟結構。

 

即使時殷弘身為備受尊崇的政策圈內人士,他的觀點並非官方觀點,但其指向一個或許堪稱我們這個時代國際關係領域最重要的問題:中國可能成為怎樣的大國?接下來各章冗長的內容讓我們在了解中國悠久的歷史之後,能夠理解中國過去如何構思並運用其力量。我不相信一些人所謂的文化基因,中國及世界有其無限的機遇變化,太複雜了,絕非如此單純。不過,引據這些傳統,並且探討一些中國在歷史上的反思,或許我們能夠更了解中國在未來幾十年可能如何運用其日益增長的國力。

 

※本文摘自《中國擴張:歷史如何形塑中國的強權之路》導論/遠足文化出版/作者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他的作品獲獎無數,兩度入圍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兩次榮獲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Overseas Press Club of America)新聞獎,以及尤里西斯國際報導文學獎(Lettre Ulysses Award)等。著有《被掠奪的土地:非洲的悲劇與希望》(A Continent for the Taking: The Tragedy and Hope of Africa)、《消失的上海》(Disappearing Shanghai: Photographs and Poems of an Intimate Way of Life)、《中國的第二個大陸:百萬中國移民如何在非洲投資新帝國》(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等。

關鍵字: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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