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前，正值疫情發展高峰期，筆者待在一個疫情輕微的臨海城市，每天望去街上人流還不夠各防疫關卡的人員多，而人們平時愛去散步的海濱長廊竟也封閉了。（需知道，就算在平時週末假期人流量頂峰時，海邊的人口密度也只能達七八米處見一人）。筆者認識的一些不懂玩智慧手機電子科技的長輩老人耐不住囚禁，就算封閉也想去海邊呼吸新鮮空氣，竟獨自盤算起來，從自家走到海邊的幾分鐘路程被傳染的機會大不大？

然而這三線城市交通一向混亂，看著馬路上比人多幾倍的車輛呼呼賓士，就著這地區近年發生幾起撞死人的事故記錄，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如長輩們從家到海邊染上肺炎的機率還不如過馬路被車撞，抑或說因此致死的機率高。若要按現在黨國體制高捧的保衛生命就是唯一價值的邏輯，往後豈不在交通未改善前都不要出門了？

在今次疫情初期筆者看到不少海外評論中國者蠢蠢欲動，大呼此武漢肺炎莫過於中國模式崩潰的黑天鵝云云，可謂幼稚之極。不沉溺於觀念上的認知遊戲，若摒棄在學界早已過時的把國家政權看作先驗的概念，定著的實體，只能由上而下發作的權力觀，對中國現實有確實瞭解的人都知道，伴隨基礎設施的過度普遍擴張（特別是一二線大城市），房地產及相應配套設施的瘋狂發展，城市裡已很難找到一塊野土，清除低端人口，創立衛生文明城市運動，馬路不斷擴張，街道上地磚換了又換，小販的漸漸消失，對肉眼可見的所謂安全，健康的生命品質追求似乎成為了近年中國政府對城市治理的最大承諾，同時它也是一種國家觀念的意識形態，更是主流大眾對首肯的管理生命權力的共構。

又例如從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高峰期間每年曾有六千人以上死於狂犬病，到今日大城市人們緊貼遵守「被狗咬就要打針」的鐵律（幾乎不問咬人的貓狗是否已接種過疫苗和國際通行的十日觀察法）。據統計中國每年消耗掉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狂犬疫苗，而當中城市接種疫苗多屬不必要的浪費（吊詭的是大部分狂犬疫苗都消耗于城市人群，而中國現在每年狂犬病致死人群卻大多在農村）。其中當然重重涉及狂犬疫苗產業利益（中國政府的政策失敗，不是致力於貓狗群的防疫接種而是不斷鞏固專治人的狂犬疫苗利益），但也可看出想完全剔除存在於世界的危險，為保衛生命而確保一個無菌無病毒的社會，已成為此政權及其人民對於城市生活的最大政治共識。（順帶一提，不致力於貓狗防疫接種的城市治理，有時也會以消滅細菌病毒為由大量撲殺流浪貓狗，如這次疫情期間有些地方殘殺動物的行為就令人髮指）

換言之，觀察中國政府近年的城市治理和其政權對危害穩定的重大事件的回應性力度，以及人們對以管理生命權力為主的所謂現代化的首肯，不難看出，只要滅殺病毒，保衛生命這一中國模式裝置一啟動，抑阻疫情的效率就會極為高企。

有感於疫情期間全世界出現的排華現象，特別是某些標榜反共反中者不斷玩弄起種族歧視這頭猛獸，中國人，愛吃野味，未開化，東亞病夫，播毒者，任意轉換隱喻，最後歸咎於民族性與政治制度的缺陷。而近日疫情在中國和全世界的發展，似乎再次證明了不反思生命權力肆虐的前提下，黨國體制的效率只會讓世俗生活追求者拜服。特別對於在本地疫情爆發後仍鼓動歧視大陸人的一些香港右翼民粹人士，從他們的言論中不難發現，與中國民間汙名化非洲黑人為愛滋病攜帶者，不能融入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弱智人士背後傲慢的知識即權力邏輯如出一轍。再說，惡惡相對，罵蝗蟲和瘟神者的聲勢，可遠遠不夠罵示威抗爭人士曱甴者大呵。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