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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凌翔:紀念因疫情而取消的「成吉思汗大祭」

烏凌翔 2020年04月16日 07:00:00
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首先把漢人取的首都名稱「庫倫」改為「烏蘭巴托」,即「紅色英雄」之意。(成吉思汗像端坐在烏蘭巴托市中心的政府大廈/作者提供)

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首先把漢人取的首都名稱「庫倫」改為「烏蘭巴托」,即「紅色英雄」之意。(成吉思汗像端坐在烏蘭巴托市中心的政府大廈/作者提供)

成吉思汗是日本武士源義經?

 

農曆3月23日,是傳統上成吉思汗四時祭典中「春祭」的日子,今年因為疫情,(15日)沒法辦舉辦了。蒙古人傳統上崇尚自然,相信萬物有靈,屬於自然一部份的COVID-19病毒,以這個方式,讓我們感受到它衝擊人類世界的力量,因為連塑造現代世界的成吉思汗與他子孫們的聯繫,也受到了波及。

 

在此,筆者寫一篇短文,紀念停辦的成吉思汗大祭,從為何不少日本人視成吉思汗為他們偉大的先祖,是一位日本武士(samurai)說起,也談一段中華民國承認蒙古獨立的軼聞。

 

1924年,一位日本作家小谷部全一郎出版了一本《成吉思汗即為源義經》的書,大為暢銷,從此,成吉思汗其實是大和武士的說法,在日本深入人心。1990年代,蒙古國民主化之後,日本電視台、學者、考古隊,駱驛不絕前往烏蘭巴托,一家日本企業還買下十三世紀蒙古帝國都城「哈剌和林」(蒙文 Хархорум,或轉寫為Qaraqorum) 的冠名等文化權利;還有一支考古隊,企圖發現成吉思汗埋葬之所,在蒙古全境挖了十年,結果當然一無所獲。

 

小谷部全一郎的書倒也不是他的幻想。早在1879年,一位年僅24歲的日本留學生末松謙登,在英國劍橋發表了一篇論文,從日本中世紀的悲劇英雄源義經的日文名字發音 Gen-Gi-Kei,與鐵木真的尊號成吉思的發音Genghis接近為依據,寫下了一篇歷史考據:The Identity of the Great Conqueror Genghis Khan with the Japanese Hero Yoshitsune, An historical Thesis,論述源義經在日本中世紀內戰中並未喪命,而是逃到了蒙古草原,後來成為偉大的征服者,就是成吉思汗。

6年後的1885年,末松的英文論文又被譯為日文,這才掀起日本人歷久不衰、跟蒙古人「搶民族英雄」的熱潮。

 

有人不止寫書,還化為行動,十分「入戲」。1924年,日本關西的大本教(omoto kyo)領導人出口任三郎潛入內蒙古,找到張作霖帳下一位漢人盧占魁,合作成立了「內外蒙古獨立軍」,自號「彌勒下生達喇素尊汗」,又取了一個很厲害的蒙古名字:「那爾薩林喀齊拉額都」,意思是「太陽月亮大地星宿」,而且宣稱自己其實是源義經的後代,更是成吉思汗轉世,出生在興安嶺,只因幼年喪父,母親帶他東渡日本,如今「返鄉」,是為了蒙古獨立的大業。

 

把「庫倫」改為「烏蘭巴托」

 

出口任三郎挑選1924年也不是腦袋一時發熱,如今的蒙古國,確實是在那一年爆發共產革命,年底改君主立憲體制為蒙古人民共和國,並且把漢人取的首都名稱「庫倫」改為「烏蘭巴托」,就是「紅色英雄」之意。當時的北洋政府其實深明「民族大義」,還跟蘇聯周旋了一陣,只是力有不逮。

 

不過,蒙古是中華民國「不可分割之固有領土」的想像,流傳至近代台灣,仍有人堅守不逾。1993年,李登輝政府欲推動以中華民國名義重新加入聯合國,當時的外交部長錢復邀集政務委員丘宏達、陸委會主委黃昆輝、法務部長馬英九等人召開跨部會會議,討論加入聯合國,必需先承認「外蒙古」為獨立國家,因為蒙古1961年就加入聯合國了,據與會人士轉述,會中僅馬英九一人獨排眾議,堅持「依憲法」主張蒙古為中華民國「固有疆域」,議題於是暫時擱置。

 

這個爭議,直到陳水扁政府時代的2002年才解決,台灣與蒙古國於焉開展「特殊國與國關係」,而馬英九則在他第二任總統末期,把象徵中華民國擁有蒙古主權的「蒙藏委員會」裁撤,併入文化部。如果這不是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什麼才是?

 

再回到偉大的出口任三郎,他希望促成內蒙古能順勢進入蒙古國的懷抱,恢復大蒙古的榮光,其實也很合理,要是成吉思汗再世,想法應該也一樣。

 

要怎麼解釋日本人爭取成吉思汗認同的心理機轉呢?十八世紀的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說「理性是且只應當是激情的奴隷」,也許就是答案。

 

民國 54 年在台灣舉行的成吉思汗大祭。(作者提供)

 

日本人為什麼要「爭取」成吉思汗

 

首先,末松謙登以「海歸」身份返國後,成為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的女婿,後來還曾進入內閣擔任大臣,能夠學而優則仕之人,絕非無理性的泛泛之輩。就像我們在嘲笑或驚嘆川普貴為美國總統,怎麼可能如此無文無品時,一定要想想:他何以能被選為總統?顯然是許多美國選民構成的美國社會氛圍造就了川普。所以,要問的應該是:日本社會當時處在一種什麼樣的氛圍呢?

 

1853年,美國來的「黑船」打開了閉島鎖國的日本,1868年,天皇發表《五條御文》,開啟了「明治維新」時代。末松謙登發表論文的1879年,正是日本正式併吞琉琉王國那一年,明治維新已熱火朝天,但是離1894年打敗大清、威震國際、擺脫不平等條約、加入世界強權俱樂部的「甲午戰爭」,還有15年。

 

所以,末松謙登的論文也好,神話故事也好,根據2008年日本學者宮脅發表的研究,他其實是向在全世界殖民的西方白人列強傳達一個訊號:你們必需正視新興的日本!於是,末松謙登的行為在當時,被視為一種愛國主義,因為不久前的日本,還被當做是大清國的藩屬呢!

 

英國劍橋大學的蒙古裔學者 Bulag近年的研究也指出,「成吉思汗即為源義經」的說法,與日本明治政府當時的對外擴張思潮,非常合拍-的確,理性為感性服務!

 

末松謙登沒有選擇「威震西域」的漢武帝或「天可汗」唐太宗,而選擇成吉思汗的理由,顯而易見,是因為蒙古人是歐洲人在歷史上懼怕過的「黃禍」象徵。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不好意思,是不是「略輸文釆,稍遜風騷」,不太確定,但白人列強不怕-或根本沒聽過-這幾位,確實是事實。

 

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日本人為什麼要「爭取」成吉思汗,就不覺得離譜了。

 

參考資料:楊海英:「從天幕到宮殿-成吉思汗廟及成吉思汗陵的殖民化作用」,《民族學界》,第31期,199~218,2013年4月,政大民族系出版。

 

※作者為台大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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