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侵略論」破產

資本商品輸出對於輸入國是不是「經濟侵略」？過去的觀點是侵略。資本能夠帶來利潤，你不在本國投資在他國投資，利潤來自他國而卻帶回本國，這難道不是一種利益在國與國之間的轉移？同理，商品銷售會給商品生產者帶來收入，你在這國生產卻在他國銷售，你的收入豈不是來自他國人民？「經濟侵略論」的另外一種解釋，是把資本從盈餘國向稀缺國的流動，商品從飽和甚至過剩國向匱乏國的流動，看作是資本商品盈餘國把本國經濟危機向他國的轉移，它解決了輸出國的經濟危機，卻遏制輸入國民族經濟的發展。

顯然，按照這種觀點，對於不發達國家而言，阻止外來資本商品的輸入，是反「侵略」，是「愛國」。而對於那些先發達國家而言，商品飽和資本充盈，向那些缺乏資本商品的不發達國家輸出商品資本，是它自由擴張的必然衝動，也是「愛國」。於是，國與國之間開始爭鬥，甚至不惜動武。中國因為閉關鎖國，又因積貧積弱，歷史上就屢受西方列強欺負，多次挨打。以至於我們現在還念念不忘這段屈辱的歷史，民族主義的情結始終難以解開。

然而，經濟全球化的實踐，不停的質疑這種經濟侵略理論。比如，現在我們發現，資本輸出對於輸入國不一定是經濟侵略，它可解決輸入國經濟發展的資金瓶頸，縮短輸入國資本自我積累的漫長過程，加快輸入國經濟發展速度。所以千方百計引入外資，是為了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愛國」。同樣，現在中國製造的商品湧入外國，中國商人掙了利潤，但沒「掠奪」外國人民，反倒使外國人可以買他們認為是更好或更便宜的商品。所以，中國沒有侵略外國，外國也沒侵略中國，用現在經濟學的話來說，這叫經濟要素依經濟規律的自由流動，當這種流動突破國界時，是全球化的表現。全球經濟的自由化使「經濟侵略論」破產。也使「愛國」或「賣國」失去了很多實際內容。

所以，「引資」不是「引路」，拆除貿易壁壘也非「賣國」。如果說，龍永圖在中國加入WTO的談判中感覺戰戰兢兢，生怕被國人罵為賣國，「經濟侵略論」的幽靈還在的話，而現在嘗到引資好處的中國官員，則正使用多種手段，請外資來中國「侵略」一下，早把「經濟侵略論」丟之天外。不過想一想，現在那個國家的政府，不是在鼓勵投資，包括外資的投資哩。當投資能夠帶來經濟增長，商品增加，就業機會增多時，需要分清投資人是那個國家的嗎？

「人權」和「主權」

商品資本的流動之所以不是侵略，在於這些流動是自由的因而對社會個體來說是「雙贏」的。商品匱乏與過剩，資本稀缺與盈餘，既是商品資本流動的原因，也會帶來商品資本分佈的均衡。因為匱乏與稀缺，所以有需求，因為過剩與盈餘，所以要輸出，建立在自由而非強制基礎上的互通有無，一定是「雙贏」。號召人們脫離個人的需求抵制外國商品或資本，只是空洞的政治鬥爭的需要，而非理性的個人利益選擇。中國抵制日貨，當然損害了日本生產者，但不也損害了喜歡日貨的中國人？

經濟要素在一國內的自由流動，我們並沒有稱為「侵略」，跨國流動則常常被宣傳，口號和意識形態所扭曲，是源於國家主權對市場的分割。國家主權是產生限制要素流動制度藩籬的根源。商品關稅，資本准入，移民政策，那一項不是對要素自由流動的限制？那一項不是國家權力對市場的地域分割。所謂主權，其實是我的地盤我作主，允不允許外國商品資本人員進入本國，或怎樣進入，在人權沒有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普遍原則時，由國家權力決定。此即所謂的主權。表面上看，國家權力只是限制外國人在本國的自由，實際上也限制了本國人的自由。因為互通有無是雙向的，一方（比如賣方的銷售自由）權利的丟失，同時也是另一方（比如買方消費自由）權利的丟失。

現在各國的政治家外交家都很忙，他們用納稅人的錢飛來飛去，又是開會，又是訪問，說是促進國家間的經濟交流。經濟交流需要他們來「促進」嗎？如果經濟交流對經濟主體（企業或個人）有利，用不著他們來促進，交流是市場主體的自由選擇。如果無利，他們能夠用權力強迫經濟要素流動嗎？政治家外交家因為各國的經濟問題談判簽約，其實談的都是對方國民在本國經濟行為自由權利的有無和大小，並不是經濟活動的本身。所以只是國家權力的交易，即主權的交易。這樣一種對經濟自由只有限制，卻無促進作用（國家權力做得最好就是不限制）的國家主權，有何意義？

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個人經濟自由權利的增進。當市場擴大到全球時，必定要求權利的普遍化。限制權利普遍化的國家主權，正在受到越來越大的衝擊。人權PK主權，是世界經濟一體化過程中自由與管制的鬥爭。當個人經濟自由權利不受國家地域限制，得到所有國家的認同和保護時，國家限制外國人經濟自由權利的「主權」弱化，國家間的經濟聯繫，是不分國別的民眾之間的自由經濟行為，與官員無關。官員用不著為了「促進」國家間的經濟聯繫跑來跑去。國家功能趨向提供自由與公平的制度環境。我們的「愛國」，是愛個人經濟自由權利哩，還是愛限制這種自由的「主權」？

模糊的「中國崛起」

商品資本技術勞力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流動，使國家日益成為一個地域概念，而非是族群或組織概念。比如，我們現在說的中國企業，實際上是中國國土上的企業，中國國土上的企業，不一定是中國人的企業。它有著複雜的利益主體，資本可能來自日本，技術可能來自美國，工人則顯然會主要來自中國。這種建在中國國土上卻不一定完全是中國人的企業，國家政策不論是支持它或限制它，都無法顯示政策是「愛國」還是「賣國」。因為你支持了它，可能支持了中國人的就業，卻也支援了外國資本和技術擁有者的利益，可能是「賣國」，而限制它，限制了外國人的利益，同時也就限制了中國政府的稅收和中國人的就業，也非是「愛國」。單個企業中利益主體的多樣化和多國化，國家對它只能中立，既不能背負「賣國」的駡名，卻也無法承擔「愛國」的責任。

個人的發展並不是國家的發展。中國GDP超過日本時，曾有人提出疑問，說日本在海外投資有幾萬億美元，所以存在兩個日本：本土的日本和海外的日本。而這些海外投資創造的GDP並沒有進入日本國家的統計。而在中國投資所創造的GDP反而進入了中國的統計，如何能說超過？其實，這正是傳統國家概念在作怪。說存在一個海外日本，並不準確。日本人在世界各地的發展，只是個人的發展，並不是日本這個國家的發展，也正如溫州人到山西開煤礦，只是個人發展，並不是溫州的發展一樣。所以，比較中國與日本的GDP，中國模式與日本模式那個更好，只有在生產要素難於跨越國界流動時，才有意義。一旦存在大規模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國家之間的GDP比較與競爭，便變得毫無意義。

「中國崛起」，是中國人的崛起？還是中國這一地域經濟的崛起？仰或「朝廷」崛起？這三者或有重合之處，但不同卻也顯然。「朝廷」崛起比如軍事力量強大，並不等於中國人崛起；如果中國很多人（像猶太人那樣）通過在世界各地的發展崛起，並不等於中國這一地域經濟的崛起；同樣，如果中國國土上有大量跨國企業，地域經濟的崛起並不等於中國人的崛起。那麼，你愛「中國崛起」，是愛那一種的崛起？

市場主體無祖國

市場經濟是以社會個體，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為經濟發展主體的經濟。這些社會個體利益各不相同，他們在市場中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對抗。當市場範圍擴大至全球時，這種依存和對抗超出國界，既互相滲透，又犬牙交錯。任何市場主體都只會以個體利益，而非是某種宣傳的「愛國」思維，來選擇自己的行為。

比如，中國政府對進口奶品課以重稅，支持國內奶品業的發展，打擊外國奶品業，對國內奶品業，包括資本和就業工人，以及上游產業都有利，這正是「保護民族工業」的傳統「愛國」觀念。但關稅會損害中國消費者的利益。中國關稅大重，那些不能出國的老百姓便買不到價廉物美的奶粉了。難道讓中國老百姓買到價低可意的奶粉就不是「愛國」？那麼，我們支持這種關稅是「愛國」哩，還是反對這種關稅是「愛國」？還有，由國界的阻礙，有條件的中國人到國外買奶粉是消費自由權利的體現，我們能不能說他「賣國」？

個人擇業自由權的確立，和個人擇業範圍超越國家，使職業道德高於個人國別。郎平任美國女排教練，竭盡全力與中國女排對抗，是其職業道德，我們無法說她「叛國」。同樣，在外企工作的「白領」，研究收集中國國情和經濟資料，為外企服務，也談不上是「特務行徑」。推銷外國產品的「買辦」不是「洋奴」，為外國資本技術人員流動穿針引線的「掮客」，也非「漢奸」。洩露企業「機密」，影響的只是企業利益，也難以扯上「國家利益」，那怕損害的是本國的企業，得益的是另一國的企業。「出賣」企業經濟情報丟失的只是職業道德，而非基於國別的品格道德。

社會個體利益在沒有侵害他人與公共利益的情況下，高於政府目標。比如美國蘋果公司在國外設立製造工廠，增加了外國人的就業機會，減少了美國人的就業機會，是基於國外的勞力成本低，可以為蘋果公司帶來更大利潤。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就曾問約伯斯，為什麼不把就業機會留在國內，約伯斯說不可能，因為在外國設廠成本低，而且不是只低一點。蘋果公司的利益目標高於總統增加國內就業機會的政府目標。美國人工資高，蘋果公司不選擇在美國設廠，只是減少了美國人的就業機會，並沒有侵害美國個人和公共的利益。正如一個企業沒有聘用一個求職者，並沒有侵害求職者的權利一樣。所以，即便是美國總統，也無法運用權力，為了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強迫約伯斯把產業撤回本國。蘋果公司沒有「賣國」，歐巴馬也無力「愛國」。

只有當國家是一個利益組織時，「愛國」或「賣國」才會存在，經濟主體市場主體是民而不是國，國家已不是一個經濟主體。由於市場主體利益之間的普遍矛盾性，我們無法從中抽象出代表一國所有人利益的「國家利益」，因而會極大地弱化國家的組織和利益特徵。馬克思從階級利益的角度出發說：「工人無祖國」，在高度市場化全球化條件下，「市場主體無祖國」。

※作者為中國獨立學者／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