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歷史系，學歷史出身，當然帶著這種背景給我的偏見。我的偏見之一，是一向認為在過去一百年間，若問中國的學術知識研究工作中，哪一個領域有最多突破，有豐富的收穫，又有最多獨立成家的人才？用這三個標準去衡量，排第一名的，只能是中國歷史的領域。

勉強能和中國歷史的豐富研究成果相比的，真的不多。也許可以提抗戰期間的基礎科學，有過很好的發展。在西南聯大，有像吳大猷這樣的老師，帶著楊振寧，和更年輕的李政道，他們兩人後來得了諾貝爾物理獎。另外數學上，培養了後來在數理哲學上大放光彩的王浩，在純數理範圍中有陳省身，也有很大的成就。但如果將時間拉長了，不只看那一、二十年，從百年的尺度看，那麼物理、數學的發展就沒有那麼全面而持續了。

相較地，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上，過去一百年，幾乎每一個十年都有重要的學者，做出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來。最早有羅振玉、王國維他們那一代，以他們的考據學根柢，配合對於古金石學的重新探究，改變了看待中國古史的方式。接下來有胡適、傅斯年他們這輩接棒，運用從西方學得的「科學方法」，讓原來的考據更加嚴密，不只有新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還建立了穩固的史學方法基礎。

然後在抗戰前，進行了安陽殷墟的考掘，從那裡迅速培養了一批傑出的考古人才，有知識、有經驗，也有技術。這批人加上他們帶出來的學生，在之後的幾十年間，挖出了一個過去連想都無法想像的中國古代文明圖像來。

抗日戰爭期間，又有錢穆、陳寅恪、雷海宗等人。西南聯大也許不是像鹿橋《未央歌》裡寫的那種純真天堂，但從教育與學術的環境上看，那還真的接近一個奇蹟。在西南聯大歷史系，三年中三位不同的老師教中國通史，教的內容都不一樣。不一樣到前面一年上過中國通史的，看到後一年中國通史課的考題，他會傻眼根本不知該如何回答。

因為三位老師的觀點不一樣，選擇不一樣。那是個創造觀點的新時代。這一輩的研究者，他們仍然保留了對於中國古籍驚人的掌握，卻不再受限於傳統的觀點，他們大膽地從流傳了上千年的文獻中，讀出新重點、新意義來。而且他們的野心比上一代更大了，他們開始探討「大問題」，不只要解釋歷史上的某個人物、某個事件，他們勇於碰觸「中國文化是什麼？」「中國歷史的特色是什麼？」「中國和西方有根本差別嗎？」一類的大問題，並提出初步的答案，至少是尋求答案的方向來。

然後來了一九四九年的劇變。新中國成立後，在大陸，史學穿上了意識形態的制服，必須依照馬克思唯物史觀來進行研究、解釋。如此，當然阻擋了新觀點的繼續探索、產生。不過對於中國歷史研究來說，馬克思唯物史觀本身就是一個新觀點。拿著這支新火把，一、二十年間，一批勤勤懇懇的史學研究者，在中國舊史料裡照見了許多過去被忽略的角落，看到了許多過去被隱蔽了的歷史面貌。在原有的文人大傳統圖像上，補了農民、底層的小傳統部分，也重新整理了中國經濟史和社會史的資料。

還有大陸以外地區的發展與成就。「中華民族花果飄零」（唐君毅語）的悲劇命運，卻將中國知識、歷史中國的關懷帶到了不同的地區。

在北美有一群人，蕭公權、楊聯陞、余英時等一脈相承。在台灣，有更龐大、更集中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有台灣大學歷史系，然後有沈剛伯主導到處點火去成立的各大學歷史系。在這裡，一個過去中國文化的邊陲地帶，一個被日本人殖民了五十年，到處遺留日本文化影響的地方，竟然在歷史的偶然中，成了中國歷史研究的重鎮。

我在台灣念台大歷史系，然後去了美國，在哈佛大學繼續做歷史研究，從在台灣的後期就開始大量閱讀中國大陸的史學研究資料。很長一段時間，我認定我的人生目標，就是留在學院裡，繼承台灣的老師、美國的老師他們走出來的研究道路，在中國歷史的理解上，努力做出突破來，然後將我的知識與技能再教給下一代的歷史系學生。

我在這條路上走得夠久，卻又沒有太久。夠久，讓我能對於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領域，領域裡的who’s who、what’s what自信有一定的把握；但又沒有太久，沒有讓我真正成為一個專業的史學研究者。

我沒有留在學院裡，沒有在大學裡教書，也沒有在史語所裡做研究。進去過又出來了，讓我得以有不太一樣的空間與自由。如果我留在史語所或大學的歷史系裡，我就不得不按照機構的規矩，選擇一個領域，做非常專精的一手研究。那麼我就沒有機會能夠自在地瀏覽、碰觸廣大的中國史不同領域，知道這麼多優秀的研究者和他們的研究成果。

更重要的，如果留在學院裡，我勢必無法像現在一樣，自覺地選擇做一個「二手研究者」。雖然我也讀一些原始材料，但那通常是以閱讀經典的心情來讀的，我早早就放棄了進行嚴謹一手研究的企圖。我的知識、我的理解，來自於大量閱讀並整理別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學院裡，不做一手研究，很難存活下去；但容我說一聲：做一手研究，真的不是研究的全部，甚至不必然是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部份。

我的非典型路數──始終保持研究興趣，卻不是為了寫行內論文或專著而做研究──使我得以接觸、欣賞並真心感激許多在中國史領域中做出傑出貢獻的人們。我在閱讀、整理他們的著作中，得到了真切的快樂。也因此，站在他們提供的知識基礎上，我才有可能試著以一己之力將中國歷史從古至今好好完整說一次。

在這點上，我和我的一位朋友焦元溥，有非常類似的地方。焦元溥喜愛古典音樂，尤其喜愛鋼琴音樂，但他沒有成為一位鋼琴家。從一個角度來看，真遺憾，他對於鋼琴音樂的理解、掌握，遠甚過大部分的職業鋼琴家。但換另一個角度看，這或許也就是西方人說的blessing in disguise，變裝了的福氣吧？沒有成為鋼琴家，焦元溥反而才能有那樣的視野，也有那樣的時間，走遍全世界去訪問頂尖的鋼琴家，探訪出他們對於音樂、對於鋼琴最深刻的體會，傳鈔記錄出來，讓我們都能看到。

正因為我沒有在那個圈裡，沒有以史學研究作為我的職業，我才能更自在地優游這個廣大的天地，不帶功利、不帶意氣地欣賞這裡的美景。在這塊天地間，這一百年，多麼美好！

中國的歷史意識存在了至少三千年，累積了超過三千年的歷史知識，是個史學高度發達的地方。然而從1900年算起，到2000年，放眼看去，中國歷史三、四千年的過程間發生的事，我們多知道了許多，我們改變了更多原有的看法。對於中國歷史，一方面我們知道得更細更密，另一方面我們又知道得更廣更寬。

上一冊中，我仔細說明了，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夏、商乃至到商周之際的發展，這些發生在距今三、四千年前的事，一百年前沒有任何人知道。神奇地，一百年後，我們對這麼古遠的事知道那麼多，而且不是想像出來的，是有實憑實據，依照證據推論出來的。我們可以不同意推論的結果，我們可以繼續爭議該如何推論，但這些證據無法被取消，這些證據需要被解釋的事實，不可能被推翻。

關於這段古遠歷史，這一百年來我們增加的認識，超過了過去兩千年的總和。這不神奇嗎？

遺憾的是，明明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研究有了這麼大的突破與積累，但在教育體系中，在一般人的常識裡，卻很少有感覺。今天絕大部分的人心目中的中國、中國歷史，停留在一百年前的狀態，好像這一百年不曾存在般。

許多人對於中國歷史的開端，仍然理所當然從黃帝講起。三皇五帝、堯、舜、禹、湯…一百年前中國人這樣講歷史，怎麼會一百年後我們還這樣講歷史呢？從這個角度看，顯然一百年來累積的新知識新見解（一百年，照理說實在不「新」啦！）一直沒有轉化為一般人可以方便吸收汲取的公共資源。

我站在特殊的邊界上，轉頭一邊看中國歷史的學術研究，再轉另一邊看社會常識上的高度落差，因而產生了特殊的勇氣，來自使命感的勇氣。

我寫的，是一本轉手轉介百年來中國歷史突破改變的通史。必然會寫得很長、很囉唆。我沒辦法長話短說，沒辦法言簡意賅，因為我不只要介紹對於一段一段的中國歷史，我們現在知道了什麼，我還需要不斷來回對照，這新知識、新見解，和大家存留的舊認識、舊見解有什麼差異，鋪排差異，並說明新知識、新見解是怎麼來的，為什麼我們應該讓新知識、新見解取代停留在一百年前的舊知識、舊見解。

沒辦法長話短說，沒辦法言簡意賅，還有一個原因是：百年來中國史研究中的新鮮事實在太多了。我像是去了遠方富麗城市的旅人，像是去了聖彼得堡吧，我親歷了聖彼得堡的美好，發現聖彼得堡有那麼多值得大家欣賞、享受的美好，我當然要用一百張、兩百張的幻燈片，將聖彼得堡介紹給還沒有去過的人。（文章轉載自楊照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