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爾西的總統任期剛開始時，埃及幾乎是哪裡都可以去。革命情勢已穩──至少當時如此，但新政權還沒釐清自己跟國家安全的關係。大家都說眼下是個前往敏感地帶看看的好時機。萊絲莉和我租了一輛車，帶上牙牙學語的孩子們，前往靠近利比亞邊境的綠洲錫瓦（Siwa），我還去了西奈北部幾次。

這段期間的某個早上，我出發和一位曾協力暗殺前總統安華．沙達特的人一道午餐。馬努從他家附近找了個認識的年輕司機，我們先從開羅往北走，再循支線前往一座位於沙漠中的小村落。這座村子在穆巴拉克統治期間曾經是某個外國金援農業計劃的大本營，但工程幾乎都失敗了，如今許多建築物已人去樓空。這裡感覺就像個流放地──遭人棄之不顧的街道，雜亂的灌木叢，發育不良的樹木。

薩拉赫．巴育米（Salah Bayoumi）騎著一輛破舊不堪的機車，在村子的邊緣跟我們見面。他四十九歲，黑髮、蓄髭，還有一塊明顯的炭黑色祈禱痕。他的體重似乎是不久前才獲得的，彷彿一套跟別人借來的、剪裁不合的衣服。他的肚子在白色罩衫底下隆起，臉上的肉之多，看起來幾乎能稱之為腫脹。馬努和我抵達之後，巴育米讓我們在由烤雞、牛肉與馬鈴薯組成的豐盛午餐前入座。他用雙手吃得飛快，直到幾乎清光所有食物，他才停下來。他說，自從他出獄之後，體重已經增加了將近五十磅。

他的人生大半在監獄中渡過。儘管肚子凸出來，他的雙眼還是個饑餓的人，視線閃躲遮掩，移動很快。他事先聲明有幾件事情他不想談。「一九八一年的事件，」他說，「沙達特的事件。」每次我們碰觸到這個主題，他都用這個詞：「事件」。

一位埃及新聞業友人把我引介給巴育米，還警告我這人偏執而多疑。我先從久遠的個人生命歷程問起，展開我們的對話。巴育米說自己在舒布拉（Shoubra）長大（我的老師里法阿特也來自同一個開羅城區），十多歲時，附近清真寺一些薩拉菲派的人便很熱情招呼他。不久後，他就接受了薩拉菲信仰。

「沙達特統治的時候，政權是對抗伊斯蘭的，」他說，「為了反抗，我們研習教法與吉哈德的理念。」十五歲那年，他得知軍隊允許少年提早入伍服義務役，於是他自願提早入伍。他不覺得身為軍人與薩拉菲派之間有任何衝突。「我相信軍隊也是吉哈德的一種方式。」他說。

他想跟以色列人作戰，但軍方卻把他分配到軍樂隊。樂隊教他演奏風笛。他對這種異國樂器沒有興趣，甚至對音樂本身也沒有興趣；薩拉菲派一般認為音樂讓人分心、引誘人的能力令人擔心。但軍令在身，他非學不可。他的任務是參加閱兵行進，例如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埃及入侵西奈紀念日所舉辦的那一場閱兵。結果，這回閱兵成了沙達特與風笛手巴育米參加的最後一場。

「後來我被逮捕，而且沒有受到公平的審判，」巴育米說，「但這件事我不想談。」

我問他願不願意解釋為何審判不公。

「他們逮捕我的時候，我身上完全沒有任何武器或犯罪證據。」

「你跟那天發生的事情有關係嗎？」

「我只知道，那場閱兵會出事。」他說，然後閉口不言。

甘迺迪遭到暗殺一事深深烙印在美國人心中，但對埃及人來說，沙達特的死卻沒有那麼根深蒂固。原因不是缺少視覺方面的提醒。沙達特遇刺的那座司令台至今在首都仍占據顯著的位置，從開羅機場前往市區的幹道也是。每一次我經過時，都會想到一九八一年十月時從報章雜誌上看到的畫面，當年我十二歲。有張照片特別鮮活：在那張黑白照中，一名士兵變身成恐怖分子，對著椅子幾乎空無一人的司令台開槍。那些椅子之所以空著，是因為國家的領導人們若非殞命，就是盡力趴在地上。除了沙達特，恐怖分子當天還殺了另外十個人。

開羅的計程車司機開車經過檢閱台時不時會咕噥幾句禱詞，但多數人都沒有表現出有記憶的跡象。一般人談沙達特的次數，都沒有比他們談另外兩位在革命前統治了半世紀的強人來得多。穆巴拉克沒有領袖魅力，但他的統治期間之長，加上不久前的解放大戲，都讓他在眾人心中相當突出。此外，至今仍有許多埃及人奉納瑟為偶像，比方我的老師里法阿特。你可以叫社會主義者是納瑟派，把穆巴拉克治下得益的資本主義者叫成舊政權的「殘黨」，但沒有任何詞能用來稱呼跟沙達特有關的人──沒有「沙達特派」。

他的背景是這個總統三重奏中最中庸的。他是黑奴的外孫──外祖父在不列顛終結奴隸制度之前被迫來到埃及。沙達特的父親一生結了八次婚，有十三個孩子。儘管家裡窮，沙達特還是把自己想像成是個有遠見的反殖民主義者，只是他早期的許多理念相當紊亂。他同時崇拜甘地與希特勒；有一回，他還寫了封信向死去的元首表露心跡（「我打從心底欽佩您」）。沙達特痛恨不列顛人，但這位年輕人卻是因為父親跟英格蘭人交好，才能獲准就讀埃及的王家陸軍官校（Royal Military Academy）。

沙達特在軍中如魚得水，與納瑟一同投身於「自由軍官」（Free Officers）──一群領導了一九五二年革命的軍人。沙達特以忠誠聞名，納瑟選他為自己的繼承人。當納瑟在一九七○年過世，沙達特登上總統大位時，美國情報界對他仍所知不多。多數人認為他不會長久在位。

但事實證明沙達特是個出乎各方所預料的複雜人物。他逮捕了許多貪腐的納瑟友人，還跟蘇聯翻臉，在一九七二年驅逐了一萬五千名俄軍部隊及軍事顧問。他對以色列發動突襲，揭開了一九七三年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但不過幾年之後，他同樣出人意料地拜訪以色列國會。沙達特是第一位強調自己宗教信仰的後革命時期領導人──他自稱「信徒總統」──對於遭到納瑟殘酷鎮壓的伊斯蘭主義者，他也推行更寬容的政策。但沙達特個人的信仰相當溫和，他的妻子潔罕（Jehan）不僅受過教育、不覆面，甚至公開為女權發聲。沙達特最教人訝異的是，他寧願激怒伊斯蘭主義者，也要簽訂《大衛營協定》。拒絕蘇聯之後，他轉投美國，著手後來人稱「開放」（Infitah）的自由市場改革。

穆巴拉克沒有領袖魅力，但他的統治期間之長，加上不久前的解放大戲，都讓他在眾人心中相當突出。（湯森路透）

在地緣政治方面，沙達特精明而有彈性，而且似乎能直覺掌握到長期的戰略。他意識到納瑟的計劃經濟注定失敗，美國人比蘇聯更有用，以及埃及最好跟以色列鄰居維持和平。但這一切都代表政策的艱辛轉變，處理國內反彈也讓沙達特焦頭爛額。他對伊斯蘭主義者的手法尤其生硬。他在寬容與彈壓之間擺盪，在暗殺事件的前一個月展開嚴厲鎮壓，而負責執行鎮壓行動的則是激進團體伊斯蘭集團（al-Gama’a al-Islamiyya）──有不少成員是曾經的穆斯林兄弟會成員。沙達特死時非常不得人心，人們至今仍不時對這位總統遭人刺殺表達喜悅之情。我曾經造訪一座名叫馬臘威（Mallawi）的貧窮上埃及城市，當地人自豪地告訴我，刺殺沙達特的為首之人卡利德．伊斯蘭布里（Khalid Islambouli）就出生在這裡。他們的家鄉男孩，就是黑白相片中對著空椅子開槍的那一位，由士兵變成的恐怖分子。

*本文摘自《埃及的革命考古學》，八旗出版。

【作者簡介】

何偉（Peter Hessler）
生於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市，普林斯頓大學主修英文和寫作，牛津大學英國文學碩士。何偉自二○○○年至二○○七年間曾擔任《紐約客》駐北京記者，同時也是《國際地理》雜誌、《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的長期撰稿人。二○一一年至二○一六年擔任駐開羅記者，為《紐約客》撰寫中東報導。

著作《消失中的江城》曾獲Kiriyama環太平洋圖書獎，《甲骨文》入選二○○六年美國國家圖書獎，這兩本書與《尋路中國》共同構成了何偉的「中國三部曲」，成為中國觀察與非虛構寫作的必讀書單。二○○八年，何偉因其卓越的報導而獲得美國國家雜誌獎；二○一一年，何偉以其筆下「敏銳觀察中國平凡百姓如何應對改革時代社會快速變遷的複雜生活」之紀錄，再獲麥克阿瑟基金會（MacArthur Foundation）表彰其寫作成就。

從二○一一到二○一六年，何偉以《紐約客》特派記者身分，舉家遷往開羅，報導自二○一○年末「阿拉伯之春」後，埃及所受的影響以及局勢變化。在這五年內，埃及經歷了兩次總統更換以及軍事政變，在他筆下，就像是在為最古老文明記錄一段劇烈動盪的片段現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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