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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是怎樣沒有了底線的

盧郁佳 2020年01月02日 00:01:00
沒有傷害,是一種值得追求的理想。而為了避免傷害,社會可能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去維持現狀。(湯森路透)

沒有傷害,是一種值得追求的理想。而為了避免傷害,社會可能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去維持現狀。(湯森路透)

關注香港,就是關注我們自己

 

編按:為關注香港今年以來不間斷的示威抗爭,以及種種違反人權處置情形。台灣出版自由陣線特邀作家撰文,並將系列文章刊載於《上報》,此文為系列三,期待讀者們共同討論

 

沒有傷害,是一種值得追求的理想。而我永遠不會知道,為了避免傷害,社會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去維持現狀。

 

二O一四年反服貿運動時,出版社和雜誌的編輯、業務、企劃、作者、書店員工、設計師等,組「台灣出版陣線」(台出陣)參加示威。同時聚會、座談,並在臉書社團上討論改善出版業的惡劣生態。因為出版社只要把新書送進書店,就能換得資金,所以當銷售下滑時,除了設法做出暢銷書,就是出版更多書、打更低的折扣來填補資金缺口。書店的折扣戰犧牲正常利潤,鼓勵內容輕薄短小、快銷快褪的流行實用書,像是勵志書、減肥書,而不利於需要更大資本製作、也要靠長銷支撐的人文社科書生存。

 

編輯被迫免費加班出更多書,無法跟台灣作者花時間琢磨內容,而更依賴歐美日韓中翻譯書,忽略台灣許多迫切的問題需要研究解決。大型出版集團多向折扣妥協,要業界聯合推動圖書統一定價制已不可得,那麼就從市場著手。在台出陣我提議仿照公平貿易標章的概念,設計公平書價標章來告訴讀者,這本書不打折。用短語傳達感謝,因為讀者用全價買書不折扣,可以幫助書業改善過勞耗竭的生態,成就未來許多重要的自製書得以誕生。

 

提出時,有位小型出版社的總編輯立刻熱情響應,說她的下一本書就要這麼做。

 

瞬間我想到,未來她帶這本書到書店的會議室介紹、建檔時,書店品牌經理的驚訝和嫌惡,設法掩飾和行銷上的漠視報復。一本新書面世僅有的機會,可能就是上市一個月內書店配合的曝光,沒有拿到網路書店版位,讀者沒有機會看到這本書,就等於沒出過。想到讀者在實體書店拿起這本書,翻到封底才第一次聽聞此事,我要怎樣確定他會感興趣和支持呢。我忽然發現,宣傳和醞釀不夠,我等於送她的書上戰場當砲灰。要是書因此滯銷,以後還有誰的書敢貼上這個公平書價標章?估計沒有勝算,於是我秒撤提案。

 

書店的折扣戰犧牲正常利潤,鼓勵內容輕薄短小、快銷快褪的流行實用書,像是勵志書、減肥書,而不利於需要更大資本製作、也要靠長銷支撐的人文社科書生存。(資料照片)

 

對此總編輯似乎驚訝,但接受了。我回家仍想不出避免傷害的方法。後來我沒再提,也沒有人提。抗爭的方法仍是找經費辦演講。

 

說是運動,但大家聚會一起發牢騷,完了還是回家血汗加班,指望下一本書會賺錢,設法從剝削自己的體制當中得到好處,不然呢。因為出版社和書店兩邊大家都是好人,工作也都這麼辛苦,所以說實在得罪不起任何窗口。大家都累到不可能搞什麼反抗運動了,只能各人顧各人。最後我既不知道我該做什麼,也沒去執行。這次沉默的我,罪加一等。

 

 

五年後,二O一九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雖因反對《送中條例》而起,但在政府催淚彈、發動輿論鎮壓下,進一步提出了普選要求。這目標,外界公認不可能。看著解放軍大批軍車入邊境的畫面,台灣許多臉友都聯想到六四鎮壓、滿地血肉,心揪成一團,呼籲示威者躲起來吧,不要送死。但即使示威者自殺、被殺,死傷無數,印尼女記者中彈失明,警方公布發現抗爭者陳彥霖等人浮屍,中文大學女生吳傲雪公布親歷男女示威者被押到新屋嶺拘留所性侵、拷問,伊莉莎白醫院少女遭四警輪姦墮胎,青年示威者周梓樂墜樓死亡,示威仍持續到了十二月。

 

台灣網友每天都在流傳現場影片:警察抓住女示威者對她揉胸,或壓制在地用下體連續蹭女生頭臉,或強硬掰開女生大腿,或當街包圍拘捕沒有參與示威的年輕美麗女性居民。一個女孩子在機場被警方圍住,半分鐘後警察散開,她已癱軟像死屍,失去意識被拖走。警察配戴金屬護膝,抓人時往前一踢示威者下體,把示威者押在地上時又膝擊,輾碎大批示威者骨盆。成群警察把幾個示威者壓制在地,拿磚塊連續砸示威者腦袋。

 

被捕的英國大使館前館員鄭文傑、外國記者在不同地域都發現,中共把大批香港示威者押運北上拷問。中國流亡者郭文貴說,中大、理大事件中,許多中國人警察藏匿在校內女廁強姦示威者,導致受害少女精神失常。這些中國人警察不但在香港強姦男女示威者,也把他們押運北上讓其他中國人警察強姦。

 

沒有人知道中共會做到這種慘絕人寰的地步。但現在大家都知道了。示威者沒有退卻,繼續出來抗爭。(湯森路透)

 

沒人能阻止中共的暴行,但香港示威者這樣可以嗎?仍不退卻嗎?

 

幾年前,獄中勇武派政治人物梁天琦曾說「勇武無底線」,意思是犧牲無底線、付出無底線。他說這些話的時候,還沒有人知道,中共會做到這種慘絕人寰的地步。但現在大家都知道了。示威者沒有退卻,繼續出來抗爭。

 

 

我發現,其實五年前我腦袋已經被滲透了。為什麼我會以為,抗爭要避免別人付出任何代價?

 

應該是在更久以前,從九O年代社運風起雲湧開始,主流大報新聞的角度就是抗爭「社會成本過高」:台灣社會整天抗爭,外商看了害怕,就不敢來台灣做生意,結果台灣就會變成菲律賓、經濟蕭條、大家失業了。跨國企業工廠污染農地,農民抗爭,外商也不來台灣投資了。一九九一年羅大佑〈大家免著驚〉的台語歌詞「廟內廟外認真流汗沃土地,但是遊街甘著拼來廟埕坐」,意思是說,示威幹嘛一定要到中正紀念堂靜坐?

 

--一九九六年,多家紡織、製衣廠惡性倒閉,員工討不到退休金與資遣費,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勞工在桃園臥軌抗爭後,勞委會準備代替勞工向老闆求償,提供工人創業貸款、就業補助。二O一二年,勞委會向勞工追討這筆錢,導致勞工二O一三年在台北車站臥軌抗爭。新聞受訪者抱怨:「關廠工人找錯對象,應找政府部門抗議,不應影響旅客權益。」勞委會主委及勞動部長潘世偉說「不應將勞工的身體當成工具」。

 

--長榮航空罷工,資方要求先結束罷工,有事好好談。輿論也罵工會貪婪,有事為什麼不坐下來好好談,為什麼要罷工讓公司燒掉二十億?

 

--今年臉書上三位年輕女性#me too控訴民進黨名嘴約會強暴,網友懷疑,為什麼不報警提告,為什麼要用一面之詞毀掉名嘴也毀掉自己的名譽?

 

假扮中立打壓抗爭的起手式:「抗爭者為什麼不用更好的方法?」把解決問題的責任單方面歸諸抗爭者,斷定一定有其他方法可以更和平不擾人清靜、避免傷害。

 

從小影視流行音樂都灌輸我們「冤冤相報何時了」、「忍一時之氣,免百日之憂,幸福常在你左右。追求幸福要忍耐」,絕不能以暴易暴。反服貿運動大台虔信甘地非暴力,既讓輿論支持抗爭,警方也找不到藉口升高鎮壓,這不是很好嗎?

 

其實甘地的非暴力神話,是英國政府、媒體吹捧出來的模範抗爭者。若沒有尼赫魯等各派領導人的暴力路線,甘地的非暴力路線一點用都沒有。獨裁政府最希望抗爭者永遠停留在非暴力,走議會路線指望選票解決一切問題,那麼政府只要玩弄選制選區、用分贓操縱選舉就可以。

 

獨裁政府最希望抗爭者永遠停留在非暴力,走議會路線指望選票解決一切問題,那麼政府只要玩弄選制選區、用分贓操縱選舉就可以。(湯森路透)

 

長榮航空罷工前,工會和資方協商二、三十次都毫無結果。若沒咬牙罷工,難有進展。全國關廠工人連線三百人「蛋洗」勞委會抗議,勞委會主委潘世偉避不見面。勞工唯有癱瘓台鐵,要潘世偉出面。勞工若不把自己的身體當成工具,勞委會怎會上談判桌?

 

升級暴力的時機、策略當然重要。但台灣輿論看待受害者的道德標準非常嚴苛,不切實際要求拿出「更好的辦法」。不顧那些辦法他可能都試過失敗了,這個辦法也未必成功,總之專門封殺他解決問題的一切途徑。假如這種論調滲透內化了受害者,那麼他就會成功坐以待斃。

 

 

五年來,一位出版社編輯朋友繼續努力,爭取自己小組部屬的合理待遇、堅守工作量不增加。為此她遭到上級諸多壓力,也強迫自己代替部屬加班,無條件犧牲個人時間,變得越來越憂鬱。但令她想死的是,被別組的同事誤會、指控、排擠。事後得知,我很驚訝,因為對此毫無經驗。從小我們相信,如果周圍的人心情都很好,很喜歡我,那代表我做的事情是對的。如果周圍的人心情很差,很討厭我,那代表我做的事情出了什麼問題,要趕快改過來。但是,在血汗企業當中,所有常理都會被拒於門外。血汗公司的流動率高,而選擇留下的人會配合環境、改變大腦,美化壓迫,集體投降,形成超穩定結構。與此同時,壓抑的不滿,會改頭換面,矛頭轉移到指向團體中唯一的正常人。宮鬥片就是在表述這種過程。

 

日劇《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中,女主角深海晶任職網站行銷公司,面對任性撒嬌的慣老闆、一群擺爛出包等她擦屁股的同事,逼著她到處去跟客戶磕頭道歉,覺得自己超沒用,每天回家都累到想自殺。直到女同事業務松任谷夢子道出了真相。

 

男業務上野發,替苦瓜食品公司客戶捅了一堆簍子,讓深海晶疲於奔命。他想將功折罪,就在週五下班前,交給深海晶一大紙箱,有苦瓜麵線、苦瓜脆片等二十幾項苦瓜產品,炫耀他網路上苦心收集了這些多競爭對手產品,等深海晶感謝他,要深海晶在週一上班前交出試吃心得報告。上野發樂呵呵轉身走了,留下深海晶對著紙箱不堪打擊失神。松任谷夢子嚼著零嘴隔岸觀火,說「要是我就不理他」。那週一上班怎麼半?松任谷夢子很乾脆:「就假裝驚訝說『啊!我忘了把這箱樣品帶回家』。」他們平日不知道擺爛會害到深海晶嗎?知道。

 

另一次,公司的資訊部總工程師佐久間久作對老闆心死,開始找新工作。松任谷夢子一如往常向他抱怨,然後注意到他形跡可疑:「你平常會認真聽我講,現在卻敷衍了事,該不會像前任業務部長那樣已經偷偷轉職了吧。這公司全靠你和深海晶兩個人撐著,其他人半點用都沒有,你要是走了公司就會倒,我也會失業,你千萬不能丟下我啊。」他們平日不知道再擺爛公司會倒嗎?知道。

 

日劇《我要準時下班!》中,女主角小組長結衣總在想辦法,要讓組員準時完工、準時下班。但組員卻都想加班,按照自己的步調晚晚上班,按照自己的步調慢慢完工,熬夜起不了床再晚晚上班,讓老闆稱讚自己的辛苦,感覺自己是個有用的人。女主角既然反抗公司的加班政策,那麼女組員把結衣踩下去,就可以換取現成的升遷。結果組員無法團結爭取共同的權益,在主管的挑撥分化下,仍然陷入員工慣性的爭相討好老闆、互相輾壓出賣。因為老闆一直像個親切的大家長,所以員工也認為那就是全部。說穿了只是因為員工光在背後抱怨工作,從來沒有反抗過老闆。所以受壓迫者對於壓迫者有多仇視自己,毫無概念。這樣的犧牲,同樣毫無底線,只是員工本人並未察覺。

 

抗爭是會付出代價的,壓迫者會盡其所能讓反抗者付出代價,排除反抗者,也警告其他人。所以人們需要蒙面匿名來規避代價,而抗爭的方法也無需符合壓迫者的道德--那種道德連壓迫者自己都不遵守。在南韓有過八O年代抗爭經驗的人們眼中,台灣反服貿的示威者太溫馴也太天真了,不丟汽油彈哪算抗爭呢,要知道警察也絕對不會客氣的。

 

如果對敵我意識這件事還沒有概念,香港反送中就是一次震撼教育,會比我們所想的更快用上。

 

※作者盧郁佳,曾任《自由時報》主編、台北之音電台主持、《Premiere首映》雜誌總編、《明日報》、《蘋果日報》主編、金石堂書店行銷總監,現職寫作。獲《聯合報》等文學獎,著《帽田雪人》、《愛比死更冷》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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