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一名精障者殺害鐵路警察被判無罪，蔡英文表態說：「支持檢方依法上訴」。蔡的說法相當奇怪，刑案訴訟裡，該否上訴一事，除了承辦檢察官與檢察一體下的檢察長外，到底干總統（行政院長、內政部長、法務部長、警政署長）什麼事？蔡英文畫蛇添足的一筆，意不在干預檢方是否上訴，而在於她想傳達一項訊息給社會：「在這個充滿爭議的判決裡，我的想法跟你們多數人是一樣的。」總統及她轄下的大官們公開質疑司法判決，除了表示自己可以跟社會多數人同聲同氣之外，更防堵外界怒火燒到她們身上去。

但這樣的切割對於司法是絕難以承受之重。設若這個備受爭議的殺警案在總統的「支持」下上訴二審，二審法官也「從善如流」地改判，外界當會說：「總統表態（生氣）果然是有用的」、「法院果然是怕壞人」，這也意味司法獨立是可以被影響撼動的。但如果二審法官依舊堅持原判，那外界恐怕又如是詮釋：「連總統生氣都沒用」、「法院到底離人民有多遠」。蔡英文的一句話，讓司法再度陷入父子騎驢的窘境。

也不過一個月前，蔡英文還在總統府大加宣揚自己過去四年的司法改革成果，宣示將在總統就職演說裡再次宣示司法改革的重要性。如果我們同意建構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基礎，那這項殺警案判決，以及總統包含其以下的大官們對判決的質疑與攻訐，適足以一筆抹煞掉過去四年蔡政府對司法改革的努力。信任的建立從非一朝一夕之功，不是今天你把它踩在腳底下，明天你把它扶起來擦擦臉，說沒事就好了；重建信任之不易，幾乎已經注定讓蔡英文的司法改革成績不及格。

司改四年難有所成，也具體而微地表現在這次殺警案判決裡。表面上，這是一項尊重精神鑑定專業所為的司法判決，法官認定被告在行為時，處於思覺失調症急性發病狀態，且妄想內容與犯案行為有絕對交互關聯，加上智力退化理解力差，所以已喪失辨識能力，因此援引《刑法》第19條：「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不過，同條文第二項規定：「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亦即，法官本來就可依精障者辨識能力的喪失程度斟酌量刑。同樣是思覺失調，同樣有妄想內容，在所謂的「辨識能力」的定義仍充滿爭議的情況下，為何殺警案主嫌能適用第19條第一項而宣告不罰？而小燈泡案主嫌則否？

透過電視畫面，這名精障者幾乎是在全國人民眾目睽睽之下行兇刺死一名正在值勤的員警，但最後竟以無法辨識其行為能力被判無罪，社會豈可能不群情譁然？法官無視精神疾病者之辨識能力其實是一種漸層深淺的光譜，執意以《刑法》第19條第一項為不罰之規定，加上目前精障者僅限定五年以下的精神治療與保安處分，自然引發這場軒然大波。

這是一個多輸的判決，不僅被害者家屬認為有違公道，被害者白白犧牲；基層員警也認為不被司法支持，士氣受挫；而朝野黨派的政治人物競相抨擊切割這項判決，更斲傷司法的公信力。更慘的是，這項看似寬容體貼精神障礙者的判決，無形中加深了外界對於精障者的汙名，明明精障者的暴力犯罪從不比一般人高，經由適切的治療甚至可以有條件地回歸社會，但如今外界對他們的恐懼與排斥卻因此而加深。

中華民國法官協會發出聲明認為，這次判決的結果是由司法體系「代揹黑鍋」；其實，真正揹黑鍋的是所有的精障者。是那些拘泥於法條、疏於與社會溝通的司法從業人員，以及專做表面功夫，遇事卻連忙卸責的政治人物，共同把精障者推出去揹鍋。台灣社會以為切割了這些精障者就能天下太平、歲月靜好，殊不知未來將付出更大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