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方專欄:何凡與林海音來了

王正方 2020年03月04日 00:02:00

1948年林海音與美麗及咪咪。(圖片由夏祖麗提供))

有一天爸爸下班回來,一進門就興奮的說:

 

「咱們的新鄰居明天搬進來來,他們住那一邊,咱們住這一邊,往後可就熱鬧了,多好哇!」

 

父親最喜歡熱鬧,母親瞪著他看了好一會兒,沒講話。這所日本房子有三十幾坪大 更多坪是台灣核算面積的基本單位,一坪等於三點三平方公尺。,分一半出去,我們的居住面積就減少了。

 

父親說的新鄰居是國語日報副總編輯他們一家子,也是剛從北平來的。這一陣子大陸來台灣的人非常多,安排住處困難,予人方便就是給自己方便,更何況又是同事,大家住在一塊兒不是挺好的嗎?

 

他們一家大小六口人:夏承楹伯伯(筆名何凡)、夏伯母林含英(筆名林海音)、外婆(簡稱:婆)、大兒子(他外婆用台語叫他十一仔;是夏家大排行的第十一個孫子,夏伯伯叫他一子,第一個兒子)、兩個妹妹:美麗、咪咪。夏一子上小學二年級,妹妹們都是幼稚園的小朋友。

 

從此我們的十四巷一號,有了比以前旺盛的生命力。過道中間的小門,白天都開著,兩家小孩子連跑帶跳乒乒乓乓竄來竄去,大呼小叫的,完全沒有「隱私」可言。其實那個什麼「隱私權」是西方人發明出來的玩意兒,早年的我們全都過著毫無隱私的日子。

 

夏一子喜歡跟著我們哥兒倆玩,他能說會道而且挺愛耍寶。有一次他剛洗完澡,赤裸著身子腰上綁了根皮帶,踢起正步來在過道上來來去去,口中喊著:

 

「中國兵,中國兵!」

 

這裡頭有它的意思的,你看早年的中國兵服裝配備都不足,可不就像赤著身子綁了根皮帶去衝鋒陷陣?但是千萬不要惹夏一子哭,他一旦哭起來便不可止,總要耗掉半個鐘頭以上,很麻煩。

 

兩家人都說著標準的北京話;夏伯母林海音熱情漂亮,性格豪爽,一口京片子清脆響亮,台語也標準,還能說客家話、日語。她的個性比較急,孩子們不聽話,林海音女士的聲音分貝就不自主的急速飆高。某日中午,夏伯伯在裡屋午睡,我們幾個玩的興起,追追打打弄出頗大的聲響來,夏伯母著急了,她大聲的喊著:

 

「別鬧啦!你爸爸在睡午覺哪!」

 

沒多久一扇紙門打開,何凡先生一手提著唐裝褲子,一手把條舊領帶在腰上紮起來,他自說自話:

 

「我也不用睡了,她的嗓門兒比孩子們的還大,按說她那兒還是一番好意。」

 

我及時溜回隔壁家裏去了。

 

夏伯伯管兒子很嚴厲,遇到夏一子不聽話耍賴皮的時候,他做父親的威嚴就展現出來了;住在日本房子裡大家都不穿鞋,夏伯伯的腳丫子既白且瘦,就過去沒頭沒腦的踹兒子幾腳。以後每當夏一子蓄意要胡鬧之時,我們就警告他:「小心點兒,回頭你爸的白腳巴丫子就要踹上來了唷!」

 

婆是台北縣板橋人,她說國語帶著濃重的閩南語口音,在北平住了多年,她的兒化韻每處都不缺,就是有時候用的不到位;「餡餅」加兒韻的時候,應當是「餡兒餅」,婆老說成「餡餅兒」,孩子們便齊聲的笑起來。她就說這些孩子聽不懂她的話,真笨(發音如boo-en) 、又「矯情」。

 

母親經常和婆、鄰居太太們打麻將,輸贏很小。那還是個「戡亂」的年代,規定全台灣上下人人都要發憤圖強,以反共抗俄為宗旨,不容許有聚賭的行為,在家中打麻將就是賭博。某夜他們又在玩衛生麻將,巷口巡邏的警察聽見洗牌的聲音,就翻牆過來抓賭;當年警察以執行任務為理由,闖入民宅是理所當然的事。

 

進來三名制服客,為首的態度和藹,先向大家宣講了一篇反共抗俄的精神訓話,你們不共體時艱,卻在這裡深夜玩牌。有位太太辯稱:

 

「我們沒有賭錢呀!鄰居沒事在一起玩玩,輸贏只是算分的。」

 

警察老於此道,他問:「算分?那麼十分就是一毛錢囉?」

 

婆沒有會過意來,馬上回答:「對呀! 十分可不就是一毛嘛!」那位太太瞪了婆一眼。

 

警察說:「雖然輸贏比較小,那麼還是在賭博囉!」

 

一定要罰,先將每個人的名字登記在案。三位牌友;包括我媽,都把自己的姓名故意寫錯一兩個字,唯獨婆拿過筆來,清楚的寫下她的真名實姓:「林黃愛珍」。

 

我們哥兒倆沒有睡著,從隔壁紙門縫裡偷看,瞧的一清二楚的,事後覺得夏家外婆最了不起,武俠小說裡說過:「在江湖上闖蕩,立不改姓,行不改名,好漢做事好漢當!」

 

警察留下了紀錄,不論後來怎麼樣了都不是好事。記得父親去拜託一位吳老師,她先生在警界服務,後來這樁小案子就消掉了。麻煩別人的事情禮數要盡到,母親買了一隻大母雞再加上些水果,送到吳老師家去。隔了一天吳老師又把大母雞送了回來,說:

 

「絕對不能收這份重禮,何況大家即是同事又是好朋友,幫個忙也是應該的。」

 

躺在院子裡的大母雞真可憐,折騰了兩天已經垂頭喪氣奄奄一息了。

 

我同夏家三個小孩最常玩的遊戲是「馬場町槍斃匪諜」。夏家大妹子美麗扮演「匪諜」,用麻繩將她五花大綁的捆起來,背後插上一把蒲扇,小妹咪咪是群眾,夏一子當行刑槍手,執行官是我,就在那兒大聲宣告罪狀、發號施令:跪下,瞄準,開槍。夏美麗中槍之後倒下去的樣子太假,還得再來一遍。我們的遊戲與當時的政治氛圍很有關係;台北馬場町槍斃「匪諜」的新聞頗為頻繁,幾乎隔不了幾天報上就有一段。

 

有時候忘了時間,天色已晚又溜到夏家去找小朋友玩,三個小孩已經橫在榻榻米上入睡多時。夏伯伯和夏伯母在三個榻榻米大的小房間裡,各據一張小桌子,靜悄悄埋頭苦寫,只聽見沙沙響的寫字聲音。夏伯伯的案上有一盞小日光燈,射出刺目的白光,他用馬糞紙剪出一個帽沿來,兩角穿上根繩子,將帽沿綁在額頭,擋住日光燈的強光。

 

日後何凡在聯合報每日專欄的「玻璃墊上」、林海音膾炙人口的的「城南舊事」等,就是在那間三個榻榻米的小房間中,夜夜爬格子,一個字一個字慢慢磨出來的。

 

1976年作者與林海音在SF灣區合影。(圖片由作者提供)

     

後記:

 

我父母親的年齡較長,比何凡、林海音他們大十幾二十歲。父親於1959年嚴重中風,喪失語言能力,無法工作。哥哥和我還在大學讀書,當時的台灣,根本沒有保險或退休制度,一時全家陷入困境。國語日報仝人、父親的學生們,熱心出主意、出力幫忙,我們才熬過來那段最艱難的日子。1960年代初期,我們哥倆相繼去美國讀書,就近照顧家中二老最多的,就是夏伯伯夏伯母他們。

 

後來夏一子(祖焯)、夏美麗陸續也去了美國,數十年來兩家人的緣份特別好,我們在美國不時的歡聚一堂。

 

1970年代初,我在美國積極參加保釣運動,台灣國府將我列入黑名單,不能也不敢回台灣。1985年母親病危,我取得赴台灣的單程簽證(single entry visa),在台只能停留二週,老母的病況穩定下來,我飛回紐約。不久母親的癌症迅速惡化,我趕忙再去台灣駐紐約代表處申請簽證。簽證遲遲下不來,某個晚上接獲電話,是夏伯母打來的,她告訴我剛才你媽媽在榮總醫院過去了,我頓時哽咽久久不能言;電話的那一頭傳過來海音女士平和悅耳的聲音:

 

「正方,你難受了,別難受啊!她走的很安詳----。」

 

頓時我的淚水奪眶而出,傾流不止。

 

1948年作者父親於銅馬前留影。(圖片由作者提供)

 

中年後喜歡寫作,很得到夏伯母的鼓勵。稿子從海外寄到她那兒去,不久就在台灣某大報的副刊登了出來。她曾誇獎鼓勵我:

 

「你寫的東西挺有感情的,又不時帶著特有的幽默感。多寫點兒,回頭「純文學」給你出書。」

 

純文學是她創辦的出版社,曾在台灣極富盛名。但是多年來我的興趣龐雜,老是在忙其他的事,零零星星寫了些文章,總也湊不成一本書。林海音當面訓過我,她說:

 

「正方,這麼多年下來你寫的還是那麼幾篇哪?」

 

我只有低頭慚愧。

 

之後她年紀大了,結束了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台灣的戡亂戒嚴法解除,台灣中影公司邀我回台灣拍電影。夏伯伯夏伯母在他們家裡為我開了個party,他們在台灣是文化界龍頭級人物,夏府的聚會永遠是台灣重要的文化沙龍盛會。那天晚上的貴賓很多,有齊邦媛老師、名作家朱西甯、夏元瑜,香港名作家董橋、名導演胡金銓----,冠蓋雲集,大家吃喝嬉鬧,開心極了;名攝影家莊靈在現場拍攝了許多有趣的片段。

 

林海音去世後,何凡也九十歲了;去夏伯伯台北逸仙路的家探望他老人家。女兒夏美麗把那次的錄像找出來看,數十年前的許多老朋友、老面孔,許多已經不在了。怕夏伯伯看了傷心,我們說:

 

「看一會兒就夠了,咱們自個兒聊聊吧!」

 

夏伯伯堅持要看完,他默默全神貫注地看到最後,說;「累了,回屋裡休息一會兒。」

 

後來我瞭解了,從那段錄像裡,夏伯伯又重溫了和朋友們齊聚一堂的歡樂,又見到林海音的一顰一笑,聽到她溫馨動聽、充滿了感情的聲音。

 

夏一子的女兒Connie,某個暑假在我老哥中央研究院的分子生物研究室當實習生,邂逅了一名帥哥實習生,之後二人結為百年之好。

 

王、夏兩家緊鄰,友情勝似親情,歷時四分之三個世紀,正持續的綿延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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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電影導演、演員、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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