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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集無效率官僚組織和政治算計於大成

沈榮欽 2020年02月29日 10:50:00
WHO的政治性領導組成方式,限制了其緊急行動的能力,並經常顯示出專業權力與政治權力之間的緊張與衝突。(湯森路透)

WHO的政治性領導組成方式,限制了其緊急行動的能力,並經常顯示出專業權力與政治權力之間的緊張與衝突。(湯森路透)

最近WHO總幹事譚德賽,對於武漢病毒流行的反應遲鈍、說詞反覆與決策拖延,恐怕是造成全球蔓延的原因之一。事實上譚德賽的反應並非特例,真要說起來,甚至可以算是WHO的傳統,這點可由近代史上最嚴重的Ebola大傳染事件得到印證。

 

2013年末於西非開始爆發的Ebola病毒,共造成11000人死亡,是近年死亡人數最高的流行傳染病,如今許多人悲觀地認為,這記錄或許在不久後會被COVID-19(武漢病毒)打破。如果要說兩次病毒傳播的共同點,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反應絕對是值得紀錄的重點之一。

 

WHO直到2014年3月才收到Ebola病毒的消息,當時WHO幹事長是來自香港的中國籍陳馮富珍,她派出流行病學家前往西非,追蹤病患接觸史、建立實驗室設備與宣傳控制疫情。

 

然而問題在於這批流行病學家,對於Ebola病毒理解甚少,甚至違反了WHO的流行疾病管理協議。專家們普遍認為,WHO對於Ebola的反應既遲鈍又不足,直到2014年8月8日宣布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這時距離WHO收到Ebola訊息已經五個月,死亡達932人,WHO的拖延導致了疫情規模擴大,而且在WHO發布PHEIC之後,根據其策略領導國際對抗Ebola,但其協調活動以失敗告終,終於使得Ebola成為近年來最嚴重的國際傳染病事件。

 

WHO當時努力宣傳避免感染Ebola病毒,舉辦社區活動、改變傳統葬禮方式、分享疫情數據,以及訓練醫療人員,不過並未直接提供病患醫療與控制感染的措施,我之前提及的奈及利亞的Ameyo Adadevoh醫師,不顧賴比瑞亞政府的反對,硬是將一名感染者隔離,避免了更大的災禍,後來Ameyo Adadevoh卻因此染病身亡,就是發生在這段期間。儘管不少人期望WHO領導協調國際對抗Ebola,但是因為WHO的無能,所以後來像是直接醫療與感染控制,還是由無國界醫師組織(MSF)、聯合國Ebola緊急應變小組(UNMEER)等機構,與當地複雜的地方政府與軍事組織合作對抗Ebola。無國界醫師組織提供了4000多名人力,並花費了超過9600萬歐元,而國內外軍隊也動員了5000多名軍事人員,耗資超過20億美元。

 

媒體這時大力抨擊WHO耽誤了早期防治的黃金時期,但是令人驚訝的是,受到疫情影響的幾個會員國(如Guinea、 Liberia和Sierra Leone),卻未即時在WHO大會上對WHO高層提出批評。WHO從統治機制到管理方式,都出了問題,在未能醫好WHO本身根深蒂固的疾病之前,很難期望它能做出根本的改變。

 

事後檢討WHO平時對於全球規範性計畫的擅長,與對於Ebola病毒重大感染行動遲緩,恐怕組織管理是關鍵。一方面WHO的預算江河日下,以及對於預算撥款的嚴格規範,限制其緊急行動的能力;另一方面,WHO的政治性領導組成方式,也限制其緊急行動的能力,經常顯示出專業權力與政治權力之間的緊張與衝突。

 

更大的問題是WHO對於組織管理能力的匱乏,WHO總部、區域辦公室與各國辦公室之間,既缺乏組織的規範,也無能協調管理彼此,在對抗Ebola病毒的經驗中,幾乎所有的參與人員都反映沮喪與不滿,總部、區域與各國辦公室,三個層級之間各有其計畫與策略,各自有各自的指令鏈、領導方式與資源,最後導致所有人都抱怨莫衷一是,而無能發揮戰力。

 

WHO就和許多國際組織一樣,充滿官僚組織的無效率與政治利害的算計,如果不在組織管理方面改善,恐怕也很難期待,下一次萬一不幸再有全球傳染病大流行,縱使不是陳馮富珍與譚德賽當家,WHO會表現得更好。

 

※作者為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本報專欄作者。(本文授權轉載自作者臉書

關鍵字: WHO 譚德賽 武漢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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