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或將循德意志統一的軌跡

湯名暉 2020年05月20日 07:00:00

台灣若能創造一個中美兩國都必需與之對話的議題而非爭端,或許是降低中美戰略前沿衝突的積極作為。(湯森路透)

自川普上任以來,華府菁英的反中聲浪似乎已有出口,自21世紀初期延續至今的反中能量逐漸成為具體行動,在「美國優先」為前提的大旗之下看似出師有名。幾種主流的意見對中美關係也提出憂慮的看法:

 

第一種,從權力轉移角度來看而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但也出現調適版本「宋遼模式的競爭性夥伴關係」;

 

第二種是基督教文明與儒教之間的文化與文明的對抗,承襲杭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以來的觀點;

 

第三種是價值與制度之爭,像是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原先提出的命題「歷史的終結」與其後調適的版本「從歷史的終結到民主的崩壞」;

 

第四種是地緣政治之爭,中美兩國對歐亞大陸心臟地帶到「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競逐,以及亞非拉地區的相互經營與拉攏謀求包抄後方;

 

第五種則是美國是否還要邀請中國加入國際秩序,或是中國將謀求新的國際秩序與價值,進而取代現有西方文明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以上五種觀點的討論似乎呈現中美之間似乎只有零和之爭,中國看似與1870年德意志統一前夕的軌跡有著相同之處,人文科學領域雖然沒有全然相同的案例,但是有些相似的徵兆或許可幫助人們找尋解方。

 

現代化追趕有成

 

19世紀的德意志統一最大的課題是工業化程度不如西歐國家,像是法國有著地近英國之便,得以較早發展工業革命。然而,普魯士卻在威廉一世任內追趕工業化的程度,成為歐陸鐵路鋪設最快的國家之一,克魯伯和蔡司等知名企業也是在此時發跡,德意志的民族工業於此時成功的在歐陸上能和法國一較高下。

   

中國在近代工業化的腳步遠遠落後西方國家,然而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後成功帶領中國經濟正向發展,經過近30年的努力也出現華為和聯想等國際知名企業,而華為的5G就像光學行業的蔡司一樣執資通訊產業牛耳。西方工業國家走了兩百年的路,中國以30年就達到部分領域和指標的進程,使得美國更為忌憚。

 

經過近30年的努力,中國也出現華為和聯想等國際知名企業。(湯森路透)

 

科技發展帶動軍事革新

 

普魯士自威廉一世登基以來整軍經武,任命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和知名軍事家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進行普魯士的軍事改革,從軍事制度到武器的革新(如:率先使用後膛槍),各種戰技戰法和觀念遠超法國。現今的中國雖無鐵血宰相,但是當前中共亦積極發展各個尖端科技領域。航太領域有劃時代革命的量子通訊衛星,以及已完成35顆衛星配置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並且在人工智慧和區塊鏈上的科技積極發展。這些科技成就也正向帶動軍事事務革新,使得既有霸權國備感威脅。

 

對於民族統一的執著

 

在「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氛圍下強化了民族主義對中共政權的支持力度,「兩岸統一與神聖不可分割領土」亦被視為中共歷代領導人不變的政治鐵則。普魯士積極統一奧地利以外的「小德意志」也是由於強烈的民族主義,其目標還包括收復亞爾薩斯和洛林,這兩的在17世紀前仍為神聖羅馬帝國的領域。德意志和法國的民族情緒最終在在「埃姆斯密電」(Emser Depesche)的催化下激怒法國隊普魯士宣戰。

 

民族主義和民粹政治雖然在川普時期的迅速發展,總統大選將至,只見兩黨候選人加大對中國的批評,已無理性探討中美關係政策的平衡空間,要能期待美國民眾比政經菁英更快反轉的可能性更低,即使有紐約時報等媒體嘗試平衡報導,仍不能阻止美國國會嘗試立法懲罰中國。

 

中國方面,雖然有喬良等人理性看待中美衝突時機未到,國安與外交部門的刊物亦慎重評估中美關係仍需重視合作的層面,但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和「反分裂國家法」的紅線實不容低估。

 

對手犯錯 有隙可趁

   

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美國不但沒有積極扮演國際事務領導者的角色,甚至進一步強化自利的舉措,有別於2008年經濟崩潰以及2014年的伊波拉病毒危機期間,美國承擔起全球應對措施協調者的角色,如今卻是連大西洋另一端的歐洲國家也對美國失望。

 

德意志統一前的法國雖然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獲得國際聲望,但是在墨西哥內戰中讓奧匈帝國大公馬克西米利安身陷危境而死,失去在地緣上能夠制衡普魯士發展的重要助力。面對波蘭人的起義活動給了口惠實不會的承諾,不只是再次失去道德的高度和東歐國家的支持,更觸怒了能從東方牽制普魯士的俄國。義大利統一的過程中支持薩丁尼亞王國卻又阻止其進軍羅馬,矛盾且不負責任的作為同時激怒奧匈帝國和義大利人民。普澳戰爭的不作為又讓萊茵河的德意志諸邦和巴伐利亞王國認為法國不可靠,諸多自利且矛盾的作為使法國失去有利形勢。美國自冷戰以來所塑造的國際秩序是否能延續,端看美國如何對當前的境遇重新詮釋自身的角色,才能避免不制於人。

 

內部矛盾需要轉化

 

美國內部除了疫情問題,還有經濟與社會層面的各種矛盾,而最大的種族矛盾還是被川普親自挑起,操作美國內部的反中議題,指責華裔可能是中國間諜,彷彿麥卡錫主義再現,並且設計名單指責中國學者如何竊取美國的高科技,這個現象如同普法戰爭後在法國發生反猶的「屈理佛斯事件」(Affaire Dreyfus)。法國軍方設計了一套名單指責猶太裔軍官對國家不利,試圖洩漏法國陸軍和砲兵給德國,但這只是普法戰爭前保皇黨、社會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之間造成的失衡所激化。

 

中國的政局自「薄熙來事件」以來接連的以反腐為名拿下「大老虎」,從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到近期的副國級領導人的政法委孟建柱等人都反映出黨內一定程度的鬥爭程度。然而在政情以外的民族問題和社會階層問題才是真正會危害共產黨統治合法性基礎的問題。而今面對台灣內部高漲的自主與獨立民意,會不會被作為轉化矛盾的出口,已可從官方媒體的社論和社群輿論中觀察出端倪。

 

美國內部除了疫情問題,還有經濟與社會層面的各種矛盾,而最大的種族矛盾還是被川普親自挑起。(湯森路透)

 

同樣面對「鄰國困境」

 

中國與當時的德意志地區在地緣戰略最大的困境便是鄰國眾多,而且最大的威脅者同為俄國。德意志面對俄羅斯的漫長東線使得其無法專注面對法國。中國面對俄國長達3,605公里的國境線是極大的心理壓力,自清朝末年以來俄羅斯對中國鄰土的吞併為列強之最。1960年代起到1989年的中蘇交惡期間更是中國最大的實質憂患,俄國對中國的威脅歷歷在目。

  

德意志民族往東發展的最大挫敗──楚德湖戰役(Schlacht auf dem Peipussee),便是面對俄羅斯的前身諾夫哥羅德(Новгород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當代的中國前有美國「印太戰略」,後方又得面對俄羅斯在「一帶一路」的作用,這使得中國在地緣政治的發展面對雙重壓力與矛盾,無論海上或陸上都不能有失。換言之,只有中俄關係無虞或是滿足俄國某些條件的前提下,中國才能專心面對中美與同一結構下的兩岸問題。當時的俄羅斯由於忙於處理克里米亞戰敗後的內部問題暫時無法兼顧歐陸事務,這樣的天時對中國而言可遇不可求。

 

經由上述的討論,中國似乎在循著德意志統一的軌跡前進,但是從主體的本真上仍有差異,這決定了中國以不同於西方文明的方式回應當前的境遇,使得中美關係的挑戰和發展仍會出現其他的變數,略論如下。

 

文化與文明的巨大歧異

    

德意志和法國雖然有著新教和天主教的不同,但仍是同一西方文化圈的一員,更是同為法蘭克王國的繼承者,有著相近的歷史文化與習俗傳統。中美兩國則是歧異性更大的文明體,從宗教、語言、文化等各個領域有著根本性的相異,更需要漫長的視域推進過程才能建立共見。

 

潛在挑戰者不只具備硬實力

    

在文化與文明歧異的前提下,中國所能展現的權力手段不只是西方傳統的政經軍等層面,這種模式被我國學者林中斌教授稱之為超軍事手段,其中的文化、社會或經濟等非軍事為前導,軍事實力為後盾的複合式手段;在中國則有喬良稱之為「超限戰」,這種沒有規則和手段的限制,跳脫傳統的軍事或外交場域,網路戰、資源戰、媒體戰、金融戰、文化戰,這些領域都將是未來激烈白熱的戰場,中國必須將所有的領域都軍事化看待。西方觀點中較接近這種「超限戰」思維的描述方式稱之為「銳實力」(Shape Power),其論述偏重於手段與途徑,而忽略不同文化之間對於權力本質的認知和操作的理解。

 

難以跨越巨大水體

   

有別於德意志和法國同樣位於歐洲大陸上,中美兩國之間隔著太平洋此一龐大水體。從二次大戰的經驗得知,日本僅靠一場珍珠港戰役都無法遏止美國的反攻,若要嘗試在軍事上打敗美國得耗費更為龐大的資源。由於軍事手段在太平洋上施展的成本極為昂貴,超軍事手段或超限戰將更為便宜實用。但這也一定的制約中國的行動自由,在兼顧各種內外條件下將不能輕易用軍事手段解決,只能仰賴前述討論的超限戰等手段。另一方面,巨大水體的優勢是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稱之為「離岸平衡」的自然基礎。習近平在2015年談到新型大國關係提到「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也是其來有自。

 

實力尚未逼近霸權國

 

決定德意志統一的普法戰爭爆發之前,普魯士在鋼鐵生產和經濟成長的表現都優於法國,今日的中國雖然在整體的經濟規模和外匯儲備等指標上堪稱第一,但是在人均所得的比較上只是開發中國家的水平。這種在均質性條件的劣勢使得中國短時間內難以與美國在同一水平上抗衡。而且美國還具備破壞式創新的成就和關鍵技術,尖端領域方面的國際性資通訊和航太科技底層標準仍是以美國為主,國際結匯也是以美元為主要貨幣,諸多的實力差異使得中國國內的理性聲音不斷的提醒北京當局全面對抗的「時機未至」。

 

資訊科技的雙面刃

   

現今資訊科技的發達程度遠超過19世紀的世界,便利的資訊科技帶來訊息交換的便利,也使得各種錯誤或偏頗的訊息於不同的社群快速傳播。資訊創造的能力不對稱和同溫層之間的錯誤訊息傳播成為雙面刃,或是成為助長民粹的力量。中國雖然有「網路長城」進行監管,但是官方仍要面對民意的壓力,民族主義情緒被點開後是甜瓜或苦瓜也是難以控制,中國內部也有資訊科技造成的閱聽者成本問題。資訊場域上的超限戰形式的紛爭,或許更容易成為中美之間低成本的選擇,並且對兩國領導人而言更容易滿足內部的議題需求。

 

全球化議題需要對話

   

即使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等有利於全球化的機制,但是全球暖化或新冠肺炎等新型傳染病都不是一個國家能獨立面對,至少在藥品和疫苗的研發上仍需要最低限度的交流。中美兩國即使現在因為疫情而高度對立,但未來不代表沒機會再同時面對危害兩國的議題,至少朝鮮半島無核化就是中美兩國共同的利益。台灣若能創造一個中美兩國都必需與之對話的議題而非爭端(例如:經濟或科技上的重大突破),或許是降低中美戰略前沿衝突的積極作為,更有利於實質的國際參與。

 

國際佈局迂迴美國後院

   

普法戰爭的導火線之一是普魯士的親王有可能入繼西班牙王位,倘若成真,將使得法國面對腹背受敵的局面。今日中國的「一帶一路」在「亞非拉大團結」的基礎下深入多數開發中國家,在拉丁美洲亦打下相當基礎。以阿根廷為例,中國在阿根廷設有衛星工作站,同時也計劃為阿根廷發射90顆衛星,這座工作站是中國在南半球做重要的工作中心,也彌補中國在全球衛星測控的缺口。相對於川普對拉丁美洲的輕視,中國近十餘年對拉丁美洲可謂深厚經營。

 

華府智庫「美洲國家對話組織」(Inter-American Dialogue)指出,中國自2005年以來,透過國家銀行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提供超過1,410億美元貸款,接受貸款的主要國家以委內瑞拉、巴西、厄瓜多和阿根廷,援助貸款項目以石油能源、交通運輸和水電開發等基礎設施等。近期我國邦交巴拉圭險些斷交不是個別信號,更是面對中國在拉丁國家的利誘的長期壓力。巴拉圭曾與巴西和阿根廷發生戰爭,而這兩國又長期接受中國的各種資源,巴拉圭的壓力可想而知。

 

中國或走上相似德意志統一的軌跡

 

在2008到2009年的金融海嘯後,美國設法透過持續刪減國防與非國防可支配支出來降低預算赤字,美國國防部所吸收刪減的支出高達5,000億美元。去年兩會時中國單方面公布的數字約為1774.9億美元,雖然有部分預算隱而不現,但整體數字尚不及美國,但是中國每年保持約10%的軍費成長,實不能忽視。

 

當前雖然似乎瀰漫著大國競逐的煙硝,且已在其他非軍事場域上逐次發生,但不能排除循著德意志統一的軌跡,採取多次小規模、小區域,短時間的形式,且在有利於中國的場域中發生,進而分階段的完成中國的戰略目標。

 

對中國而言,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相比,兩岸統一是局部與整體的關係,但不是立刻解決的問題,問題的本質還是長遠的中美關係如何發展。傳統的軍事手段或許不是中國的第一選擇,但是中國超軍事手段的操作選項日增,當前中國推動的數位貨幣也有可能是未來貨幣站的儲備工具,像是作為離岸人民幣的避險工具。

 

在德意志統一的過程中,亞爾薩斯和洛林雖然在普法戰爭後作德國皇帝屬地,但兩地自路易十四時期成為法國的一部份以來,保留了相當的習俗、法律和語言,而傳唱於此地的萊茵軍歌甚至還成為現今的法國國歌「馬賽曲」。最大城市史特拉斯堡現在還是歐洲議會的所在地,這種地緣政治與文化之間的諒解,還是經過兩次大戰的慘痛洗禮,實值得作為相似區位的台灣深思。

 

※作者現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台灣絲路文化協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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