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逾百日的抗爭，香港的局勢逐漸走向火車對撞的局面：當局要麽是完全妥協，要麼是全面打壓。林鄭月娥顯然不會選擇妥協：在九月十七日的記者會上，她表示政府已經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案，就無法再答應「和香港的核心價值相違背」的訴求。除此之外，她亦譴責抗爭者使用暴力，並肯定警方「不偏不倚、一視同仁」的嚴正執法（《眾新聞》，二○一九年九月十七日）。在她發言之時，警方已累積拘捕一千四百名抗爭者（《香港01》，二○一九年九月廿日），到十月底被捕者人數則暴增至逾三千人（《明報》，二○一九年十一月四日）。林鄭大概認為只要將抗爭者全數拘捕，就可以令抗爭無以為繼。當局的支持使警方有恃無恐，其鎮壓手段日趨殘酷，圖謀以非常手段對抗爭者秋後算帳。

在十一月四日凌晨，警方鎮壓在將軍澳的抗爭，期間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於尚德邨停車場墜樓，警方卻攔截前赴救援的救護車（《立場新聞》，二○一九年十一月四日）。周氏因硬腦膜下出血性命垂危，卻因警察濫權被拖延診治近半小時，最終於四日後傷重不治（《立場新聞》，二○一九年十一月八日）。抗爭者矢志為周梓樂報仇，呼籲民眾罷工、罷市、罷課，並於十一日起佔路抗爭，而警方則決定以硬碰硬。在當日早上，警員關家榮於西灣河以實彈射擊兩名佔路抗爭者，其中大專學生周柏均因傷及肝臟和腎臟一度徘徊生死邊緣，而同日有親政權人士與抗爭者衝突被引火焚身（《立場新聞》，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警方亦針對各大專院校，企圖闖入校園拘捕抗爭者，警民衝突於中文大學發展為圍城戰。學生及前來增援的抗爭者以汽油彈對抗，警方則無節制地發放逾千枚催淚彈，使校園淪為硝煙彌漫的戰場。在師生多番催促後，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於十二日晚間到前線與警方談判，事後卻被催淚彈襲擊（《立場新聞》，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即或如此，抗爭者在隨後仍能守住校園及科學園之間的高架橋，而各區的抗爭者亦為「圍魏救趙」而上街抗爭，迫使警方放棄入侵校園的行動（《立場新聞》，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之後衝突稍為緩和，學生及抗爭者一度為是否繼續固守而爭論，但最終大部分人於十五日晚平安撤出校園（《立場新聞》，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在隨後的週末，警方出動裝甲車、水炮聲和音波炮，警員則佩上裝滿實彈的步槍，從四方八面攻擊位於海底隧道紅磡入口旁的理工大學。在理大的抗爭者於十七日晚被圍困，只能以弓箭和汽油彈自衛（《立場新聞》，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警方在當晚亦拘捕五十一名於前線救援的義務急救員，當中有至少五名醫生，他們在被反手束上手帶後遭押走（香港《蘋果日報》，二○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其他的抗爭者則嘗試反包圍警方，警民之間徹夜衝突，戰火漫延至九龍各區。在理大的抗爭者於十八日多次嘗試突圍，卻未能衝破警方防線。當晚成千上萬的民眾走到理工大學附近聲援，一批中學校長、神職人員和律師亦到場與警方談判。警方答允讓未成年抗爭者在登記個人資料後自由離開。然而警方卻堅持要拘捕所有步出理大的成年人，只願意承諾讓律師及校長團在場陪伴，以保證被捕者免遭暴力（《立場新聞》，二○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警方亦暫緩對理工大學的攻勢，有逾百名抗爭者趁機突破游繩成功逃離現場（《明報》，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但亦有抗爭者在試圖經下水道逃走時吸入沼氣受傷（《香港01》，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到十九日上午仍有數百名抗爭者留守理工大學，惟其傷員眾多、糧水亦將耗盡，當日有二百卅五名抗爭者需送院救治，而截至下午則有逾六百人棄守投降。即或如此，有約百名抗爭者決定死守到底：他們認為被捕難免、又不願為正義的事認錯，就決意以「齊上齊落」的心態與理工大學共存亡（《立場新聞》，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雖然此後陸續有留守者因心力交瘁、體力不支而被迫棄守，但在一個星期後仍有少數抗爭者固守陣地與警方對峙（《明報》，二○一九年十一月廿五日）。

約百名理大抗爭者決定死守到底，認為被捕難免、又不願為正義的事認錯，就決意以「齊上齊落」的心態與理工大學共存亡。（湯森路透）

一致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香港局勢升溫，使民間外交尋求外援的努力取得成果：美國參議院於東岸時間十九日黃昏一致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立場新聞》，二○一九年十一月廿日），翌日眾議院在以四百一十七票贊成、一票反對，通過參議院版的法案，並送交總統川普簽署。即使總統反對法案，在退回國會再次表決後，法案仍會自動成為法律（《立場新聞》，二○一九年十一月廿一日）。然而中國一直輕視香港特有的國際身份，把黨國主權凌駕香港人之自由民權，從而認定香港的抗爭是美國撐腰的「顏色革命」（《人民日報》海外版，二○一九年八月廿九日），因此深信任何退讓都是對分離主義示弱。獲北京撐腰的特區政府就根據這種邏輯動用各種法外手段打壓抗爭。即或如此，中國因需要從香港取得外匯，無法輕易派兵鎮壓（《香港經濟日報》，二○一九年十月廿九日），就只能靠香港警方以超限戰的方式對付民眾。

只可惜他們殘暴有餘、能力不足，既無力完全控制局勢、又經常因執法不公激起民憤。如此香港之局勢，與一九六○年代末至一九九○年代初的北愛爾蘭不無相似之處：抗爭縱使有時候會稍為沉敍，社會卻因政權鍥而不捨地鎮壓，維持緊張肅殺的氣氛，並定期爆發激烈的武裝衝突（冼樂石，二○一九）。若然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最終會變成長期抗爭，那麼香港的未來，就取決於香港人能否確立命運共同體的自主意識。

香港人在己亥春夏之交起，就一直為家邦的自由奮戰：這種自發的大規模群眾抗爭乃香港史之首次。根據香港民意調查所的民意調查，香港民眾對己亥事變之紛擾，多視為政府和警方之責任：自十月中起，有逾六成受訪者不信任北京政權、特區政府和警方，亦有逾半受訪者對警方零信任，認為警隊必須改革重組。民調亦顯示香港人愈來愈同情新興的武力抗爭：在十月中有近四成受訪者認為近期抗爭中並無令人難以接受的過激行動，有逾半受訪者贊成抗爭者以武力自衛，並只有四分之一受訪者堅持抗爭者不應採用任何武力（《明報》，二○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不過在理工大學之圍發生後，雖然社會仍普遍不信任政權和警方，但其不信任度稍有緩和之勢。而受訪者對勇武抗爭的評價亦趨向兩極化。這代表著親中媚共的勢力正努力從事反動員，以圖動員保守民意與抗爭者作對（《立場新聞》，二○一九年十一月廿二日）。

在十一月廿四日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在這種社會形勢下演變成各種政治立場之間的總對決。過往由於區議員職權有限，區議會選舉之投票率一直偏低，使資源充足的建制派能輕易透過恩庇侍從關係取得優勢。但這次選舉卻有近三百萬選民踴躍投票，而投票率更達百分之七十一點二，為香港選舉史上之新高。選舉結果毫不含糊地反映主流民意傾向同情抗爭者，而對為政權暴力撐腰的建制派深惡痛絕。建制派完全喪失在區議會的固有優勢：在四百五十二個議席中，建制派只能取得五十九席，其重量級人物幾乎全軍盡墨，能成功連任的只有李慧琼、柯創盛和謝偉俊等人。

原先不被看好的在野派卻以狂風掃落葉的姿態取得百分之五十七即約一百六十七萬的選票，從而得到三百八十八席，佔總席次的八成半。而大埔區議會和黃大仙區議會的議席，更是由在野派全數囊括。而多位社運出身的政治素人亦旗開得勝，比如在雨傘革命期間的學聯副秘書長岑傲暉當選荃灣區議會海濱區代表、佔中案被告張秀賢當選元朗區議會元龍區代表、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岑子杰當選沙田區議會瀝源區代表、魚蛋革命案中為盧建民辯護的訟師劉偉聰則當選深水埗區議會又一村區代表、而留守理工大學的公民記者梁柏堅則當選灣仔區議會大佛口區代表（《立場新聞》，二○一九年十一月廿五日）。

香港人本土意識空前高漲

不論如何，有燈就有人，只要愛護家邦之心不息、捍衛自由與尊嚴的抗爭也不會無疾而終。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在二○一九年六月反送中抗爭展開之時，香港人之本土意識空前高漲。有百分之七十六點四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廣義香港人、有百分之五十二點九認為自己是純粹香港人、認為自己是廣義中國人的則只有百分之廿三點二。而在十八至廿九歲的受訪者中，有百分之九十二點五認為自己是廣義香港人、有百分之七十五認為自己是純粹香港人、認為自己是廣義中國人的只有百分之六點九。誠然香港人即使抗拒中國人身份，也不代表他們支持香港獨立（《香港01》，二○一九年十月廿九日）：香港形勢日趨高壓，民眾也顯然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也就無法想像獨立建國的前景。然而，構成「香港獨立」的元素，比如不受干擾的民主自治、維護既有語言、文化和生活方式、以至在國際社會中有異於中國的獨特身份，這一切毫無疑問都是香港人的共識。

就如國族主義研究大師管禮雅（Liah Greenfeld）所指出，以世俗化的方式追求平等的普羅主權，這種思潮也就是公民國族主義（Greenfeld 1992）。香港人在反送中抗爭中，已經有無計其數的公民各司各職，同仇敵愾地為「還政於民」、「主權在民」的理念團結抗爭。香港國族已經誕生，並已在人類歷史中留下自己的足跡，此乃毋庸置疑的事實。在二○一九年九月，一群熱心網民為了向抗爭者打氣，寫成《我願榮光歸香港》一曲。此曲一出，即風行全港，並以國歌之姿成為反送中運動的主題曲。這首香港國族主義色彩濃厚的頌歌，無疑乃當今香港時代精神（Zeitgeist）的寫照：

何以這土地淚再流

何以令眾人亦憤恨

昂首拒默沉 吶喊聲響透

盼自由歸於這裡

何以這恐懼抹不走

何以為信念從沒退後

何解血在流 但邁進聲響透

建自由光輝香港

在晚星墜落徬徨午夜

迷霧裡最遠處吹來號角聲

捍自由 來齊集這裡 來全力抗對

勇氣智慧也永不滅

黎明來到 要光復這香港

同行兒女 為正義時代革命

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

我願榮光歸香港

※本文摘自《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左岸文化出版／作者為開業醫師，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業餘香港研究學者，研究範疇包括香港歷史、中國邊陲史以及國族主義。著作包括《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與伍子豐、易汶健合著，東寶製作），《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青森文化）及《思索家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前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