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祖繞境、教會禮拜和瘟疫

韓國新天地耶穌教會引發驚人群聚感染，媽祖是否該在瘟疫時期繞境也成為問題。政教應該分離，但是政治應否以公共健康為由干涉宗教儀式？「可不可以」是法律問題，但是「應不應該」則是政治問題。

讓我們先問一個問題：「中國政府是否隱匿疫情？」當然，我們今天知道中國學者刊登於國際期刊的文章已經說明，中共早就知道武漢肺炎會人傳人，不過並未公諸於世。

但是何謂隱匿疫情？WHO的《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對於會員國政府有清楚的規範，但是或許令很多人驚訝的是，儘管有IHR的規範，但是「延遲」向WHO報告疫情其實是常態。

《國際衛生條例》規範各國如果發現可能潛在構成「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的傳染病，應該在24小時之內，向WHO報告，WHO會決定是否要向公眾宣布為PHEIC。但是事實上，各國普遍有延遲報告的情形，例如2009年的傳染病案例中，各國平均花了 13.5 天發現案例，然後又需要19天，政府才將訊息公諸於世，換句話說，政府拖延報告疫情是常態。

為什麼會拖延？第一種原因是該國缺乏足夠的檢驗設備與醫療能力，像是2013～14年非洲爆發史上最大的伊波拉病毒感染事件，但是當時因為多數非洲國家缺乏足夠的檢驗設備，所以拖了一段時間才發現。

但是很多具有檢驗能力的國家也明顯拖延（實證上可說是控制了國家的鑑驗設備的能力之後，還是發現有些國家明顯拖延報告疫情），為什麼？

1991年1月，秘魯爆發了霍亂疫情，並蔓延到智利與哥倫比亞等國。許多國家立即對秘魯發布旅行禁令與貿易障礙，其程度遠超出WHO的建議措施。包括玻利維亞、智利和厄瓜多禁止祕魯的易腐食品，歐洲共同體完全禁止秘魯所有食品進口。結果，秘魯的旅遊和農業損失了超過7.7億美元。

1994年印度Surat爆發疫情，印度政府勉強向WHO報告，但是在疫情獲得確認之前，包括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英國、美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多國就已經發佈旅行與貿易警告，印度損失超過20億美元。

2002年的SARS爆發，中國擔心如同印度一樣經濟受到損失，很長的時間未將疫情公之於眾，比其他國家拖延更久，結果釀成更大的災害。在中共體制下，歷史如今在中國重演，並非偶然。

同樣的，2009年的H1N1期間，就在WHO宣布為PHEIC的同一天（4月26日），47個國家無視於WHO的建議，逕自發佈了旅遊與貿易障礙，由於美國是主要疫情國，其中大多禁令是針對美國。

換句話說，由於擔心旅遊與貿易禁令，很多國家的政府，即使有了足夠的檢驗設備，還是有相當的經濟誘因造成拖延公布疫情的情形。

研究發現，一般而言，民主國家相對比較遵守國際條約與規範，內部也可能有較大壓力，或是官僚機構習慣遵循SOP，較可能遵守IHR的規範。

相對的，專制國家通常比較根據成本效益行事，除非國家十分弱小，擔心其他國家的報復，所以比較遵守國際規範，否則內部缺乏壓力下，有較高的隱匿誘因，拖延的情形也稍微高一點。

並且如同《經濟學人》的發現，民主國家傳染病死亡率低於非民主國家。與中國收入相當的專制國家中，傳染病平均導致每100萬人口中約6人死亡，而在那些與中國收入相當的民主國家，每100萬人中僅有4人喪命。

台灣不屬於聯合國，一旦出事未必能夠獲得多少國際援助，所以我們要比別人更自立；而且還有些國家官僚習於遵循WHO的規定，封鎖航運與貿易時，將台灣與中國連帶封鎖。加上台灣仰賴外貿的比重高於大國，因此所承擔群聚感染的風險，要比其他國家更高一些。而且過去的經驗顯示，一旦疫情擴大，通常各國會反應過度，即使只是傳出可能大規模感染，也容易先被各國封鎖與採行貿易禁令。在這種情形下，此時台灣或許比其他國家有更高的動機禁止可能造成大規模感染的宗教儀式活動。

※作者為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本報專欄作者。（本文授權轉載自作者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