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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細菌政治學」的隱喻再現

哈奇士 2020年03月08日 07:00:00
中共將細菌描繪成外國敵人而不是中國人固有的積弱形象一部分,進而必須戰勝來自外部的敵人,這一細菌政治學隱喻一直影響至今。(湯森路透)

中共將細菌描繪成外國敵人而不是中國人固有的積弱形象一部分,進而必須戰勝來自外部的敵人,這一細菌政治學隱喻一直影響至今。(湯森路透)

籍著新聞資訊的快速傳播,今次疫情所致的特定人群被汙名化想必是前所未有地暴露在人們面前,而可怖的是,看著武漢/湖北人走投無路,四處被排斥,人們似乎找不到什麼可以不支援這樣做的理由。若是宣導要顧念同胞之情,那麼對於被汙名以喜歡濫交,愛滋病攜帶者的黑人,在今天中國民間的輿論話語體系裡就更不可能為其發聲了。

 

從這些日子裡每個城市,每條街道,每個社區以不被汙染為最大的防疫目標而操縱重重令人窒息的細菌政治技術(例如不顧環境代價地過度噴灑消毒水),到近日中國司法部發佈了《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徵求意見稿)惹起的爭議,不少中國民眾因不滿中國政府近年對外政策所引致的不公平而遷怒歧視于非洲留學生,黑人,認為引進劣等民族將如同五胡亂華,愛滋病和智力低下不斷被宣揚為對黑人種族缺陷的隱喻,面對堅決要保衛純淨的身體乃至國族血脈的知識——權力,很多自由主義者明顯處於失語境地。

 

圍繞著「衛生」話語,這種現代性想像的生成,羅芙芸(Ruth Rogaski)的著作《衛生的現代性》很好地展示了一次關於現代中國的知識考古學過程。作者以近代曾擁有八個租界的天津為切入考據點,隨著十九世紀後半期西方帝國軍事力量的入侵,現代醫學逐漸改變中國人對醫療的看法,當中尤其值得提的是明治維新後日本主動進行衛生現代化對中國的影響,「衛生」二字就是日本醫學家長與專齋攝從《莊子.庚桑楚篇》,完全改變其原有的更多指透過個人修煉,保衛生命的養生之道的意思,賦予了類似福柯生命權力的概念,一系列由國家管理生命的技術,即個人應內化於政權的規訓,使個人行為與國家目標相一致。

 

而義和團運動對傳統文化的濫用及其失敗的結局,不僅給西方世界造成了迷信落後的印象,對於中國知識份子更甚如是。基於西方世界對中國積弱的描繪,從此中國精英便要用「西方文明」武裝自己,和同胞劃清界限,並作為「清醒者」來喚醒其他人。於是乎,晚清民國後大量圍繞生物醫學,科學和身體產生,甚至優生學(社會學家潘光旦的著作)並強調中國人天生缺陷和西方強種的修辭氾濫,從而留給批判現代醫學純粹將病人當作醫學客體的暴力監督與規範,國家權力對身體的入侵的空間所剩無幾。

 

而所謂現代化成功的日本,則成為中國精英不斷膜拜取經的榜樣,天津衛生現代性的頂點,就是在日本侵華的八年中抵達——現代細菌學技術加上一支擁有堅決執行能力的員警力量,諷刺的是,日軍的細菌戰部隊擁有一個符合「衛生」準則的官方名稱——傳染病預防和供水部。槍口下對細菌的控制,表面上是為了保護中國人的健康,實質與使用中國人作人體細菌試驗及用細菌戰對付他們同時共存。

 

更重要的是,韓戰期間中共利用聯合國軍使用細菌戰的種種證據,充分利用「敵人是細菌」的隱喻(包括國民黨特務,舊社會壞分子等)發起愛國衛生運動,是中共在複雜混亂的緊張氣氛中清除非政府力量,鞏固權力的手段,試圖以個人和國家之間直接的忠誠(和控制)關係來代替市民社會中分散的權力等級。

 

中共將細菌描繪成外國敵人而不是中國人固有的積弱形象一部分,為了使中國實現主權和現代性而必須戰勝的敵人,是來自外部而不是內部的,這一細菌政治學隱喻一直影響至今。然而,對於從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出現的這個全新的生物政治權力/現代性想像似乎一直缺少真正有力的批判,這次籍肺炎疫情國家統治人口的權力加強,所謂不惜一切代價抑阻疫情,即抗疫動員戰爭化,確受到極大民意支持,即便自由派亦不便批評。

 

對於建設2020全面數碼監控社會,想起去年底北京某高校師生研讀福柯著作的成果「監控社會有助實現和諧社會,中國人做事太需要被陽光公開了」(民間知識界戲稱逆練福柯),到今次肺炎疫情大城市每個人手機裡都有個健康編碼,可追蹤過去幾十天的足跡,以測定是否有被傳染危險,人們越來越找不到異議的理由。自然地,對黑人種族的歧視,無不與保衛起這無菌的社會來同出一轍。

 

有學者說過,中國近現代史就是一場觀念的瘟疫史。對於現代性的反思與價值重估的闕如,現實關懷中不追問生命意義,相信是許多評論中國者依然沉迷在意識形態迷霧裡,醞釀不出根本的批判理論的最大原因。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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