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爸爸下班回來，一進門就興奮的說：

「咱們的新鄰居明天搬進來來，他們住那一邊，咱們住這一邊，往後可就熱鬧了，多好哇！」

父親最喜歡熱鬧，母親瞪著他看了好一會兒，沒講話。這所日本房子有三十幾坪大 註更多坪是台灣核算面積的基本單位，一坪等於三點三平方公尺。，分一半出去，我們的居住面積就減少了。

父親說的新鄰居是國語日報副總編輯他們一家子，也是剛從北平來的。這一陣子大陸來台灣的人非常多，安排住處困難，予人方便就是給自己方便，更何況又是同事，大家住在一塊兒不是挺好的嗎？

他們一家大小六口人：夏承楹伯伯（筆名何凡）、夏伯母林含英（筆名林海音）、外婆（簡稱：婆）、大兒子（他外婆用台語叫他十一仔；是夏家大排行的第十一個孫子，夏伯伯叫他一子，第一個兒子）、兩個妹妹：美麗、咪咪。夏一子上小學二年級，妹妹們都是幼稚園的小朋友。

從此我們的十四巷一號，有了比以前旺盛的生命力。過道中間的小門，白天都開著，兩家小孩子連跑帶跳乒乒乓乓竄來竄去，大呼小叫的，完全沒有「隱私」可言。其實那個什麼「隱私權」是西方人發明出來的玩意兒，早年的我們全都過著毫無隱私的日子。

夏一子喜歡跟著我們哥兒倆玩，他能說會道而且挺愛耍寶。有一次他剛洗完澡，赤裸著身子腰上綁了根皮帶，踢起正步來在過道上來來去去，口中喊著：

「中國兵，中國兵！」

這裡頭有它的意思的，你看早年的中國兵服裝配備都不足，可不就像赤著身子綁了根皮帶去衝鋒陷陣？但是千萬不要惹夏一子哭，他一旦哭起來便不可止，總要耗掉半個鐘頭以上，很麻煩。

兩家人都說著標準的北京話；夏伯母林海音熱情漂亮，性格豪爽，一口京片子清脆響亮，台語也標準，還能說客家話、日語。她的個性比較急，孩子們不聽話，林海音女士的聲音分貝就不自主的急速飆高。某日中午，夏伯伯在裡屋午睡，我們幾個玩的興起，追追打打弄出頗大的聲響來，夏伯母著急了，她大聲的喊著：

「別鬧啦！你爸爸在睡午覺哪！」

沒多久一扇紙門打開，何凡先生一手提著唐裝褲子，一手把條舊領帶在腰上紮起來，他自說自話：

「我也不用睡了，她的嗓門兒比孩子們的還大，按說她那兒還是一番好意。」

我及時溜回隔壁家裏去了。

夏伯伯管兒子很嚴厲，遇到夏一子不聽話耍賴皮的時候，他做父親的威嚴就展現出來了；住在日本房子裡大家都不穿鞋，夏伯伯的腳丫子既白且瘦，就過去沒頭沒腦的踹兒子幾腳。以後每當夏一子蓄意要胡鬧之時，我們就警告他：「小心點兒，回頭你爸的白腳巴丫子就要踹上來了唷！」

婆是台北縣板橋人，她說國語帶著濃重的閩南語口音，在北平住了多年，她的兒化韻每處都不缺，就是有時候用的不到位；「餡餅」加兒韻的時候，應當是「餡兒餅」，婆老說成「餡餅兒」，孩子們便齊聲的笑起來。她就說這些孩子聽不懂她的話，真笨（發音如boo-en） 、又「矯情」。

母親經常和婆、鄰居太太們打麻將，輸贏很小。那還是個「戡亂」的年代，規定全台灣上下人人都要發憤圖強，以反共抗俄為宗旨，不容許有聚賭的行為，在家中打麻將就是賭博。某夜他們又在玩衛生麻將，巷口巡邏的警察聽見洗牌的聲音，就翻牆過來抓賭；當年警察以執行任務為理由，闖入民宅是理所當然的事。

進來三名制服客，為首的態度和藹，先向大家宣講了一篇反共抗俄的精神訓話，你們不共體時艱，卻在這裡深夜玩牌。有位太太辯稱：

「我們沒有賭錢呀！鄰居沒事在一起玩玩，輸贏只是算分的。」

警察老於此道，他問：「算分？那麼十分就是一毛錢囉？」

婆沒有會過意來，馬上回答：「對呀！ 十分可不就是一毛嘛！」那位太太瞪了婆一眼。

警察說：「雖然輸贏比較小，那麼還是在賭博囉！」

一定要罰，先將每個人的名字登記在案。三位牌友；包括我媽，都把自己的姓名故意寫錯一兩個字，唯獨婆拿過筆來，清楚的寫下她的真名實姓：「林黃愛珍」。

我們哥兒倆沒有睡著，從隔壁紙門縫裡偷看，瞧的一清二楚的，事後覺得夏家外婆最了不起，武俠小說裡說過：「在江湖上闖蕩，立不改姓，行不改名，好漢做事好漢當！」

警察留下了紀錄，不論後來怎麼樣了都不是好事。記得父親去拜託一位吳老師，她先生在警界服務，後來這樁小案子就消掉了。麻煩別人的事情禮數要盡到，母親買了一隻大母雞再加上些水果，送到吳老師家去。隔了一天吳老師又把大母雞送了回來，說：

「絕對不能收這份重禮，何況大家即是同事又是好朋友，幫個忙也是應該的。」

躺在院子裡的大母雞真可憐，折騰了兩天已經垂頭喪氣奄奄一息了。

我同夏家三個小孩最常玩的遊戲是「馬場町槍斃匪諜」。夏家大妹子美麗扮演「匪諜」，用麻繩將她五花大綁的捆起來，背後插上一把蒲扇，小妹咪咪是群眾，夏一子當行刑槍手，執行官是我，就在那兒大聲宣告罪狀、發號施令：跪下，瞄準，開槍。夏美麗中槍之後倒下去的樣子太假，還得再來一遍。我們的遊戲與當時的政治氛圍很有關係；台北馬場町槍斃「匪諜」的新聞頗為頻繁，幾乎隔不了幾天報上就有一段。

有時候忘了時間，天色已晚又溜到夏家去找小朋友玩，三個小孩已經橫在榻榻米上入睡多時。夏伯伯和夏伯母在三個榻榻米大的小房間裡，各據一張小桌子，靜悄悄埋頭苦寫，只聽見沙沙響的寫字聲音。夏伯伯的案上有一盞小日光燈，射出刺目的白光，他用馬糞紙剪出一個帽沿來，兩角穿上根繩子，將帽沿綁在額頭，擋住日光燈的強光。

日後何凡在聯合報每日專欄的「玻璃墊上」、林海音膾炙人口的的「城南舊事」等，就是在那間三個榻榻米的小房間中，夜夜爬格子，一個字一個字慢慢磨出來的。

後記：

我父母親的年齡較長，比何凡、林海音他們大十幾二十歲。父親於1959年嚴重中風，喪失語言能力，無法工作。哥哥和我還在大學讀書，當時的台灣，根本沒有保險或退休制度，一時全家陷入困境。國語日報仝人、父親的學生們，熱心出主意、出力幫忙，我們才熬過來那段最艱難的日子。1960年代初期，我們哥倆相繼去美國讀書，就近照顧家中二老最多的，就是夏伯伯夏伯母他們。

後來夏一子（祖焯）、夏美麗陸續也去了美國，數十年來兩家人的緣份特別好，我們在美國不時的歡聚一堂。

1970年代初，我在美國積極參加保釣運動，台灣國府將我列入黑名單，不能也不敢回台灣。1985年母親病危，我取得赴台灣的單程簽證（single entry visa），在台只能停留二週，老母的病況穩定下來，我飛回紐約。不久母親的癌症迅速惡化，我趕忙再去台灣駐紐約代表處申請簽證。簽證遲遲下不來，某個晚上接獲電話，是夏伯母打來的，她告訴我剛才你媽媽在榮總醫院過去了，我頓時哽咽久久不能言；電話的那一頭傳過來海音女士平和悅耳的聲音：

「正方，你難受了，別難受啊！她走的很安詳----。」

頓時我的淚水奪眶而出，傾流不止。

中年後喜歡寫作，很得到夏伯母的鼓勵。稿子從海外寄到她那兒去，不久就在台灣某大報的副刊登了出來。她曾誇獎鼓勵我：

「你寫的東西挺有感情的，又不時帶著特有的幽默感。多寫點兒，回頭「純文學」給你出書。」

純文學是她創辦的出版社，曾在台灣極富盛名。但是多年來我的興趣龐雜，老是在忙其他的事，零零星星寫了些文章，總也湊不成一本書。林海音當面訓過我，她說：

「正方，這麼多年下來你寫的還是那麼幾篇哪？」

我只有低頭慚愧。

之後她年紀大了，結束了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台灣的戡亂戒嚴法解除，台灣中影公司邀我回台灣拍電影。夏伯伯夏伯母在他們家裡為我開了個party，他們在台灣是文化界龍頭級人物，夏府的聚會永遠是台灣重要的文化沙龍盛會。那天晚上的貴賓很多，有齊邦媛老師、名作家朱西甯、夏元瑜，香港名作家董橋、名導演胡金銓----，冠蓋雲集，大家吃喝嬉鬧，開心極了；名攝影家莊靈在現場拍攝了許多有趣的片段。

林海音去世後，何凡也九十歲了；去夏伯伯台北逸仙路的家探望他老人家。女兒夏美麗把那次的錄像找出來看，數十年前的許多老朋友、老面孔，許多已經不在了。怕夏伯伯看了傷心，我們說：

「看一會兒就夠了，咱們自個兒聊聊吧！」

夏伯伯堅持要看完，他默默全神貫注地看到最後，說；「累了，回屋裡休息一會兒。」

後來我瞭解了，從那段錄像裡，夏伯伯又重溫了和朋友們齊聚一堂的歡樂，又見到林海音的一顰一笑，聽到她溫馨動聽、充滿了感情的聲音。

夏一子的女兒Connie，某個暑假在我老哥中央研究院的分子生物研究室當實習生，邂逅了一名帥哥實習生，之後二人結為百年之好。

王、夏兩家緊鄰，友情勝似親情，歷時四分之三個世紀，正持續的綿延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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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電影導演、演員、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