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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軟埋》到《武漢日記》:方方的刻度

秦胆 2020年05月03日 07:00:00
方方《武漢日記》比起兆山羨鬼、秋雨含淚的文壇醜態,在當下中國已屬難能可貴。(湯森路透)

方方《武漢日記》比起兆山羨鬼、秋雨含淚的文壇醜態,在當下中國已屬難能可貴。(湯森路透)

一月二十五日到三月二十五日,作家方方以日記的方式,記錄封城後她在疫區中心武漢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六十篇日記發布之際隨機引發熱議,更讓作者處於輿論風口浪尖的是作品將出版外文版,即《武漢日記》分別由美國哈珀克林斯出版社和德國霍夫曼坎普出版社翻譯成英文和德文出版發行,電子版預計在六月上市,目前已在亞馬遜預售。在海外出版的消息一出,正反雙方激辯隨即鋪開,方方立即遭到反方圍攻,批評者認為日記內容是道聽途說,沒有文學和新聞價值,讓境外勢力撿到槍。

 

抗議一度十分激烈,北大博士王誠要求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注:猶如威權年代的「涉嫌叛亂罪」)調查方方,有鄉下農人在公交站牌上貼出恐嚇大字報,雷公太極的創始人雷雷聲稱要用拳頭教訓方方,「左筆書法錢詩貴」發布南京雕塑家計劃在秦檜跪像旁添「方方跪像」的網文,如此大張旗鼓,仿佛要把《武漢日記》打成文革中的「反動日記」。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方方的小說《軟埋》獲得路遙文學獎,就在獲獎前一天,經歷土改的老革命、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及其後代同樣在武漢舉辦了一場批判會,座談會上還挂著一副「《軟埋》是一株大毒草」的橫幅,與會者認為方方代表資產階級,《軟埋》為封建地主階級招魂,是土地改革運動的反攻倒算,文革大批判的口吻暌違半個世紀再度湧現。

 

從《軟埋》到《武漢日記》,方方都關注社會進程中個體的命運,都遭遇上綱上線的政治批判,前者讓作品全網下架,後者讓作品在中國沒有一家出版社敢出版。對於作品文學價值與缺憾,批判者不以為意,反而抱定作者的身份、動機來質疑,向諸多未曾讀過作品的人們傳布他(她)們斷章取義的解讀,以坐實他(她)們的推導。

 

《軟埋》挖出了埋不住的土改記憶,小說探討了「記憶與遺忘、親情與背叛、自戕的勇氣和苟活的怯懦這些莎士比亞式的人性主題」,老婦人丁子桃突然陷入癡呆後,兒子吳青林無意中發現父母一輩土改中的軟埋的悲慘命運,而丁子桃去世時卻沒和兒子說一個字,她的記憶也從此軟埋。軟埋指的是死者沒有棺材護身,肉體直接葬於泥土,進一步引申為生者以「決絕的心態屏蔽過去,封存來處,放棄往事,拒絕記憶,被時間在軟埋」,一旦軟埋,「或許就是生生世世,永無人知。」

 

方方關注中國社會進程中個體的命運,其《武漢日記》在中國卻沒有一家出版社敢出版。(圖片取自微信)

 

沒有遵循「主旋律」的《日記》

 

《日記》中六十篇平實樸素的封城瑣記,則將一座城市的悲劇剖面集合逐層展現,方方筆下不僅有豐富詳實的日常生活細節,更有對社會與人性敏銳的敏銳的觀察,讓讀者一窺疫區中心市民的生活實景。個體生命的有限、易逝讓記憶的傳承困難重重,只有當個人記憶透過書寫、補充、再創作集結為公共記憶,才能夠拋開個人的載體代代相傳。不僅是方方,社工郭晶和紀錄片導演艾曉明都有自己的武漢日記,「無數個人的表達,彙集起來,才是一個時代的表達。」

 

不同於中國官方要求講述疫情下「正能量」的故事,方方日記有不少內容談及市民在圍城之下的慘況和官僚體系的顢頇,追在運尸車後跑著叫媽媽的女孩,十七天內一家四口染病去世的導演,視察時官員和護士對病人高唱的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無怪乎批判者矛頭之一放在《日記》沒有遵循「主旋律」、沒有傳播「正能量」的傾向上。

 

在中國宣傳語彙中,「正能量」是資訊能夠喚起閱聽人積極情感的特質,大量「正能量」的資訊彙集成符合官方口味的輿論形態即為「主旋律」。資訊被簡單地劃分為正負能量,粗暴地區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與「正能量」資訊相對的「負能量」資訊(不良信息),包括「不當評述自然災害、重大事故等災難」,都在遮罩和刪除之列。

 

這種「正能量」帶來的是廉價感動堆積而成的浮光掠影,如英雄、捐贈、志願者的無私奉獻,宣傳和歌頌甚至渲染到離譜的程度,如女護士剃光頭馳援疫區,各地湧現的「丟下一萬元就跑」的好人好事,而對於造成遍地沉屙的緣由,對於埋藏在犧牲、奉獻後的官僚主義、監管失位卻不聞不問,最後還要強行論證「抗疫彰顯了制度優勢」的奇談怪論。這樣把喪事辦成喜事的輿論引導行之有年,黨國話術的正確性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被正當化,由此形成了一套自洽的思想體系,當出現與既有傾向相左的事件之時,不必等官方報章批判,網民自會蜂擁而來,用習得的党國話術批判眼中「大逆不道」的人或事,而四月十五日的中國國家安全日、美歐新庚子賠款的索賠訴求與美歐疫嚴峻的現狀又為這種思維的輸出提供了觸媒,網民遂將疫情應對造成的國際敵意轉嫁到方方所寫的日記上。

 

非迎合上級的喜好行文

 

之所以《日記》幾經批判卻仍得以完成連載,是因為基於個人體驗的日記體其出發點不在於與官方話語的正面交鋒,而是以真情實感的書寫策略贏得讀者的關注,在黨媒宣教浮誇離地、市場化媒體噤聲缺位、網民自救資訊蕪雜的資訊生態下脫穎而出,積累了超過預期的影響力,而這又一定程度上挑戰了官方的意識形態壟斷,招致了官方對民間圍攻方方的默許與從容。

 

就內容上而言,《日記》不僅有「悲情城市」,也不乏批評者眼中的「正能量資訊」,如專家對疫情走向的預測樂觀,方艙醫院的衣食條件,陸續落實的紓困措施,正負內容並置不只是規避審查的技巧,更是作者本人思想與傾向的折射。《日記》中,作者將疫情擴散與救濟不力歸咎於官員文牘主義作風(一月二十六日日記寫道「官員們歷來按文件做事,一但沒有文件,他們就六神無主」),僅行政作風層面的反思還是忽略了房間裡的大象,即整個體制一般性和應對突發性事件的結構,這使日記的思想深度有所欠缺。

 

在前作《軟埋》中,也有著類似的缺憾,小說對「土改」並未做價值判斷,而將其和稀泥式的歸結於「非常複雜的背景和非常特殊的原因」,認為自己筆下觸及的社會事件只是人物的背景,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在這些歷史進程中受到衝撞而被改變命運的人」,歷史和解的態度模糊了人禍的根本責任,更顯得作者有幾分「第二種忠誠」的意味。

 

此外,日記文體也存在先天的局限性,基於個人感想的即時記錄在結構和表達上碎片化,缺乏全域觀和內在平衡,擷取的事例是否足夠典型和切中肯綮,關係到文本能否充分反映動態變化的疫情,文中的選材也不乏值得商榷之處。

 

經過網民核實,《日記》確實有幾處細節不夠準確(如感染的護士名字應該是柳帆而非柳凡),但文本對所舉的事例也有交代信源身份的習慣,認為文本系編造屬誇大其辭。除了敘事細節的可靠性和正負內容的比例傾向外,更多的批評聚焦在動機與效果上,「抹黑中國抗議貢獻」、「家醜外揚」、「為境外勢力向中國求償提供了彈藥」、「外部勢力推動作品出版」、「此時出版/海外出版不懷好意」等等指摘,均屬缺乏常識的謬論,本來不值一駁的怪異邏輯還大有市場;淮橘為枳,像《日記》這樣的創作,正常的文化環境裡,是稀鬆平常文學活動而已,到了中國便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對抗性活動,背負一個又一個的「帽子」,不禁讓人感嘆中國網路生態的混亂與反智,紅衛兵式的網民不在少數,他(她)們不需要方方式的記錄與記憶,他(她)們期待的是《大國戰役》和《雷鋒日記》的心理麻醉。

 

從《軟埋》到《武漢日記》,依憑內心的真情實感而非迎合上級的喜好行文,筆下閃耀對個人價值珍視的方方無疑是一位優秀的作家,雖然在思想深度與表現力上離廖亦武的《地震瘋人院》、亞歷塞維奇的《車諾比的悲鳴》、克萊普勒的《我要作見證》尚有距離,比起兆山羨鬼、秋雨含淚的文壇醜態,在當下中國已屬難能可貴。

 

※作者為中國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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