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毛像在牆毛屍在堂，毛殼雖存毛魂猶飄，「偉大毛時代」總算過去了。畢竟，毛政已亡毛髓盡失，毛時代邏輯已大半否定，毛派叫囂失去依據，中國已不可能重回毛時代。但毛時代「遺產」龐大，孵出二十世紀中國士林尷尬一代。如何評價他們的尷尬？如何掌握尺度？尤其對那些「學術界的傅作義」，近年爭論漸起。

「四大不要臉」版本

「四大不要臉」，最早出處似為周作人給港友鮑耀明的信（1964-10-7）：

現在大學生中有一句話，說北京有四大不要臉，其餘不詳，但第一就是他（郭沫若），第二個則是老舍。道聼途説，聊博一笑耳。

港媒首版「四大不要臉」——郭沫若、馮友蘭、老舍、臧克家。

文革後期，香港新版「四大不要臉」——郭沫若、馮友蘭、週一良、楊榮國。蓋因老舍文革投水，臧克家被「超越」。另一版本則以北大魏建功換下「廣東那個教授」楊榮國。1979年，牟宗三先生（1909～1993）在臺灣東海大學有關儒家使命演講，提到大陸「四大不要臉」（郭馮周楊）。

從噁心程度，郭沫若「民憤最大」，段子最多。林語堂：「郭沫若集天下肉麻之大成」。

細節出處

「四大不要臉」當然得有出處。進了四人幫「梁效」寫作班子的週一良（1913～2001），為能「服務於革命路線」欣喜若狂——「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馮友蘭（1895～1990）：「主席關懷如旭日，萬眾歡呼勝夜寒」，更有獻諛江青：「則天敢於作皇帝，亙古中華一女雄」；「爭說高祖功業大，端賴呂後智謀多」。上海復旦教授劉大傑（1904～1977），文革前得老毛眷寵召見，文革後期奉江青之命以「儒法鬥爭」為綱修改《中國文學發展史》，列名老毛治喪委員會，悼毛詩：「殘生堅走紅旗路，努力登攀答聖恩」；「餘年豈敢忘遺訓，沒世猶難報厚恩。」

取媚當世，茍同流俗，得了毛帝一點垂露便沒了骨頭，碩彥鴻儒一個個淪落如斯，還不讓說道說道？雖說，罪在毛氏、責在中共，但這一個個往前湊的「不要臉」，就沒一點個人責任？

晚年追悔

失節文人既有被蒙蔽裹挾的一面，也有不甘寂寞，嘩眾邀幸的一面。就算被蒙蔽，也是定力不夠、把持不住，想擠進去。

1984年，馮友蘭公開承認：

……得到吹捧，也確有欣幸之心，於是更加努力「進步」，這一部分思想就不是立其誠，而是嘩眾取寵了。

四人幫倒臺，「梁效」成員棄如秋扇——均遭審訊審查。中山大學教授楊榮國（1907～1978）病重住院，立即從廣州首長特級病房轉入高幹病房，再遷普通大病房。[v]1973年擠都擠不進去的「君寵」，1976年成了甩都甩不掉的「汙點」。院士、北大教授魏建功（1901～1980）極度抑鬱，「心情寂寥，偶讀舊箋，輒老淚縱橫，不能自已」；「萬萬想不到，老了老了還當了回奴才。」

「臨老失節」，馮友蘭、魏建功、週一良、林庚、楊榮國等為沾包「梁效」痛悔不已，魏建功、楊榮國二先生鬱鬱而死。

怪誰呢？九九歸一，還是自己不好，彼時縮一步忍一下不就「海闊天空」了？

士子底線

時窮節乃現，所謂「氣節」，當然只能由人文知識分子頂扛，難道可以將他們「混同普通老百姓」？

赤難長夜，滄海橫流，茍全性命於亂世，一時看不清紅朝亂塵，喊了「萬歲」，可無論如何「九·一三」後，紅色泡沫盡破，普通民眾都看清了明白了，學貫中西的文史長者總該有點起碼「階級覺悟」吧？至少，獨善其身別往前湊，不開金口，少點炫學邀寵，錢鍾書式「不太合作」，這點要求，不高吧？

當年有人勸劉大傑：「你這樣做，身後怎麼過得去？」劉回答：「我不這麼做，現在就過不去。」低一輩的復旦教授吳中傑（1936～ ）評劉大傑：「大傑先生不敢抗命，而且他本身又是個喜歡熱鬧之人。」

拭鏡正冠

古為今鏡，拭鏡才能正冠。先賢立范，後人思齊。孔孟聖言，士林之則。郭沫若、馮友蘭等誠為時代悲劇，但他們的腆顏諛行，至少有別於梁漱溟、陳寅恪、馬寅初、顧准、林昭、張春元、劉文輝……有比較才有鑒別，折節媚時的「四大不要臉」映襯出赤難夜空那一粒粒熠熠流星。

如果曲學阿世盡歸客觀原因，「四大不要臉」滑過後人追訐，那麼梁漱溟、馬寅初、陳寅恪等「一代脊樑」豈非成了戇愚「傻二」？時代越糟糕，越需要捍衛歷史理性。難道時代越差，就越該統統趴下？為軟骨邀寵者尋找「只能如此」的理由，以客觀原因遮掩主觀責任，合適嗎？歷史發展難道不是一路走高，而是要求逐階向低？

不明前人之失，何以規正後人？不拭史鏡，何以正冠？畢竟，總得告訴後代「做人要做哪一種人」。否則，〈離騷〉、〈正氣歌〉、〈獄中上母書〉……還有什麼掂手分斤？

結語

「最後審判」，猶如帝王死後議諡，制約時人重要手段。毛澤東之所以成為「歷史上最大暴君」（方毅語），除了開朝之威，也有大批士林「下跪」之因。檢討赤難，難道不應撩揭一下士林下跪的原因？何況，赤難尚未結束，同志仍須努力。

※作者為大興安嶺知青／復旦文學博士／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歷史所訪問學者（2018）／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