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武漢肺炎抗疫作戰裡的「最佳利益」意涵

王順民 2020年03月21日 00:00:00

瘟疫當下,誰或哪一項政策能代表「最佳利益」?引起不同的討論。(湯森路透)

隨著武漢肺炎的另類全球化布局,這使得任何的防疫舉措,總是招來動見觀瞻的放大鏡檢視,如此一來,武漢肺炎抗疫的這一場作戰,背後所潛藏的「最佳利益」(the best interest)意涵,便有它深入探究之必要。

 

誠然,在這裡所扣緊的乃是「最佳利益」的關懷旨趣,只不過,該項抽象性質的規範層次,一旦是落實在技術操作的工具範疇,那麼,從抽象到具體以迄於從應然到實然,彼此之間的貫通與落差,是有必要回歸到對於結構環境綜融性考察的必要,這是因為:首先,僅就不到二個月的演變歷程,雖然是可以從醞釀、發微、爆發到不可收拾的不同階段,以檢視各自的因應對策,但是,就其整體抗疫作戰的發展脈絡,還是可以窺見到若干的發展軌跡。

 

比如說最近與最新的疫情圖像,全球的確診人數已經突破20萬例,死亡人數更是高達有7千多名,特別是若干後續染病國家的死亡率,也出現偏高的失控態勢;連帶地,從剛開始對於亞州國家的敵視排他,相當程度上,也直接複製貼上成為亞洲國家對於這些歐美地區的禁止入境,此一從「全球化」到「去全球化」抑或是從「搭橋」到「築牆」的反差對比,某種程度上,突顯的乃是奠基於物質條件和經濟利益的脆弱基礎上,要如何尋找一種地球村生命共同體的連帶關係,這將會是「後武漢肺炎」一項嚴肅的重建課題。

 

事實上,環視國內本土的自我防疫作戰,依舊布滿著「最佳利益」的迷思與弔詭,畢竟,從事發的初始到逐漸擴散的演變過程,早已脫離單純的醫療保命範疇,而是擁有資源配置權力的國家機器,如何就其整體、通盤、宏觀以及巨視的關照角度,以尋找停損設置的一個適切平衡點,如此一來,糾結於抗疫作戰的「潘朵拉盒子」,究竟在意的是黎民百姓的生死交關,還是要顧及到地緣政治的國際關係權謀?連帶地,攬責在身的國家機器,又是否有去深究作為一種複合性變項的「最佳利益」,自當是要有從一種權利、一種原則、一種程序規定、一種自主能力、一種決策時機點到更多社會性代價的分殊考量。

 

以此觀之,從剛開始所聚焦於口罩的禁止輸出到口罩實名制的版本翻新,多少點明出來國家機器的「法人」,依然是無異於俗民百姓的「自然人」,這兩者都是處於某種無知之幕的問題解決模式,以至於出現父子騎驢與捉襟見肘的運作困境。

 

冀此,就其捍衛「最佳利益」的應有權利,政府機關要如何尊重民眾意見權益、生存與發展權益以及不可歧視權益,這部份更是要有加諸於一般民眾從自主權利到自主能力以迄於自主責任的內在性貫通,無疑地,在這個層次,從鎖國、封城到閉關的自主管理;從三級疫區國家到不分級的禁制出國抑或是強制公布姓名等等所謂依法行政的率行作為,背後所糾結之國家機器的霸權管制,多少映照出來的會是:當代台灣一地欠缺對於公共事務的理想言談情境及其羸弱的公民政治環境,以至於讓這一場的抗疫作戰,恐將淪為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人治神壇。

 

 總之,武漢肺炎抗疫作戰裡的「最佳利益」意涵,表述的乃是搭橋或築牆以及表意權或國家主義等等的諸多迷思,特別是直指「生命政治」的多重弔詭所在。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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