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歲訪台，到過國立政治大學為雷震先生建立的紀念館，門口就有一雷震的銅像，讓我想起胡適當年的那句話：「雷先生為民主自由而奮鬥，台灣人應該給雷震造個銅像。」銅像的周圍，我看到許多五顏六色的小紙片，寫滿了年輕人對於這位先驅者的敬意，即使在「雷震先生，謝謝你」、「雷震你好棒」、「雷震帥」這樣簡單的話語中，我也感受到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踏實，和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喜悅。是的，雷震帥，不僅是帥氣的帥，上個世紀5、60年代他是台灣島上爭取民主自由的領軍之人，10年牢獄沒有令他低頭屈服，他知道自己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台灣有今天，他的貢獻自然不容忽略。雖然他在有生之年並沒有看到轉型的奇蹟，但他付出的代價，卻成為後人享受基本人權的起點。有張紙片上就是這樣寫的：「‘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謝謝您，種下這棵民主之樹。」

我讀他的獄中家書，敬佩他在那樣的困境中依然讀書、筆耕不輟，每天讀書和寫文章不少於8小時。1961年1月8日，他在信中告誡子女要用功讀書：

知識即權力，多有一份知識，即將來到社會多一份用處。易卜生說：「你的最大責任是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器。」學問便是鑄器的工具。

5月8日，又在信中說：盼望孩子好好讀書。書要多讀，光靠基本教科書是不夠的。

胡適去世後，他要子女看報紙上關於胡適的種種，學胡伯伯的為學和為人，胡伯伯的修養都是從做學問來的，可以說是「手不釋卷」，希望他們多多讀書。

母親對我坐牢引以為榮

他是1897年生人，當1960年鋃鐺入獄之時，已是63歲，10年牢獄，一天不少地坐下來，這是多大的煎熬啊，好在有書讀，他堅持下來了。他當然也有沮喪的時候，不時有病痛折磨，那時他就無比眷戀自由之可貴。一度他深感自己在世來日無多，更用功地寫作，每天寫3000多字。有些天，他每天能寫5000多字。刑期未定之前，他就意識到坐牢將是長期的，並不抱多少幻想。他想起母親：

我12歲起，她就守寡，抗戰中被日人燒死，我一生中覺得親恩未報，今日坐牢，祭她都不可能，心中更難過。母親一生望子成龍，對我坐牢，一定引以為榮的。

因為他清楚自己對國家、社會和人類問心無愧。他在獄中，竟然說：「台灣今天有一件寶貝，大家應該珍惜它。就是台灣有自由。」1962年3月24日，他在家書中說，夜裡做夢和胡適談得很久，胡適勸他今後消極，不要過問政治，連談也不要談，餘年從事著述，擺脫烏煙瘴氣的政治。胡適去世的消息給他帶來極大的悲傷，每天一看報紙，他就淚流不止，想到他與胡適的關係，連最後一面也不可得，更是淚如雨下。

他說自己的回憶錄是一份給子女的好遺產，不比金錢差。他一度想按照胡適給他的吩咐，放棄政治，從事憲法著述，1962年4月2日的家書中囑夫人宋英將參考書給他帶來。1967年4月17日，他在家書中還要她們把彭學沛的《政黨論》和《大英百科全書》中有關政黨的部分摘譯帶來。他也曾產生過寫一部「胡適傳」（或「胡適研究」）的念頭，至少30萬字，三年完成。

患難中保持著盼望

這些書最終沒有完成，其實，就是他留下的這些家書也都已無比珍貴，不僅是他在患難中表現出來的那種樂觀、淡定，和對自己理想的堅守，就是他給子女的那些瑣碎的叮嚀也是，1962年1月6日，他對孩子們說的：「一個人養成一個好習慣，則一生受用不盡。要從小時養起。」

小女兒美琳探監時就不解地問：「為什麼世界上有許多不公平的事，使好人受難？」又說：「儘管他的工作結果，後世受惠無窮，而他本人則是受難。」當時他聽到女兒有此發問，甚得安慰。不知道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受難，有沒有觸動過他的心？他入獄後，不僅收到過美國加州寄來的英文《約翰福音》一章，還收到了東吳大學校長端木愷贈他的全本《聖經》，他從《舊約》讀起，沒多久就已讀了290頁。端木先生跟他說，這是自己多年來，每天必讀的，「送給儆寰兄在苦難中閱覽。」還特意把新約的《羅馬書》第5章2到5節抄在封底上：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明理（盼望），明理（盼望）不至於羞恥…」他在家書中說，「這給我很大的安慰」（只是他寫信時把《新約》記成了《舊約》，「盼望」都寫作「明理」未知是否譯本的問題。）

10年牢獄不尋常，他讀《聖經》，讀各種舊書、新書，文星出版林語堂的新書他也會叫家人去訂。他在患難中始終保持著盼望，是因為他樸素地相信，「我們的努力，絕對不會白費一點。」今天，在他銅像周圍那些彩色小紙片證明，他付出的代價確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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