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來襲，在疫苗問世之前，不同程度的減少活動，包括隔離、封城，甚至鎖國，就成了最有效的抗疫手段。而這恰巧命中了人類社會賴以維持與繁榮的兩大要害，包括社交群聚的本能和勞動分工，所以影響的確「嚴重與特殊」，各方面的震盪也將接踵而來。

「挫敗是進步的重要成分，障礙與衰退則孕育著機會」，一生精彩萬分的赫緒曼，由於深刻體察人類處境的複雜性，在他的著述中更是高舉「可能性主義」（Possibilism）。不管未來世局或病毒如何演變，或許我們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赫緒曼此一樂觀勇氣。

最近剛好接受廣播節目「經典也青春」的邀請，希望我跟年輕世代推薦些私房且歷久彌新的好書，我毫不猶豫地搬出赫緒曼和他的幾本代表著作，而且仔細回想，和他在知識上還頗有淵源。儘管疫浪翻天覆地，此時讀經典，更有滋味。

1915年出生於德國柏林，2012年在美國離世的赫緒曼（Albert Otto Hirschman），其先祖可能從事和「鹿」(der Hirsch)相關的行業，姓氏如果直譯的話即是「鹿人」，德語則為Hirschmann。雖然他拿的是經濟學博士學位，卻在政治經濟學各領域大放異彩，是個滿手思想火種的傳奇人物。

赫緒曼後來的發展境遇同二戰前夕很多德語區的猶太菁英一樣，為了避免納粹迫害而落腳美國。比較特別的是，他先在法國加入地下組織展開救援活動，最後自己再逃離險境。有關赫緒曼的生平事蹟和在知識領域的傑出表現，吳乃德教授在《反動的修辭》（吳介民譯，左岸文化）一書的導讀中已多所著墨，這裡就不多談。

在公平會服務，要不看到赫緒曼的名字也難。原因在於，我們的主要任務即在於維持市場交易與競爭秩序，相應或同時保障消費者權益，所以遇有「限制競爭」的結合、聯合行為等相關案件，首先要問的不外乎，這些廠商可有能力濫用其市場優勢地位？特別是指任意調整價格的能力，亦即所謂的市場力或壟斷力。

而如何衡量產業（供給面）的「市場集中度」，更在初判過程中屢屢扮演重要角色。方法之一是簡單加總前面幾家（4家最常用）的市占率，另外則是加總各家市占率的平方（自乘，所以給予市占較高的廠商更大權數）。後者因為富有經濟意義，所以更常使用，一般稱之為「赫芬道爾─赫緒曼指標」（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簡稱HHI），以表彰兩人先後提出此一概念的貢獻。

其中，赫芬道爾（Orris Herfindahl, 1918-1972）是研究自然資源的美國經濟學者，他在1950年的博士論文中，率先將此方法應用於鋼鐵產業的集中度測量。既然HHI的適用主場是在產業經濟，所以第一個H放的是赫芬道爾也很合理。雖然赫緒曼提出此一概念的時間要更早些，但其研究對象乃針對貿易集中度。

1945年赫緒曼出版他的第一本書《國力與外貿結構》（”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研究二戰前夕的納粹德國，如何透過「經貿手段」將東南歐國家納入勢力範圍。重點在於，國與國之間一旦在貿易結構上出現「不對稱互賴」（asymmetric dependence），對小國將非常不利，因為對其有政治企圖的大國，更有工具迫使小國屈服。至於小國如何逃脫此一困境？赫緒曼建議可透過高度國際化來分散風險。我自己後來從事兩岸經貿研究，也深受赫緒曼此一觀點的啟發。
另外，記得當年在研讀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時，一定都會討論他的「不均衡發展策略」（《經濟發展的策略》，1958），亦即有些部門必須優先領航、序列式解決問題，而非全面且同時成長。換言之，左右兩派的計畫經濟和自由放任都不足取。此外，工業化過程中選定產業以充分發揮「向前關聯、向後關聯、消費關聯」（linkage）效果，也是出自他的手筆，不管同不同意，這些詞彙大家早已耳熟能詳。

《脫離、呼籲與忠誠：對企業、組織與國家衰退的回應》（Exit, Voice, and Loyalty, 1970）則是赫緒曼的另一本名著。無論是員工或消費者，「脫離」皆隱含著選擇與競爭的可能性，通常屬於市場機制；「呼籲」（或抗議）則是民主的具體表現形式，比較偏向政治範疇。面對衰退中的組織，無論是企業、國家或政黨，呼籲或抗議意味著仍有期待，逕自脫離有時反而對彼此都不利。特別是「忠誠」何時具有「延緩脫離決定」並「強化呼籲功能」的作用，更是耐人尋味。

關於赫緒曼的學術貢獻這裡顯然無法盡書。倒是最近全球各地都在熱議一件事，何時與如何讓經濟與社會活動慢慢恢復正常，亦即「逃離策略」（exit strategy），而此一詞彙，根據現代流行詞源專家威廉·薩菲爾 (William Safire)的考證，更是出自赫緒曼。

※作者為公平會委員、奧地利Innsbruck大學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