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山招待所的慘痛招待

美頌艦航行了兩個禮拜，到左營時，我們被五花大綁押解上岸，囚車已經等在那裡了，直接摔到車上地板，根本不知道會被載到那裡，我是從車的底板看出去，剛好看到寫著「海軍鳳山招待所」的門牌，當時心想，還有這麼好的地方可以住嗎？

「海軍鳳山招待所」就是日治時代的「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戰後被海軍接官，1947年七月改名為「海軍鳳山招待所」，專門關押思想、忠貞有問題的海軍官兵，現在稱為「海軍明德訓練班」。我們可能是第一批被送進去的官兵。

一進到裡面，完全不是那回事，我們被解開五花大綁，繩子重新綁住兩邊手臂，兩隻手反綁後面，完全不能動，可惡的是，綁就綁唄，還把繩子泡濕膨脹再綁，乾了就收縮，整個繩子陷到肉裡。

一起被抓的林寶清，年紀比較大，四十幾歲，他常唉唉叫：「啊 ! 啊 ! 受不了!」一個陸戰隊原就拿一根扁擔打他，打到最後好像變成肉泥的聲音。

後來我們要被送走時，解開繩子的時候，是從皮肉裡掀出來的，痛到流眼淚，手都變黑了。

我們的東西全被沒收，關在大碉堡裡頭，我的押房在一進去右手邊第一個間，裡面很黑，地上舖了幾張塌塌米，已經有人躺在那裡了，因為兩隻手卡在背後睡覺不能平躺，只能側睡在地上，塌塌米的邊緣反而被當成枕頭。

在裡面不准講話，被看守衛兵聽到就打人。裡面有兩個綠色的臉盆，晚上一個當大便桶，一個當小便桶，早上沒綁的就拿出去倒掉，把臉盆洗一洗，裝了水進來讓大家趴下去喝，像豬一樣喝水。吃飯在隔壁房間，海軍士兵學校的流亡學生也被關在那裡，因為罪名比較輕，沒被綁上，就讓他們來餵我們，都是吃綠豆芽加點醬油泡飯。

這種招待是特級的，是五星級、六星級飯店沒有的，一輩子忘不掉，到瞑目都會永遠記住。

五年　就是給你一個警告

我在海軍鳳山招待所的時候，只有一個晚上被叫去偵訊一次，一進到偵訊室就感覺殺氣騰騰，牆壁上掛滿刑具，強光照你，他們看得見你，你看不見他們，他們輪流給我連續偵訊，疲勞轟炸不知多久。

他們不斷重複問我有沒有參加叛亂，我說，我們在睡覺。我還問他，什麼叫叛變？他說，你哥哥想把這艘船投共，就是叛變。還說，你們是兄弟，不可能不知道。

我說，哥哥是艦長，我是一個士兵，平常不能直接向他報告，而且我沒有武器，怎麼會叛變。

後來在左營軍法處開庭過兩次，三個人坐在上面，問我有沒有參加叛亂，我說沒有，最後他們竟然說：「你姓毛，『扶正』了以後，姓蔣的怎麼辦？」這句話我永遠記得，  結果12月21日那天，我被判五年，褫奪公權三年，他們說我幫助將船艦交付叛徒，根本沒這回事。他們還說，連帶關係算好，五年！就是給你一個警告。

同時被抓的還有很多人，有些人無罪開釋，有些人被判刑，例如葉宗茂，廣東人，後來跟我在綠島服刑時同一中隊，其他還有上海人陳伯秋，蘇北人崔乃彬，山東人王東川，都是很好的人，跟我交情不錯的醫官彭竹修則是湖南人，他們跟我大哥根本扯不上關係，卻被判刑。和我大哥一起被判死刑的張紀君是槍砲官，代理副艦長。

至今不知大哥葬在何處

我關在鳳山招待所的時候，不知道大哥、大嫂被關在哪裡，差不多兩個禮拜後，同牢房有個汕頭巡防處的參謀長跟我說：「你大哥在某月某日被槍斃了。」

原本美頌艦從香港啟航之後，要先到汕頭接海軍巡防處一批也要撤退的人，那裡的處長李涵上校原本要升少將，結果他的警衛隊去搶荷蘭銀行，被告到國際法庭，他和一些部下就被送來跟我們關到一起，那位參謀長就是其中一位，最後李涵被槍斃了。

我後來到處打聽大哥在那裡被槍斃，包括他念雷電學校的同學，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到現在都沒有補償及平反，屍體也找不到，也沒有找到遺書。

至於大嫂，一直到我出獄多年，政府開放探親之後，相隔45年我返鄉，才知道當年大嫂和小孩也被抓，大嫂關在海軍軍法處，小孩被寄放在三個地方，後來大嫂判無罪，出獄之後住到眷村一個朋友的太太家。大哥槍決後，大嫂和三個小孩被遣送回大陸，用船載到大陳島外面，原本上面的命令是把他們丟到海裡去，幸好沒這麼做，後來用小舢舨漁船把大嫂及孩子載到杭州。

第一批綠島政治犯幫忙蓋牢房

我在左營鳳山招待所待了一個多月，在軍法處判決後，於1950年初被移送到台北軍人監獄，也就是青島東路西所，當時叫中正路，另一邊是國防部軍法處，一般稱東所。我被關在二樓第一間押房，在那裡除了禮拜天，每天清晨四點就有人被拉去槍斃，被拉出去的人後頭插一個令牌，手往後綁起來，給他們喝點酒，吃最後一餐，就被憲兵推上車，如果喊叫，憲兵就會把他們的嘴綁起來，因為我住頭一間，從窗戶看下去就是天津街，可以看到拉人出去槍斃的情況。

關在西所的時候，每天早上大家都在一樓後端的水池洗臉洗澡，以至於都感染皮膚病，醫生拿硫磺膏給我們差也不會好。一年後又被送到內湖新生總隊，幾個月後，就是1951年5月14日，我就被押解至綠島新生訓導處，先在華山火車站上車，坐到基隆十八號碼頭，再搭楊森航運公司的船，也就是海軍的LST中字號，滿滿都是人，一路上吐到綠島。

我們在燈塔旁邊上岸，因為暈船，上了岸，大家都走不動，我的腿在基隆碼頭被壓傷發炎，在綠島下登陸艇泡在海水裡，簡直痛死了，我們只背一點破爛行李，一條破毯子、幾件破衣服，就這樣捱著走到新生訓導處。

我被編到第一大隊第三中隊，同案一起送去的還有葉宗茂跟我在第三中隊，彭竹修在第二大隊第五中隊，萬大鈞、崔乃彬在第四中隊。進去的時候監獄還沒蓋好，我應該是第一批被送進去的人，只有一部分人有押房可以住，所以關在那裡還要幫忙蓋監獄，每一個分隊各有不同的工作，我天天跟著包商做小工，砌牆、蓋茅草，我的閩南語就是跟他們學來的。

剛住進押房的時候，床放在押房兩邊，地上舖的是凹凸不平的海砂，我個頭小，還被要求爬到床底下用撿來的鵝卵石鋪平。

有一回監獄後山要刻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禮義廉恥這幾個字，姚盛齋處長下令每個隊上書法寫得好的人都把字寫好送去給他選，最後他看上王庸澤寫的字，要求我們放大刻在八德嶺、四維峰上，我們三隊負責把禮義廉恥刻在四維峰上，我和楊老朝一起做，從第二大隊、第六中隊的房舍後面慢慢爬到四維峰，地勢非常陡峭，爬上山之後將繩子固定在崖壁上的大樹根上，然後一端綁在腰上，然後開始清理絕壁上的雜草，再依比例把字放大描上去，再刻出溝來，接著一趟趟的把石頭、水泥搬上去，把溝填得凸起來。那時楊老朝刻字，我拉吊繩，綠島的風很大，楊老朝被風吹得晃來晃去，好可怕。一起工作的還有黃石貴，桃園人，我們叫他石貴仔，出獄之後聽說他自殺了。

楊老朝崖壁鑿字自畫像。（作者提供）

後來也有女生編在第二大隊，蔡瑞月也在裡頭，她曾經帶著女生分隊跳舞，她自己編的。

那時我覺得綠島很原始，人也很原始，初期我們的生活也非常困苦。雖然新生訓導處有主食費、副食費，但我們做小工，由包商供應伙食，通常都是梅干菜，沒有洗就剁一剁，水開煮一煮，就這樣配飯吃，每一口都吃到砂子。

我們先蓋牢房，蓋好就調去蓋圍牆。第一大隊第三中隊後面隔著牆的另一邊是官員住的，處長姚盛齋住的官舍就是我們蓋的，靠近海邊，他什麼事情都管，常罵人，有隨身保鑣。副處長姓胡，不太管事，他的官舍靠流麻溝那一邊。

把新生訓導處蓋好之後，就過不一樣的生活了。每天早餐之後就是小組討論，其實是洗腦，不能講錯話，記上一筆，就會受逞罰，討論的內容有三民主義、國父遺教、實業計畫，還有最重要《毛澤東批判》，上面天天出題目，要我們討論，講錯話，就關碉堡，大熱天裡很痛苦。

我曾經被中隊長派去送飯送水給一個關在碉堡的人，好像姓鄭，長得瘦瘦的，不服管教被關了進去，他的情緒不穩定，看起來神經錯亂，大熱天不喝水、不吃飯，還往我身上潑，兩隻眼睛直直的瞪著我，很可怕，我怎麼勸他都沒用，我說:「你關在這裡不吃不喝怎麼行呢? 你還要出來啊 !」後來他才跟我要喝水，但一個星期後就不叫我送了，再也沒有看到這個人。

當時所有的補給品都由船從台灣運過來，我們再走到南寮漁港去把煤炭、米搬過來。一包米50公斤，剛開始抬不動，一段時間後體力變好了，兩個人抬一包，都不用休息。

因為伙食很差，天天吃地瓜葉，很粗，綠島人餵豬的那種地瓜葉，當時還推行克難運動，我們蓋的房舍、倉庫都稱為克難房，伙食很差也是克難運動，青菜從台東運過來都爛掉，還是剁一剁煮來吃，像豬食一樣。

加入生產班 日子比較好過

後來隊上就編了一個生產班，那時有一些人因為思想不同鬥得很厲害，我想脫離是非，就加入生產班，第一天做下來兩隻手都起水泡，我不管，本來什麼都不會，慢慢就學會種菜、挑水、挖土。

我們隊上有很多農人，他們寫信回去請家人寄些菜籽過來，我們就種了韭菜、芹菜、茄子，因為種得很好，還可以拿去賣，但是官員會來揩油。例如副大隊長的太太就跑來跟我們要青菜，我們要賣他幾毛錢一斤，他不肯給錢。

我們還在菜園後面養羊、養豬，養豬的地方就在「禮義廉恥」左後方山坡處，有時候我跟洪國孝會偷偷下海撈龍蝦、鰻魚，綠島老百姓在山邊養很多火雞、梅花鹿，我們也會買來加菜，大家沒經驗，七手八腳殺雞、宰羊，殺雞還好，脖子扭了就殺了，梅花鹿就可憐了，殺了很久還不死，最後是血流光了才死。那個時候伙食就很好了。有一回，駐美大使顧維鈞就帶了幾十位記者來綠島，就加菜，吃得好開心。

雖然吃得比較好了，過年也會加菜，但想家啊，情緒都不好。我們隊上有個叫茅以強的江蘇人，問我想不想家， 我說，有什麼好想! 從此不跟我講話，還差一點打架。最後我跟他道歉，大家都是受苦受難的人，我不是不想家，是我連家都沒有啊。

難友中有料北啊 也有真友情

難友之間有很多是非，裡頭被安排很多眼線，常有人被打小報告而遭殃。我在那裡第四年，1954年5月就發生「新生訓導處獄中叛亂案」，就是有人告密，後來十幾個人送回台北軍法處叛死刑，裡頭包括我的同案難友崔乃彬，還有一個年輕的女生(新竹女中學生傅如芝)，這在當時是很可怕很緊張的事件，所以我在綠島新生訓導處很小心，不太跟人往來，不跟人交談。

有一位空軍難友吳難易也被槍斃，送回台北軍法處前，他就曉得自己完蛋了，問我有沒有錢，我剛好有十塊錢，就給了他，後來真的被槍斃。我給他錢的時候，他說：「一定是那一批人把我咬出來的。」我們在綠島，不會互相問案情，也不問判了多少年，所以他這麼說，我不曉得他的情況。

給吳難易的10塊錢，是大哥的同學陳紹平得知我關在綠島，他太太就從左營寄來的20塊錢，他太太和我同鄉，跟我老姊又是結拜姐妹，大哥回鄉那年，得知她還沒結婚，就介紹陳紹平給她認識，倆人就結婚了。因為這層關係，後來期滿出獄需要保人，我就找陳紹平，另一位也是我哥哥的同學陳振夫。

雖然我不敢交朋友，但有幾個人對我很好，和我同隊的吳大祿、黃清淵是台灣人，教我講閩南語、日語，還拿一小本日文的莎士比亞戲劇教我慢慢看，當時不能公開，只能偷偷的看。

生產班也有幾個跟我很要好，除了吳大祿，還有我大哥讀雷電學校的同學陳振夫，他是咸寧艦艦長，升到少將，結果在船上得罪料北啊，也被告狀，有一天晚上在左營碼頭，一輛小吉普車來了，對他說：「總司令召見。」就被帶走關起來，他的兩個兵，韓家華、林聖侯也被告密加入叛黨組織，編在第四中隊。

陳振夫比我早出去，我服刑期滿後，找不到保人，幾個月後寫信給他跟陳紹平，兩人替我做保才出得去。他退伍之後還當過高雄市議員，後來移民美國，台灣開放老兵探親之後，我透過紅十字會尋找大陸的家人，遍尋不著，他回中國探親竟然遇到住在成都的大嫂，大嫂便託他來台灣找我，我才和大嫂及弟弟聯絡上。

在綠島的難友和我感情不錯的還有梁良齊，出獄之後卻找不到人，吳大祿說他去大陸發展，每次回來就改名，怕再被抓。新竹人鄭添枝跟我也很好，他原來是開火車的，楊銀象台南人愛開玩笑，還有江蘇人仝錫麟，我們幾個很聊得來，是最靠得住的難友。萬大鈞也是很好的人，出獄後都還會互相寄個賀年片，很多年後聽說他死了。跟我感情不錯的還有葉宗茂，但沒消息。（此為中篇／未完待續）

※毛扶正1929年生於四川簡陽縣，原名毛富政，20歲隨大哥毛卻非從軍，因書記官將之改名「毛扶正」而引來禍事，只當兵一個多月，就因美頌艦投共事件被牽連，被以幫助將船艦交付判徒罪名判處有期徒刑五年，褫奪公權三年，1951年5月14日押解至綠島新生訓導處，是最早一批抵達綠島的政治犯。出獄後於1957年入伍服役，打過八二三炮戰，所以有榮民身分。曾在海軍造船廠工作，因政治犯身分被迫離職，其後進入基隆港務局服務，直到退休。已於2018年12月7日獲得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