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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專欄:北京要借疫情輸出治理模式

鄧聿文 2020年03月22日 07:00:00
中國政府推銷疫情防控經驗,不僅僅著眼於疫情,背後蘊含的是北京對社會管控的治理模式和價值觀。(湯森路透)

中國政府推銷疫情防控經驗,不僅僅著眼於疫情,背後蘊含的是北京對社會管控的治理模式和價值觀。(湯森路透)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政府來說,一個意外之「喜」是隨著疫情向全球擴散,尤其歐洲淪陷,中國的防疫經驗成為一些國家尤其醫療資源短缺的國家,包括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學習的對象,它使得中國政府前期因隱瞞和封城而飽受輿論詬病,及由此產生的國際壓力得以緩解乃至消除,搖身一變,成為國際抗疫的模範生。

 

新冠肺炎爆發後,儘管中國政府採取了史無前例的封城措施,超強度的隔離,各地以鄰為壑,但除了西方媒體、少數政客和個別醫學專家有所質疑和批評外,國際社會總體來說對中國的態度比較溫和,多持理解和支持,特別是作為全球應對和協調公共衛生的國際組織,WHO更沒有對中國有半個字的批評,反而力挺有加。

 

雖如此,從美國開始,許多國家對中國作出了旅行限制和其他防範措施,這些措施對防止疫情的傳播,保護本國民眾的健康安全是必要的,它是否代表上述國家對中國的真實態度,不得而知,可對中國政府來說,某種意義上卻也有「落井下石」的味道,一方面它等於給中國貼上一個疫情發源地或疫區國的「標籤」;另一方面也打擊了中國經濟。所以當時對某些國家採取的旅行限制,中國政府進行了交涉,呼籲不要這樣對待中國,只是沒有國家聽從中方意見,北京只能無奈接受現實。這讓中國政府看到了自己被人嫌棄的處境。

 

國與國的交往,其實同人與人的交往並無本質區別,甚至比後者更冷酷。人畢竟有時講友情,有同情心,國作為抽象的國際主體,更多的是所謂國家利益的算計。在你財大氣粗時,為獲得你的「慷慨」幫助,願意違心奉承你;當你麻煩纏身後,避之則唯恐不及。尤其在一個國家平時趾高氣揚,不能善待本國人民和平等對待他國時,人家不踩上你一腳就不錯,不要指望有什麼善舉。

 

不願在這個時候讓中國政府難堪

 

當然,國家之間的這種冷酷,通常表現得不這麼赤裸裸,而是用一層面紗偽飾,此乃並非說國與國沒有正義,基本的正義原則還存在國際社會,強調的是國家利益優先,包括將國家利益包裝成正義。相比西方媒體對中國政府這次抗疫的意識形態批評,西方國家雖然行動上對中國進行了限制,但在公開的言語上整體表現的柔和,不像SARS疫情,連新加坡對中國都出言不遜,這固然說明面對比SARS還嚴重的新冠病毒疫情,西方國家出於人道原因,不願在這個時候說些刻薄話讓中國政府難堪,但也有不想得罪中國,及保護本國民眾的現實考量。

 

不管中國政府在應對疫情過程中有怎樣的問題,這畢竟是一次公共衛生災難,對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來說,不採取某些極端措施,很可能控制不住疫情,全面擴散開來,西方也將深受其害。另外,疫情不像新疆集中營和香港抗議等議題那樣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和人權性,觸犯了西方國家堅守的核心價值,在疫情可能危害本國公眾生命安全這個威脅面前,若此時指責中國政府防疫不力,萬一惹惱了北京,不願和自己分享病毒和疫情資訊,或遭秋後算帳,划不來。

 

還有,對其他西方國家來說,美國這個帶頭大哥也沒對中國政府惡語相向,我為什麼要去批評中國惹北京不高興?中國政府自然也明白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這番心理,雖然對它們限制中國旅行深表不滿,但疫情最先發生在中國,也就不便發作。好在世衛組織一直力挺中國,即使面對外界對它對中國反應的批評也不改「初衷」,給處於被孤立狀態的中國政府很大「溫暖」。

 

WHO這樣做,原因應該很單純:它是一個技術組織,雖然有時或者在一些問題上免不了政治化,但新冠病毒是一種未被認識的病毒,它的危害性又非常強,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指責中國政府抗疫不力,給北京施加格外壓力,萬一引發中國社會內部強烈反應,導致社會失序,這對防控疫情顯然不利。

 

WHO不遺餘力地為中國辯護

 

WHO更操心的是這個病毒一旦向全球擴散,對那些醫療資源不足國家民眾的致命威脅,那才真正是大麻煩。而中國政府的極端措施有助於將新冠疫情控制在中國,所以從技術角度言,這符合WHO的意圖。因此與其指責中國政府,不如說它幹得不錯,讓北京有信心把疫情控制住。中國政府也抓著了WHO的這個心思,基於WHO在指導防控疫情方面的專業性和權威性,只要它不批評自己,就是勝利,何況WHO不是一般的不批評,而是面對外界對中國——在中國政府看來——的「惡意指責」,它不遺餘力地為中國辯護,肯定中國的抗疫經驗,呼籲其他國家,包括西方發達國家,學習中國的做法,全面動員,早隔離,早防控。

 

世衛對中國經驗的讚揚為北京向全球推銷治疫模式增加了信心。在這點上,WHO扮演了重要的推手。隨著疫情在中國大幅緩解,北京開動宣傳機器,並通過國家領導人的電話外交、口罩外交以及向處於困境中的國家派遣醫療隊、進行專家視訊會議、提供抗疫物資等行動,向全球輸出中國的治疫經驗和模式,塑造一個公開透明、負責任的、致力於建設全球命運共同體的大國形象,以改善前期受損的國家形象。

 

疫情電話外交是中國政府在這段時期開展的主要外交方式,自疫情發生後,世界主要國家領導人和WHO、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都給習近平打來慰問電話,而在中國疫情好轉、其他國家陷入惡性局面後,習近平也向這些國家發去了慰問電。在電話外交中,習近平重點推銷中國的防控經驗,在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通話中就表示,中方願同有關國家分享防控經驗,開展藥物和疫苗聯合研發,並正在向出現疫情擴散的一些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中方支援聯合國、世衛組織動員國際社會加強政策協調,加大資源投入,特別是幫助公共衛生體系薄弱的發展中國家做好防範和應對準備。

 

其他中國領導人的外交活動,這也是一個重要任務。口罩和呼吸機對一線救護醫生十分必要,對防止疫情的傳播也能起到很好作用。中國先後向日本、韓國、伊朗、義大利、菲律賓、塞爾維亞等疫情嚴重的國家贈送了一批醫用口罩或呼吸機。作為世界主要的口罩生產國,無論捐贈還是出口,在這個關鍵時候對需要口罩的國家能起到雪中送炭效果,改善這些國家政府和國民對中國的惡劣印象,如果有的話。

 

除口罩外交,中國還向伊朗、伊拉克、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國派遣了醫療隊援助抗疫,和它們交流、推廣中國的防控做法與經驗。已有一些國家主動要求中國提供支援,不僅僅是醫療物資,也包括治療方案和應對辦法。比如西班牙首相岡薩雷斯表示,希望中方能向西班牙提供醫療物資支持,願同中方舉行兩國醫療專家視訊會議,學習中方抗疫經驗。塞爾維亞總理武契奇也說,困難來臨之時,我們不能寄希望於歐盟,唯一會向塞爾維亞伸出援助之手的只有中國。

 

人民只是被動參與這場戰爭

 

在抗擊新冠疫情方面,中國有著大量的臨床經驗、高效的管控措施和治療技術,是值得借鑒、學習的。美國哈佛大學的醫療團隊也兩次同鐘南山的研究團隊舉行了視訊會議,討論和交流防疫做法。可以肯定,在疫情進一步擴散後,尋求中國幫助的國家會更多。韓國在大邱和慶北兩地爆發嚴重疫情後,將這兩地劃為特別管控區,採取類似中國的「封鎖措施」;義大利先是將北方11個省封閉,隨後更在全國封國。菲律賓也將首都馬尼拉封城。歐洲多國已關閉邊境,全國封閉。

 

原來在中國的封城舉措現在運用在這些國家,甚至紐約州州長也呼籲川普學中國,動用國家力量救災,最新消息是美國三藩市(舊金山)宣佈3月16日封城,期限三周。全面動員,全面防控,言論管控,極端封城即打一場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是中國此次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精髓」。所謂「人民戰爭」並不是真正的人民戰爭,因為在黨領導一切、民間社會被推毀後,人民只是被動參與這場戰爭,自始至終只是官方在唱獨角戲。

 

其他國家尤其西方國家學習中國的防控經驗,至少兩樣是無法學的,一是沒有中國政府擁有的強大資源,二是不可能像中國一樣管控輿論,故同為封城,程度不如中國。但在是否學習中國的問題上,完全從意識形態出發,認為中國政府的防控手法一點價值也沒有,對來自中國的經驗一刀切排斥,也不可取,需要將政治和技術區分,從微觀管理的角度看待中國的做法。

 

比如封城,西媒早前認為這在西方不可思議,只有中國的專制政府強迫人民才能做到。中國的封城限制了人們的大部自由,甚至因此導致人權受損等次生災害,固然在實際行動中要避免,但其中折射的道理很清楚:要政府在防疫中負起主要乃至全部責任,就只能將個人自由部分或完全讓渡政府,因為自由和責任成正比,不能只享有自由而不負應有責任。

 

其實西方也有應急和動員體制,無論戰時還是緊急狀態下,民眾需要讓渡一部分權益和自由。這也是個基本常識,只是西方自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後,再無這種公共衛生災難發生,使很多人以為疫情中的自由是天然的,政府不能削弱。當然,中國政府推銷疫情防控經驗,不僅僅著眼於疫情,背後蘊含的是北京對社會管控的治理模式和價值觀。這個治理模式近年來備受外界質疑,且在和美國的較量中事實有所收斂,北京這回借疫情在全球肆虐之際販賣的治疫經驗,還打著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多邊主義的兩面旗號,這是否使它更受國際社會接受,讓北京的管治模式成為一種普適經驗,有待疫情在未來幾月的發展狀況及中國這套做法在其他國家的適應和受檢驗程度。

 

※作者是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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