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百年來中國史研究中的新鮮事實在太多了

楊照 2020年05月17日 07:00:00

明明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研究有了這麼大的突破與積累,但在教育體系中,在一般人的常識裡,卻很少有感覺。(圖片取自網路)

我讀歷史系,學歷史出身,當然帶著這種背景給我的偏見。我的偏見之一,是一向認為在過去一百年間,若問中國的學術知識研究工作中,哪一個領域有最多突破,有豐富的收穫,又有最多獨立成家的人才?用這三個標準去衡量,排第一名的,只能是中國歷史的領域。

 

勉強能和中國歷史的豐富研究成果相比的,真的不多。也許可以提抗戰期間的基礎科學,有過很好的發展。在西南聯大,有像吳大猷這樣的老師,帶著楊振寧,和更年輕的李政道,他們兩人後來得了諾貝爾物理獎。另外數學上,培養了後來在數理哲學上大放光彩的王浩,在純數理範圍中有陳省身,也有很大的成就。但如果將時間拉長了,不只看那一、二十年,從百年的尺度看,那麼物理、數學的發展就沒有那麼全面而持續了。

 

相較地,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上,過去一百年,幾乎每一個十年都有重要的學者,做出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來。最早有羅振玉、王國維他們那一代,以他們的考據學根柢,配合對於古金石學的重新探究,改變了看待中國古史的方式。接下來有胡適、傅斯年他們這輩接棒,運用從西方學得的「科學方法」,讓原來的考據更加嚴密,不只有新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還建立了穩固的史學方法基礎。

 

然後在抗戰前,進行了安陽殷墟的考掘,從那裡迅速培養了一批傑出的考古人才,有知識、有經驗,也有技術。這批人加上他們帶出來的學生,在之後的幾十年間,挖出了一個過去連想都無法想像的中國古代文明圖像來。

 

抗日戰爭期間,又有錢穆、陳寅恪、雷海宗等人。西南聯大也許不是像鹿橋《未央歌》裡寫的那種純真天堂,但從教育與學術的環境上看,那還真的接近一個奇蹟。在西南聯大歷史系,三年中三位不同的老師教中國通史,教的內容都不一樣。不一樣到前面一年上過中國通史的,看到後一年中國通史課的考題,他會傻眼根本不知該如何回答。

 

因為三位老師的觀點不一樣,選擇不一樣。那是個創造觀點的新時代。這一輩的研究者,他們仍然保留了對於中國古籍驚人的掌握,卻不再受限於傳統的觀點,他們大膽地從流傳了上千年的文獻中,讀出新重點、新意義來。而且他們的野心比上一代更大了,他們開始探討「大問題」,不只要解釋歷史上的某個人物、某個事件,他們勇於碰觸「中國文化是什麼?」「中國歷史的特色是什麼?」「中國和西方有根本差別嗎?」一類的大問題,並提出初步的答案,至少是尋求答案的方向來。

 

然後來了一九四九年的劇變。新中國成立後,在大陸,史學穿上了意識形態的制服,必須依照馬克思唯物史觀來進行研究、解釋。如此,當然阻擋了新觀點的繼續探索、產生。不過對於中國歷史研究來說,馬克思唯物史觀本身就是一個新觀點。拿著這支新火把,一、二十年間,一批勤勤懇懇的史學研究者,在中國舊史料裡照見了許多過去被忽略的角落,看到了許多過去被隱蔽了的歷史面貌。在原有的文人大傳統圖像上,補了農民、底層的小傳統部分,也重新整理了中國經濟史和社會史的資料。

 

還有大陸以外地區的發展與成就。「中華民族花果飄零」(唐君毅語)的悲劇命運,卻將中國知識、歷史中國的關懷帶到了不同的地區。

 

在北美有一群人,蕭公權、楊聯陞、余英時等一脈相承。在台灣,有更龐大、更集中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有台灣大學歷史系,然後有沈剛伯主導到處點火去成立的各大學歷史系。在這裡,一個過去中國文化的邊陲地帶,一個被日本人殖民了五十年,到處遺留日本文化影響的地方,竟然在歷史的偶然中,成了中國歷史研究的重鎮。

 

我在台灣念台大歷史系,然後去了美國,在哈佛大學繼續做歷史研究,從在台灣的後期就開始大量閱讀中國大陸的史學研究資料。很長一段時間,我認定我的人生目標,就是留在學院裡,繼承台灣的老師、美國的老師他們走出來的研究道路,在中國歷史的理解上,努力做出突破來,然後將我的知識與技能再教給下一代的歷史系學生。

 

我在這條路上走得夠久,卻又沒有太久。夠久,讓我能對於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領域,領域裡的who’s who、what’s what自信有一定的把握;但又沒有太久,沒有讓我真正成為一個專業的史學研究者。

 

我沒有留在學院裡,沒有在大學裡教書,也沒有在史語所裡做研究。進去過又出來了,讓我得以有不太一樣的空間與自由。如果我留在史語所或大學的歷史系裡,我就不得不按照機構的規矩,選擇一個領域,做非常專精的一手研究。那麼我就沒有機會能夠自在地瀏覽、碰觸廣大的中國史不同領域,知道這麼多優秀的研究者和他們的研究成果。

 

更重要的,如果留在學院裡,我勢必無法像現在一樣,自覺地選擇做一個「二手研究者」。雖然我也讀一些原始材料,但那通常是以閱讀經典的心情來讀的,我早早就放棄了進行嚴謹一手研究的企圖。我的知識、我的理解,來自於大量閱讀並整理別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學院裡,不做一手研究,很難存活下去;但容我說一聲:做一手研究,真的不是研究的全部,甚至不必然是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部份。

 

我的非典型路數──始終保持研究興趣,卻不是為了寫行內論文或專著而做研究──使我得以接觸、欣賞並真心感激許多在中國史領域中做出傑出貢獻的人們。我在閱讀、整理他們的著作中,得到了真切的快樂。也因此,站在他們提供的知識基礎上,我才有可能試著以一己之力將中國歷史從古至今好好完整說一次。

 

在這點上,我和我的一位朋友焦元溥,有非常類似的地方。焦元溥喜愛古典音樂,尤其喜愛鋼琴音樂,但他沒有成為一位鋼琴家。從一個角度來看,真遺憾,他對於鋼琴音樂的理解、掌握,遠甚過大部分的職業鋼琴家。但換另一個角度看,這或許也就是西方人說的blessing in disguise,變裝了的福氣吧?沒有成為鋼琴家,焦元溥反而才能有那樣的視野,也有那樣的時間,走遍全世界去訪問頂尖的鋼琴家,探訪出他們對於音樂、對於鋼琴最深刻的體會,傳鈔記錄出來,讓我們都能看到。

 

正因為我沒有在那個圈裡,沒有以史學研究作為我的職業,我才能更自在地優游這個廣大的天地,不帶功利、不帶意氣地欣賞這裡的美景。在這塊天地間,這一百年,多麼美好!

 

中國的歷史意識存在了至少三千年,累積了超過三千年的歷史知識,是個史學高度發達的地方。然而從1900年算起,到2000年,放眼看去,中國歷史三、四千年的過程間發生的事,我們多知道了許多,我們改變了更多原有的看法。對於中國歷史,一方面我們知道得更細更密,另一方面我們又知道得更廣更寬。

 

上一冊中,我仔細說明了,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夏、商乃至到商周之際的發展,這些發生在距今三、四千年前的事,一百年前沒有任何人知道。神奇地,一百年後,我們對這麼古遠的事知道那麼多,而且不是想像出來的,是有實憑實據,依照證據推論出來的。我們可以不同意推論的結果,我們可以繼續爭議該如何推論,但這些證據無法被取消,這些證據需要被解釋的事實,不可能被推翻。

 

關於這段古遠歷史,這一百年來我們增加的認識,超過了過去兩千年的總和。這不神奇嗎?

 

遺憾的是,明明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研究有了這麼大的突破與積累,但在教育體系中,在一般人的常識裡,卻很少有感覺。今天絕大部分的人心目中的中國、中國歷史,停留在一百年前的狀態,好像這一百年不曾存在般。

 

許多人對於中國歷史的開端,仍然理所當然從黃帝講起。三皇五帝、堯、舜、禹、湯…一百年前中國人這樣講歷史,怎麼會一百年後我們還這樣講歷史呢?從這個角度看,顯然一百年來累積的新知識新見解(一百年,照理說實在不「新」啦!)一直沒有轉化為一般人可以方便吸收汲取的公共資源。

 

我站在特殊的邊界上,轉頭一邊看中國歷史的學術研究,再轉另一邊看社會常識上的高度落差,因而產生了特殊的勇氣,來自使命感的勇氣。

 

我寫的,是一本轉手轉介百年來中國歷史突破改變的通史。必然會寫得很長、很囉唆。我沒辦法長話短說,沒辦法言簡意賅,因為我不只要介紹對於一段一段的中國歷史,我們現在知道了什麼,我還需要不斷來回對照,這新知識、新見解,和大家存留的舊認識、舊見解有什麼差異,鋪排差異,並說明新知識、新見解是怎麼來的,為什麼我們應該讓新知識、新見解取代停留在一百年前的舊知識、舊見解。

 

沒辦法長話短說,沒辦法言簡意賅,還有一個原因是:百年來中國史研究中的新鮮事實在太多了。我像是去了遠方富麗城市的旅人,像是去了聖彼得堡吧,我親歷了聖彼得堡的美好,發現聖彼得堡有那麼多值得大家欣賞、享受的美好,我當然要用一百張、兩百張的幻燈片,將聖彼得堡介紹給還沒有去過的人。(文章轉載自楊照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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