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與政治之間跌宕──讀王拓小說《阿宏的童年》、《吶喊》和《呼喚》

向陽 2019年12月13日 00:01:00

 

二○一六年八月九日,小說家王拓因心肌梗塞病逝,享壽七十二歲。王拓的一生充滿傳奇,他以小說家、評論家的身姿在一九七○年代亮麗地進入文壇,成為台灣鄉土文學陣營的新星。一九七六年,他出版第一本小說集《金水嬸》,以母親為題材;次年出版第二本小說集《望君早歸》,以八斗子漁村為背景。這兩本小說集,細膩地刻繪了一個母親的勤樸、堅忍和慈愛的圖像,也寫出大時代變遷過程中一個漁村的困頓、破碎與悲涼,被譽為戰後台灣鄉土文學的代表作,讓他與寫出系列工人小說的楊青矗,同被視為底層代言的小說家。

  

寫作小說的同時,他也以文學評論受到文壇矚目。出版《金水嬸》之前,他推出的第一本文學評論集《張愛玲與宋江》;與《望君早歸》一併出版的是第二本文學評論集《街巷鼓聲》,可以看出他右手小說、左手評論的橫溢才氣。《街巷鼓聲》中收錄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更是他在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初起之際(四月)發表的宏論,強調:

 

現實主義的文學是根植於我們所生長的土地上,描寫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奮鬥與掙扎、反映我們這個社會中的人的生活辛酸和願望,並且帶著進步的歷史的眼光來看待所有的人和事,為我們整個民族更幸福更美滿的未來而奉獻最大的心力的。

 

這篇擲地有聲的評論,使他成為捍衛鄉土文學正當性的健將,也使他成為其後黨國機器發動鄉土文學論戰的箭靶。當年八月,彭歌就發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一文,點名批判他和尉天聰、陳映真「不辨善惡,只講階級」;接著是余光中發表〈狼來了〉,指稱鄉土文學和中國的工農兵文學「似有暗合之處」。在這個風聲鶴唳的階段,王拓毫無所懼,既寫多篇評論一一反駁黨國機器,也以堅實的小說作品回應指控,並印證他的現實主義文學論述。

  

文學評論或許讓王拓感覺到無力吧,在鄉土文學論戰期間,他也開始為蘇慶黎創辦的《夏潮》雜誌撰寫一系列黨外人士的專訪稿,先後訪問了當時的省議員林義雄、周滄淵等,一九七八年他自費出版政治評論集《民眾的眼睛》、訪問稿《黨外的聲音》,隨即遭到警總查禁。文學的無力,讓他感到投入政治改革的急迫性,於是以黨外身分參加當時的國大代表改選,這是他投入政治運動的重大轉捩點。遺憾的是,當年十二月台美斷交,蔣經國宣布停止一切選舉。這個事件導致黨外人士的不滿,延伸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爆發了高雄美麗島事件,王拓也因此遭到逮捕,繫獄六年。

  

獄中六年,王拓重拾文學之筆,先後完成兒童故事《咕咕精和小老頭》、《小豆子歷險記》、《英勇小戰士》三部;長篇小說《牛肚港的故事》、《台北‧台北》初稿於台北監獄。一九八四年出獄後,他一度想要放棄政治之路,進入漢洋飼料公司擔任副總經理職務,後又因公司不堪黨國機器的騷擾辭職。

  

一九八七年,他在陳映真力邀下進入任《人間》雜誌擔任社長,同年五月,「夏潮聯誼會」成立,他獲選為首任會長,並參與工黨創黨工作;次年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他率領「外省人返鄉探親團」訪問西安、北京;十一月加入民進黨。這是他政治生涯的另一個轉折,從主張中國統一的夏潮聯誼會退出,走回主張民主自決的本土政黨之中。王拓何以做出如此曲折的轉變?他的心路歷程如何?一直是外界想要了解的謎團。

  

加入民進黨之後,王拓先後代表民進黨當選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一九九一)、參選基隆市長,但未當選(一九九三),後又當選並連任四屆立法委員(一九九五─二○○七),在這段國會問政的忙碌生涯中,他曾動念於舊日的文學之夢,在二○○五年完成一部自傳性的小說《阿宏的童年》,但並未出版;二○○八年二月他接任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但為時甚短,五月就轉任民進黨祕書長,至二○○九年卸任;二○一一年他重返文學,以他經歷過的一九七○─八○年代為題材,撰寫自傳性的小說《吶喊》和《呼喚》兩部,連同先前完成的《阿宏的童年》,成為他生前來不及出版的遺作。

  

從漁村貧困家庭的孩童,到以漁村小說、文學評論驚豔文壇,捲起鄉土文學論戰的青年作家;從投身社運、參與政治改革運動、加入黨外運動,因美麗島事件繫獄,到參與被視為統派的夏潮聯誼會,到加入民進黨,擔任黨政要職;乃至於晚年不忘初衷,重拾寫作,留下遺稿。王拓的一生傳奇多折,一如驚滔拍岸、駭浪捲潮,以文學書寫土地與人民,是他的最愛;以參與政治改變社會與時代,則是他不得不然的選擇。在文學與政治之間、在國家前途應統或應獨之間,想必他也充滿抉擇的艱困吧。

  

在他遠行之後,這樣的謎團,是否會就此成為一則懸疑?

 

  

這些謎團,在王拓走後留下的三部遺集《阿宏的童年》、《吶喊》和《呼喚》中可以得到一些解答。

  

這三部遺集是在王拓去世後,由他的哲嗣王醒之整理而出。《阿宏的童年》初稿完成於二○○五年四月七日,修訂於五月七日母親節前夕;《吶喊》初稿完成於二○一二年七月三日,修訂定稿於二○一六年三月廿九日;《呼喚》初稿完成於二○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經過三次修訂,定稿於二○一六年七月十四日,去世前廿六天。從完成初稿到其間一再修訂,足見王拓晚年重拾文筆的用心與寫作之嚴謹。

  

這三部都屬自傳性小說,《阿宏的童年》以「王宏」為主人翁,寫八斗子漁村孩童阿宏的童年經驗,以及他和母親「金水嬸」的母子親情。王宏當然是本名王紘久的王拓代稱,全書從第一節「早晨的太陽」寫起,至第十三節「我考上省中了」結束,從誕生寫到父親過世當天母親的悲哭,王宏「他的眼淚也止不住漣漣地流了下來」終篇。整部小說宛然一首孤苦少年的成長樂章,在八斗子漁村、周邊海域的點綴下,寫出了王拓童年及少年時期的桀敖不馴,求學過程的的生命經驗,相當動人。

  

《吶喊》寫的是一九七○年代黨外運動的故事,主人翁改了另一個名字「陳宏」,同樣是王拓的代稱。小說從阿宏長大後回鄉,參與反八斗子電廠(小說中為「南仔寮電廠)帶來的汙染和基隆市的垃圾處理問題寫起,整部小說的時代背景大約置放在黨外運動初起的一九七○年代,寫「陳宏」的憤怒青年時期,小說以陳宏和女主角「鄭黎明」之間的似有若無的深厚情誼為經,帶出陳宏與《夏潮》雜誌及左派知識分子的往來,保釣運動之後黨外運動陣營的統獨矛盾結構,陳宏與《台灣政論》、《美麗島》領導人物的接觸,擔任《健康世界》雜誌總經理遭到情治單位盯梢的經過,接著寫到鄉土文學論戰期間的杯弓蛇影,許信良退黨參選桃園縣長以及中壢事件的發生,陳宏被逼辭掉《健康世界》工作決定參選國大代表的心路和參選過程,以及因為台美斷交國民黨取消選舉之後黨外政團的憤怒…..,最後寫到終章發生於一九七九年的「橋頭事件」(黨外人士為余登發父子遭國民黨逮捕發起的示威遊行事件)落幕。

  

這部小說相當清楚地寫出王拓在一九七○年代棄文從政的過程,是他的回憶錄,但以小說的方式處理。王拓在書後跋文〈如釋重負〉這樣說:

 

 這本小說所寫的,就是這樣的故事,是我所經歷的時代與社會真正發生過的故事。書中主要人物們的思想、言論和作為,在當時都好像來自地底的聲音,被冰封的大地隔絕了,一般人聽不見、看不到。他們的聲音發不出正常的能量,他們是一群被打擊、被壓迫,卻又堅持理想、熱情,勇敢反抗的人。

 

 我寫的是這群人的故事,但它是小說,不是歷史。因此,其中的人物和他們的故事雖多取材於現實,但絕大部分又都出自於我的想像和虛構。例如,小說中的主角陳宏和鄭黎明,雖都確有其人,但他們之間的愛情則純屬虛構。其他人物的故事也都與此類似。

 

 我雖然想忠實於歷史,但卻更希望忠實於小說。我要反映和描寫的是在翻轉中的人性的故事。

 

從回憶錄的角度來看,《吶喊》應該是真實地呈現了王拓何以從文學青年走向革命青年的心路歷程:在推動文學和社會改革的過程中,屢遭國家機器的打壓,理念和理想受到政治壓抑,甚至工作權(職業)也遭到剝奪;而更重要的是,面對國家前途、社會沉痾、民怨沸騰,具有正義感的他除了口誅筆伐之外,更應該捲起袖口,勇敢「造反」。初始不想涉入政治的王拓,最後選擇放棄創作遠景,投身黨外運動,理由應在此。

  

從小說的角度來看,王拓自謂「優秀的小說往往比歷史更能接近人性的真實。這是我希望達到的境界。」他以虛構的情節(如陳宏和女主角鄭黎明的愛情)串聯發生於一九七○年代的反對者群像,凸顯他自己和書中的人物們(知識分子與黨外政治人物)的思想、言論和作為,通過事件和相關人物的對話,的確鮮活生動地勾描了在動亂年代和重大事件中的不同人物的形象和取捨。

  

這樣的敘事手法,以虛構情節呈現歷史真實(不為人知的內幕和思辨),在他追溯一九八○年代的小說《呼喚》中也同樣具有力道。《呼喚》的主角以「林正堂」代稱(一樣是王拓自身),寫他從美麗島事件繫獄六年,出獄之後的故事。小說第一章從林正堂辭掉漢洋水產飼料公司的職務(實際發生於一九八五年)寫起,以黨外人士要求平反二二八為楔子,展開敘事。在這部小說中,同樣虛構了林正堂和女主角「顏素如」(《吶喊》中的「鄭黎明」)若有若無的愛憐情節,帶出主角從一九七○年代《夏潮》雜誌到一九八○年代《夏潮聯誼會》的變化。第三章之後寫陳映真(書中名「蔡惠德」)和《人間》雜誌(書中名《民間》)找林正堂擔任社長、以及組夏潮聯誼會請他擔任會長(一九八七),其後籌組並創建工黨,後又退出工黨的過程,情節描繪以對話出之,人物角色塑造相當鮮明……;接著描繪林正堂率領「外省人返鄉探親團」訪問西安、北京的經過,以及回國後加入民進黨,與夏潮聯誼會漸行漸遠的抉擇。

  

小說的高潮放在第十七章,一九八八年二月蔣經國過世之後,林正堂到《民間》雜誌上班,收到顏素如寫給他的訣別信,得知她罹患肺癌,即將告別人世的訊息而痛哭;接著寫蔡惠德(陳映真)約他相談,準備籌組「中國統一聯盟」,問他如果想參選,「願意用中國統一聯盟的身分參選嗎?」如果不想參選,「願意來擔任統盟的主席或祕書長嗎?」當時李登輝已經接任總統,統派擔心台獨勢力擴張,這是陳映真的想法──林正堂在對話過程中,似乎也被一起討論的「孫志威」的言談激怒了,小說中這樣描述:

 

「你這個中國統一聯盟是誰統誰呢?台灣統一中國?那已經有國民黨在台灣喊了幾十年了,而且,那也只是騙人的口號,誰信呀?如果是要中國統一台灣,那就去請中共的百萬大軍跨海來打吧!」林正堂冷冷地望著孫志威,堅定地說,「那時,我一定捲起衣袖跟你的祖國對幹了!」

 

這一席對話相當漫長,卻翔實地再現了林正堂(王拓)和蔡惠德(陳映真)後來在政治認同路口分手的關鍵因素。談話即將結束前,還有這一段對話:

 

 

「怎樣?如果我參選而加入民進黨,我們的友誼就斷了嗎?」林正堂猛地乾了杯,望著孫志威狠狠地說,「他媽──的!有這麼嚴重嗎?」

 

「會,就是會這麼嚴重!」蔡惠德一手夾著紙菸,一手拿著酒杯,以沉重的聲音說,「因為你的選舉不是為了宣揚理念,而是為了當選。當你的選民大多數是台獨時,你想不變也不可能了,不是嗎?」

 

「哈哈,原來你們是這樣想的!……沒關係啦!」林正堂又把每個人的酒杯倒滿了,然後,高舉了酒杯說,「我會不會再參選?等我想好了,我會告訴各位老兄弟。現在乾了這一杯,我就要回南仔寮了,我們最近會有一場強烈的抗爭,我會讓基隆人抓狂!滿地都是垃圾!」

 

這段對話清楚呈現了曾經是左派同志的陳映真和王拓兩人的相互告別。中國統一聯盟隨後於一九八八年四月成立,陳映真為首任主席,王拓則於當年十一月加入民進黨,向他年輕時的思想導師陳映真及其統一主張說了「不」。

 

 

王拓過世後,醒之就交給我這三部小說的影印稿,我多半是在入夜的暖暖捧讀。從《阿宏的童年》寫的王拓十五歲之前的生命故事,到《吶喊》和《呼喚》所描繪的台灣大轉捩時期的黨外政治運動與鄉土文學風潮,王拓都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讀這兩本自傳性的小說,讓我對王拓為社會弱勢仗義、為土地環境奔走,以及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的終極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與感動。

  

我還記得,一九九七年鄉土文學論戰廿周年時,王拓以他成立的春風文教基金會舉辦「青春時代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廿週年回顧研討會」,王拓邀我擔任其中一場座談會主持人。但會場中並未見當年與他並肩作戰的陳映真前來,我問王拓為何如此,他笑笑地說:「你知道,大頭仔就是這樣……。」現在讀了《吶喊》和《呼喚》,真相終於浮出。王拓生前因與陳映真的關係深厚,常被獨派視為統派;如今我才知道,他在主持《人間》雜誌、擔任夏潮聯誼會創會會長之後,也被統派視為獨派。但他一生,無論是文學書寫或政治參與,其實理念如一,從未更易,一如他的小說,都與八斗子、「金水嬸」有關,他的政治參與都與弱勢者、環境保護、人權維護有關。他的書寫,未嘗一刻離開土地與人民,而非統或獨的單一選擇,這都具現在這三部遺作之中,可供檢驗。

  

遺憾的是,天不假年,《吶喊》和《呼喚》並未處理他在美麗島事件扮演的角色和繫獄後的經歷,他可能想用另一部長篇小說來處理,但尚未著墨吧;醒之告訴我,王拓原來要寫三部曲,未寫出的一部題為《糾纏》──主題會是改變他人生行路的美麗島事件嗎?或者他想延續《吶喊》和《呼喚》,書寫進入一九九○年代統獨紛爭、藍綠衝突的議題?這缺憾也已還給天地,無可也無需彌補了。

 

※本文作者為詩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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