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夜，在蚊蟲叮咬中，我想到，徹底的叛逆是自我救贖唯一、根本的形式，只怨自己忘了帶蚊香上來。第二夜搔著腫癢，尤其是大腿內側和腋窩的痛癢，我感到，兵役制度是一個大王八，必要強姦每一個處男，在每一個男人身上留下污辱的痕跡，幾乎空了的胃翻絞著渴求早餐的大饅頭，嚥著口水我凝望海茫茫的星，為什麼人一出生便要隸屬某個國家，為什麼國家從來不必請問一聲你願不願意當它的國民？——舞鶴，〈逃兵二哥〉​

《讓過去成為此刻》卷三共收錄十一位小說家的作品，這些作品的共同主題之一，是探究國家體制對人的形塑能力。這種形塑力，有其顯在的時延性，意思是：即便是在體制已經開始鬆動、或已明確走向瓦解的情況下，體制對人所造成的創傷癥候，依舊可能更長更久地，留存在個人記憶，與集體文化中。意思亦是：暴力體制相對容易終結，然而，對見歷者而言，暴力所導致的創傷，會浸潤群體生活條理，且內塑了倖存之人的餘生體感，而難能簡單祛除。這也是為什麼，在小說家們的文學敘事中，猶然可見的癥候，更具體表徵了暴力未滅的實態。小說話語的留挽，幫助我們察明：一個平寧年代將不可能真正到臨，除非，是當最後一縷事關體制暴力的記憶，都業經傾訴、聆聽與知解之後。

在當代，當我們討論「體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作用時，哲學家傅柯的權力理論，應是我們必備的基礎工具。如《規訓與懲罰》等書所示，因傅柯的啟迪，我們得知國家體制，施加在每位國民身上的，是全生命時程的治理：從個人存有權，直到死亡權的合法性頒告；從國民教育內建的言行模造，直到每一階段、每道考選關卡的合格化選汰；從生殖管理，直到每日營生的經控與稅徵；我們一生所有細節，無一，不體現國家體制的必要參與構作。國家的另類情深，顯示它將國民視作「虞犯」（有犯罪之虞的人）的絕對意志。國家的絕對意志，展現在它永遠否定自己國民，竟可能具備成熟的自我治理能力。

由此，國家「從不請問」、也不容質疑地，布防國民於種種質同形異的權力場所之內：對不同個體而言，國家，可能形同徒刑無期的校園、獄所或營舍。若循此分析，則更簡單說來，戰後臺灣戒嚴體制的特殊性之一，是在它以世上罕見的漫長時間，將上述「無期」假說，給一天一天落實為集體日常了：一方面，「動員戡亂」的臨場設定，悖論地，賦體制之臨時治理權力，以恆久的法據；另一方面，體制治下的全體國民，則被規訓為永在習戰，永遠，被封印在準備熱血獻身的不成熟狀態中。絕對摯愛國家的深情，是我們被允許的唯一一種「正常」精神癥狀。我們，集體經驗了一個長達近半世紀的法定青春期。

做為本卷開篇，舞鶴的〈逃兵二哥〉，直指戒嚴體制中，最具全景象徵性的一個權力場所：軍營。除了全景喻說體制，〈逃兵二哥〉的獨特之處，還因舞鶴書寫，將岸然強調聖潔而無私慾的體制訓導，與最形下、最私密的身體在場痛癢，做了極矛盾、卻也極融洽的締結：當被禁之慾肉身可感、舉步隨行時，逃兵一員，驗證了國家牢籠，本質上無可脫出的事實。當這般肉感漫漶監獄，這另一權力場所時，我們看見施明正的〈喝尿者〉與〈渴死者〉，這一組對照篇章。在此，卑猥肉身就地神聖，因那是人之自由意志的僅剩自經區：渴生者日日自體循環、自灌尿溺；求死之人則兀自屁股懸空寸許，「執著而堅毅地把自己吊死」。

當監禁感訓隨行感戴恩威的獲赦之人，形同其後的固著體感時，我們讀到楊青矗的〈李秋乾覆C．T．情書〉。小說裡的「我」，終身在激昂的理想陳說，與冷冽恐懼裡反復煎熬，彷彿從前那場刑訊，才是未滅的戀人絮語。

關於權力場所，學校，實是小說家們書寫的主要對象，如本卷所錄之林央敏〈男女關係正常化〉，與林雙不的〈臺灣人五誡〉。前者以師院生為主角，描述在中美斷交前夕的惘惘氛圍中，主角如何諧擬官方修辭，以衝撞保守而倒退的校園。後者則演繹高中教師，對校內黨國意識形態的獨力抵抗。兩者，皆呈現不懈地追求進步價值的樂朗精神。瓦歷斯．諾幹的〈都是銅像惹的禍〉，亦以詼諧筆調，直笞黨國教育對校園的滲透實況。相對於前述樂朗追索，作者的〈遺失的拼圖〉及〈櫻花鉤吻鮭〉，則與〈都是銅像惹的禍〉，集結為針對原住民存在狀況的懷憂洞視：當國家君臨原民生活領域，這整個體制，持恆是一處毫不寬容的教育場，不及格者，成為原鄉流徙的亡魂；倖存者亦只能懷愧自錮，如族裔裡的異類。

本卷最後所錄，劉大任《浮游群落》三章節選，則將上述校園書寫系譜，前推至一九六○年代的歷史現場。小說裡的大學生，猶誠摯而自苦地思辨著對社會改革而言，「民族」與「階級」論題孰為重；而相對於繁複思辨，他們行動能力的貧弱，亦具現了時代青年的如實躊躇。

潛伏於知識圈，在《浮游群落》中，最果決無惑的情治密探這一原型角色，我們則可藉助李喬的〈告密者〉，與苦苓的〈黑衣先生傳〉，來相對複雜地，探索體制協作之人的中介狀態。〈告密者〉以主角的全生命懺情錄，展示受體制輾壓之人，如何擬仿體制，從而獲得擺布他者生命的特權，並因逼真擬仿而錯亂。〈黑衣先生傳〉則以「我」的旁觀側錄，見證「我」所痛恨的告密者，原來，僅是一抹「因我存在而存在」的身影。這是說：浸染同一體制，人人無法全然自清與自由；某種意義，那「卑鄙」的他者必然即為「我」。

由此，若以上述中介狀態為依據，重探本卷所錄作品，則我們可知：小說家們各自調度的角色敘事，引領我們觸及的實況，毋寧即是「體制化」作用，深入人心內裡的廣袤強效。事實上，從明白的反烏托邦小說，如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到繁難的紀實論述，如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我們都能在其中，讀到反復出現的分析：極致化的體制，是一場以恐懼、仇恨和絕對信仰來驅動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在此，沒有純粹無涉體制的他者。如《一九八四》的主角溫斯頓：當父親突然失蹤，母親立刻木然地接受，「並沒有表現出驚訝或深沉的哀悼」，而他亦因此而不多追問伊刻，他一併明白，做為平靜自保的旁觀者，他已然默許了體制凌駕於身的事實。

在此，渴望消失，成為人之想豁免於體制的，一種絕不可能的純粹悲願。本卷收錄的吳錦發〈消失的男性〉，和平路的〈玉米田之死〉，均循此悲願，成全主角的形變：前者任「李欲奔」孤自羽化，哀鳴拜別，飛奔向再毋須應付監審的異境；後者讓「陳溪山」，最初陳躺於索引故土的異地，最終隱匿己身，成為無從稽查的謎團。兩者，皆逆寫舞鶴〈逃兵二哥〉中，逃生者的挫敗，且也將本卷各篇章，合幅為一種主要在「凝望海茫茫」，以不可見的自死，直證暴力之不可見性的內省詩學。

※本文摘自《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套書》白色的賦格／作者1977年生，萬里人。著有長篇小說《西北雨》、《無傷時代》；短篇小說《字母會：Ａ～Ｚ》（合著）、《王考》；散文《童話故事》；舞臺劇本《小事》。／國家人權博物館X春山　合作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