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或剛性、人性或黨性：中外抗疫之異同

武漢病毒流行全球，中共最壞的日子尚不知過去了沒有，而各國正苦不堪言。本來病毒對全人類一視同仁，中國遭難時，外國沒有袖手旁觀（比爾蓋茨捐款，美國一再表示要派專家），各國人民也都對中國人的遭遇表示同情。現在各國疲於奔命，中國卻不少人在幸災樂禍。

很多中國人都說，歐美各國要向中國「抄作業」了，意思是中國成功了，中國怎麼做，各國也應該學習。當然，有個別國家採取了中國的封城隔離，但大部份國家都因應自己的國情和社會管理哲學去對抗疫癥。誰的方式在抗疫和對生命財產、社會秩序、經濟損失方面後果更好，現在還言之尚早，不過總有一些根本性的區別，可以稍作對照。

一、唯上或唯下：疫癥流行之初，習近平一錘定音，專家有不同意見，到習近平那裡拍板。習近平要把消息壓到春節後才公開，全國一片歌舞升平。而歐美各國領袖，都聽取專家意見，專家的意見不一定全對，但始終外行領導內行風險更大。事實證明，地方和中央的雙重延誤，造成了中國疫癥大流行，禍及全世界。

唯上唯下還表現在，中國是要維護習近平的光輝形象及中共的統治地位，一切都從這個「高度」去考量；歐美各國是將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放在第一位，從不考慮領袖和政府形象。川普有決策，只要民間反對就要修正，一切都將人民的利益置於最高位置。

在中國是中共獨裁統治，權力無限，歐美政府是人民賦權，民意高於一切，這是中外抗疫的本質區別。

二、野蠻抗疫或文明抗疫：中國實行的是一套野蠻抗疫的政策，上面定了調，下面粗暴執行，以各種非人性的手段，不理百姓的死活。封關以後，暴打出門的市民，用木條封死家門，拿大錘砸麻將枱和家具，結果造成人民實際生活和精神心理上的痛苦，使病毒肆虐的災難百上加斤。

歐美各國實行的是文明的抗疫，一切以法律和人性為出發點，大部份政策只作呼籲，不作強制，最多也就是罰款了事；另外，政府也盡量保持疫癥其間人民的正常生活。美國中小學生午餐是學校免費供應，在停學期間，政府負責把午餐送到每個學生家中，以防止窮苦家庭因父母要返工而讓孩子挨餓。　　

三、救助人民或救助政府：疫情惡化後，歐美各國政府都推出緊急救助撥款，政府依收入標準對每位國民和孩子發現金，解決燃眉之急，聊補無米之炊。相反的，中共只把數萬億資金用來發展基建，目的是擴張基建避免失業，維護政權安全，但如此一來，民間困苦只好望天打卦。

四、資訊流通或資訊封閉：疫癥大流行後，歐美各國每天都由專職機構發佈準確的信息，總統首相一兩天就面對公眾，介紹政策，接受質詢，聽取意見，修正對策。相反的，中共基本上對內實行消息封鎖，甚至抓捕訓誡「吹哨人」，流言四起，官民離心。

歐美各國媒體每天都批評政府，使政府警覺，努力補救各方面措施的不足。相反的，中共控制社會輿論，全國上下一種聲音，下情不能上達，官員為自保反映遲鈍，造成大量社會悲劇。

五、地方聽中央，或中央聽地方：在歐美，中央政府層面只在自己職權範圍內推出各種措施，中央與地方有分權，地方未必全聽中央的。川普與紐約市長在資源調配和抗疫措施方面意見不同，通常川普要讓步。兩人分屬不同政黨，還是要服從人民整體利益。

在中國，地方只能服從中央。地方無法自主，又要維護地方利益，不同省市互相歧視發生衝突。中央一錘定音，而各地情況有別，政策離地，效果自然參差。　　

歐美之外，在亞洲，日本、韓國、台灣，也都採取柔性的政策，避免剛性的破壞，目前看來效果也相當正面。

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在處理疫癥上有如此分別，受益或受害各有因果。疫癥過去後，全世界都會進行一次意識形態和國家體制的大反思。（文章授權轉載自香港中文大學facebook顏純鈎作者專頁）

※作者為香港作家／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