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是誰值得擁有的身分?──專訪中國新移民、香港教育大學講師黎明

楊智強(文) 陳朗熹(攝) 2020年02月16日 00:01:00

在香港反送中運動裡,中國的新移民處境尷尬。(湯森路透)

二十多年間,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和港漂已達香港總人口七百五十萬的五分之一,約一百五十萬人。雖然一九五○年代有逃港的中國人,一九七○年代末也有不少赴港的中國移民,但香港移交後,赴港求學、生活、定居的中國人大增,原本存在本土居民與新移民間的矛盾在反送中運動過程中更顯現,新移民不免被貼上了親政府的藍絲、反民主、來港稀釋選票的政治間諜等標籤。

 

香港教育大學講師黎明自北京舉辦奧運的二○○八年從上海來到香港,在這十一年間,她見證族群衝突增加,香港人開始用「蝗蟲」、「支那」形容來自中國的新移民,讓香港反中的情緒愈來愈強烈,在反送中運動的這六個月裡,也讓多數新移民為了自保不願表態。

 

但三十五歲的黎明卻做了選擇,她舉著上海話的標語參加反送中運動,在二○一九年六月初她簽署了「一群在港大陸新移民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聯署聲明」,並且參與絕食抗議,九十小時未進食後送醫。她一方面揹著中國新移民的包袱與原罪、頂著中國人罵她賣國的壓力,另一方面,也在電視節目以及報章雜誌中點出香港社會對中國新移民的誤解與偏見、在學校開設認識中國新移民的相關課程;她認為新移民應該勇於讓香港社會聽見自己的聲音。

 

從港漂到拿到永久居留權,黎明不只是拿下一個身分,她努力透過行動融入香港成為香港的一份子。但目睹反送中事件導致族群間加深的不信任,她憂心生活在同一個城邦下的本土香港人和中國新移民,有可能找回互信?傷口要透過什麼方法能夠癒合?

 

(以下為受訪者自述)

 

我出生在上海、成長在一個共產黨員很多的家庭,當時我在上海大學畢業,二十出頭歲,想離開上海這座城市到另一個不同的地方生活。我中學的時候,也認識了不少香港來中國念書的學生,我們一直有保持聯絡。在我離開上海之前,香港對我來說是一個既遙遠、又有點熟悉的地方。

 

二○○八年來到香港,我在中文大學攻讀碩博士。二○○九年因為朋友邀約,我去了人生第一次「六四」的集會。我們在參加完集會、去吃糖水(甜點)的時候起了爭執。那時候我很強硬的堅持六四沒有「屠城」,我認為集會上的用詞太誇張。但是朋友們也沒有跟我吵,大家默默地換了個話題繼續吃糖水。但我後來發覺,其實我對六四也沒有想像中瞭解。

 

從那一次之後,我開始有意識地跟別人聊相關的歷史事件,或是參加一些講座,並且觀察自己為什麼在某些特定議題上面,會像是被按了一個按鈕一樣,情緒變得很激動。在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發現有許多真相跟以前所相信的完全不一樣。我花了幾年的時間重建自己的價值體系,這個過程是很痛苦的。

 

我深深地覺得,現在我可以跟香港建立起深厚情感的原因,就是那時候香港社會給了我寬鬆的反思空間,並且還有一些包容我的朋友們。

 

但若拿現在跟十一年前的香港相比,現在的社會留給大陸學生瞭解香港的機會非常少,容忍他們犯錯的機會也非常的少。現在也很少有人會耐心的去跟他們解釋,內地跟香港政治環境還有文化習俗上的不同。

 

我舉一個親身經歷的例子來說。不久前一位內地來的朋友跟我一起到香港長洲島旅遊,我們都用普通話聊天。因為她手髒了,順手拿了礦泉水洗手,水濺到地板上。我旁邊的香港人看見我朋友的舉動後,翻了一個大白眼並且發出厭惡的聲音。我雖然阻止了朋友繼續洗手,但其實我朋友並沒有犯下什麼大錯,我認為是因為她來自大陸的關係,被放大檢視了。

 

我想說的是,現在的環境會對特定族群會以相當嚴苛的標準去檢驗。在她犯錯後,馬上將這個錯誤歸咎到她來的地域以及她的身分上,不會花力氣溝通講解兩地文化的差異。甚至有可能直接把手機拿起來拍,準備上傳網路了。

 

雖然我可以理解他們的想法,但是用這種方式創造出來的環境,並不會解決問題。如果我是現在來到香港,朋友問我說去不去六四集會的時候,我若猶豫,他們可能就會說:「哎呀,我就知道,妳大陸人不會想去。」又或者他們根本不會想要邀請我去。也有可能我一來這裡,就只剩下內地的學生會跟我做朋友。

 

近期才到香港的內地學生會覺得他們在這裡讀書不安全、感覺到受威脅。我認為這個想像的危機跟現實可能有程度上的差異,但這個想像並不是不切實際。簡單來說,這個社會跟我二○○八年剛來的時候相比,收緊了很多,變得沒有以往那麼的寬鬆和包容了。

 

被敵視後,更可能被中聯辦收入囊中

 

其實香港社會有這樣的想法,主要是因為面對一個不屬於自己群體的「異己」,他們會有一種受威脅的危機感。他們認為每天有一百五十個內地人,不斷被輸送到香港,是有意識來稀釋香港的人口,甚至在成為公民後可以影響選舉結果。

 

社會有很多聲音都認為這些新移民是有政治任務的,但若一開始就有這樣的前提假設,雙方根本不可能有對話的機會。

 

我認為大多數過來的新移民很多是對政治冷感,不關心政治、甚至會盡量遠離跟政治有關的東西。當然,像是中聯辦這些組織也會搞一些新移民組織或是偽學生組織,施一點小恩小惠來攏絡新移民。原本對政治冷感的這一群人,在香港社會對他們產生敵視、讓他們感到環境不安全的時候,他們就更有可能被中聯辦的組織收入囊中。

 

黎明。(攝影:陳朗熹)

 

兩方缺乏信任的狀態下,產生的結果就是成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社會的刻板印象導致大家都敵視外來者,而這些原本不是特務的人因為感到受威脅開始「抱團」,最後香港社會製造出了自己的敵人。

 

因為這樣的狀況愈來愈嚴重,我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瞭解新移民真實的面貌。我現在在教育大學社會學系開設了「社會網絡」以及「身分認同」等科目,在學校裡上課的時候,我會要求學生分成幾個小組,要求他們在紙上畫出自己認為的新移民是什麼樣子。多數時候他們會畫出來一位穿著豹紋緊身褲的大媽、很俗氣、講話很大聲,是個暴發戶並且沒什麼品味的樣子。但其實學生們是把水貨客、大陸遊客跟新移民的印象混在一起。

 

下一個任務我會請他們拿著自己的畫到校園裡去尋找他們認為是新移民的人,並且跟他們聊天,請他們指出自己畫的圖有哪裡跟現實不相符。學生們尋找的時候會先觀察人們的穿著跟舉止,最後跑去跟對方攀談,但往往發現找到的是一位香港本地居民,而不是內地來的大媽。

 

但這其中出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學生在到處求證的時候會發現,有些人會跟學生說他已經來香港十多年、不算是新移民了。他們還會指點學生去找一些來到香港不到七年的人。在這樣的狀況下,學生也可以反思新移民的定義到底是什麼,反省他們是不是對這個群體的想像太過單一。

 

在學校裡我還有另外一堂叫做「命運選擇題」的課程。我會讓學生扮演新移民婦女、新移民的丈夫、公公婆婆以及爸爸媽媽,然後讓在課堂中發出狀況給他們。我會問他們要不要在香港生孩子?遇到家暴時要不要離婚?或是政府有關於新移民的政策忽然出來,還有人可扮演網民來發出網路霸凌等等。我也會請幾位真的新移民在一旁當顧問,給學生意見。

 

我就是希望他們可以設身處地的為新移民想,當你是他們的時候,你該怎麼做。

 

因為在學生從他者的角度來看這個群體,可能會出現「這一定是假結婚」、「這一定是騙錢、騙綜援」等等的想法。但若讓學生自己代入這個角色來思考,在自己做決定前問一下爸媽、公婆還有老公。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可以瞭解到新移民的想法還有做決定的原因,不會這麼容易落入刻板印象的框架之中。

 

我覺得這個是滿成功的,很多同學都會在結束之後,會跟課堂上的新移民坦承,他們以前沒有想過新移民的真實狀況比想像中還要複雜的。尤其很多人以前只從一些抽象的數字跟故事下去看,就會缺乏很多具體的脈絡與認識。

 

但可惜的是,這些變化只會發生在課堂上,社會中那道隱形的牆,還是讓人很難會有這樣的耐心去瞭解一個不熟悉的族群。

 

新移民的「好榜樣」 ?

 

除了那道難以打破的牆之外,我試圖讓更多人知道新移民的面貌時也受到不少挫折,尤其許多挫折都是以一種非常「正向」的方式呈現,跟我溝通的人都是很熱烈地擁抱我,跟我說「我們很歡迎像妳這樣的新移民」。其實這是很令人感到悲傷的,因為我開始覺得自己變成一種新的標準,要成為我這樣的新移民才會被接受,沒有表態的新移民自然就會被歧視。

 

我有一種被收編的感覺,他們用我這個樣板去施壓給其他新移民。尤其社會上的標準會隨著時間還有氛圍在變動,如果有一天今天這個標準變了,那以前符合這個標準的人不就也被排斥了。這並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但很無奈,大眾很容易這樣去理解。

 

最近會有人開始討論誰才是香港人?或者是什麼樣的價值才是香港價值?我覺得一個族群應該要通過相同的經驗,依賴這樣的共感讓你與這個群體產生連結,你才是群體的一份子。舉例來說,在二○一四年以前雖然我會去紀念六四的集會,但我都沒有去過香港的七一遊行,因為我認為那是香港人的事,跟我上海人沒有關係。

 

但在二○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當天,我在電視上看到「學民思潮」衝進去公民廣場,因為我那時候是助教,自認為算是半個老師,所以想要買點麵包到現場幫助學生。我到了現場才發現根本進不去公民廣場,就待在添美道附近的「命運自主台」聽學生演講。結果好像是有警察想要抓人,民眾開始拉起人鏈,我也不知不覺地被推到比較前面的地方。一位警察朝我們噴灑胡椒噴霧,雖然我朋友撐起雨傘幫我擋,但我們還是遭到波及。

 

那一次的經驗對我來說是很震撼的,因為我一直認為,電視上有人被噴胡椒噴霧噴到都是因為行為比較激進,所以才會被噴。而我就是來送個麵包,從來沒想過會被噴到。那天晚上我心裡都不能平靜,一直想到底有多少人跟我一樣只是路過「打醬油」、但卻被捲了進去。

 

那時候我才知道到現場很重要,因為在現場才知道狀況,在現場也等於是保護了一些人,在場可以給人們安全感。還有經歷過身陷險境的時刻,大家一起冒過某一些風險。

 

在那次之後,我就開始去七一遊行了。

 

我想用行動來定義自己是誰

 

這是一個很具體的經驗、很具體的形式。但就算我那一天沒有出現在那裡,我跟香港示威者之間,其實已可以從其他方式產生一些經驗的共鳴。

 

我是上海人還是香港人其實不應該用地域來區別,我可以用行動去定義它。我可以用自己的選擇與自己的行為做為累積,最後這些經驗才會造就我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地域只是一個非常小的因素。

 

來了香港十一年,現在香港對我來說是家,上海對我來說,是一個感情很深、但回不去了的家鄉。詩意一點來說,家鄉跟人的關係不一定是距離的關係,有時候就算距離再遠也不一定會有鄉愁。相反地,如果我現在生活在上海,但這個地方正在以一個我不熟悉的方式在改變,這樣我跟它的距離就會愈來愈遙遠。

 

香港現在其實也是變得面目全非,只是這邊的人還在努力想要留住它。這樣對我來說,它還沒有完全變得陌生。

 

在十一月底區議會選舉結束之後,雖然非建制派攻下了超過八成的席次,但是仍有不少人將少數選區失守的責任歸咎給新移民,在網路上的一些關於新移民進來稀釋香港人口、控制選舉的貼文仍然被廣傳跟支持,可見這樣的言論還是有市場的。但其實在天水圍或是水泉澳等新移民重鎮區都是非建制派獲勝,人們傾向把政治立場分裂的原因放在本地人跟移民之間,但幾個失守的地區都是集中在寶馬山之類的富人區,所以我認為差異應該是反映在社會階層之間才對。

 

族群之間的和解也不完全是沒希望,香港也有聲音在為新移民解釋,只是社會需要更長的時間去消除偏見帶來的選擇性判斷。我對香港的未來雖然不能說是樂觀,但在這次運動裡,在區議會選舉之後,至少我們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本文摘自《烈火黑潮-城市戰地裡的香港人》一書,左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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