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台北市長主動爆料滯留於大陸武漢的台灣人，一旦順利回到台灣的話，部分的返國民眾將會被安置在陽明山的台銀宿舍，藉此進行必要的隔離管制，消息一經傳開，卻也引來文化大學的學生會表達強烈的關切，只是，該項舉措背後所糾結的社會心理認知集叢，亦有它加以廓清與確認的必要。

誠然，就其文化大學學生會所發表的聲明內容來看，多少也可以窺見到若干有待釐清的觀念溝通。一方面由於文化與台銀宿舍過於鄰近，再加上文大招收的陸生頗多，因此，倘若是將隔離的場所設置在只有一線之隔的文大對街，這恐將會引發文大師生的緊張恐慌，如此一來，自然是不利於防疫工作的順利進行。

只是，上述本位主義出發的我執想法，就其法理情的綜融角度而言，還是有它進一步議論之處，畢竟，倘若該項安置地點有其理性客觀的綜合考量，那麼，依法行政的舉措辦理，文大校方抑或是附近的居民，是沒有加以拒絕的權力，僅剩下的只有社區排除和集體抵制的情感訴求。因此，回到就事論事的以直說理，那麼，挑中台銀宿舍作為安置場所的標準為何？特別是從事前的需求到隔離過程以及安置之後，相與關聯的效益評估機制有無建置完備？

連帶地，該項從文大到市府的「當事者」，進而擴充至被隔離的民眾或就讀文大的陸生以及周遭的居民等所謂的「利害關係人」，基本的思辨之處還是在於：倘若安置係屬必要的話，那麼，以有效隔離為其目標管理的策略運用，癥結點就不在於安置地點的本身，而是該項隔離處所資訊的正確、完整、及時、透明、充分，是否有達到對稱與否的基本提問。連帶而來的是該項有效管理的策進作為，更是超脫場所設置地點的檢視重點所在，至於，出自於恐慌或汙名化的集叢心理或者從眾行為，相當程度上乃是所謂『鄰避效應』（Not In My Backyard  Effect，簡稱為NIMBY Effect）的直接發酵？

誠然，安置場所以及隔離民眾，只因為對於冠狀病毒的無名恐懼，而被視為另類的嫌惡設施，以此觀之，藉由安置隔離的必要之惡，以為廣大的民眾降低損害，此一權衡輕重的比例原則，直指的還是某種公民德行的文明素養。准此，在這裡的考察真義乃是要如何藉由文大或周圍居民的抗議舉措，以反思某種理性對話的言談情境，是否有被建構甚至於進行某種社區融合、典範建構的可能？

總之，不同於核電廠、焚化爐、監獄、掩埋場等等常態性的嫌惡設施，對於此一非常時期的非常舉措，作為知識傳授的大學殿堂以及世代接班的莘莘學子，要如何藉由公民責任、風險認知、決策模式、管理措施等建置機制，以讓『鄰避情結』的問題糾葛，得以轉型成為『迎臂效應』（Yes In My Backyard Effect，簡稱 YIMBY Effect）」的正面影響，無疑地，從「換位思考」、「相對同理」、「資訊透明」、「有效管理」到「成熟公民」的文明指標，這將會是激情過後的自為反思課題。

最後，「人－文－地－產－景」所構築出來陽明山的獨特性，這使得夏秋之際的狂風、豪雨所帶來的風險事故，相關聯的人身戕害，更是不亞於這一次的肺炎疫情。如此一來，劍及履及的策進作為，文大校方理當是要有不同於台北市政府對於停課、停班的運作標準，至少，這種的改變訴求，對於文大師生來說，是多了些的實惠與受益。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