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蔡英文政府以創紀錄的817萬高票連任總統，展現了台灣當局對兩岸問題的基本抗中立場。除了延續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立場外，這同時也是與美國當前民粹運動高漲後所推出的民粹領導人川普競選連任的一種「反中」國際連線。

不過，在中國崛起後亞洲各國幾乎全部都改變冷戰政策來進行區域經濟轉型的當口，台灣當局除了配合美國白宮執政路線之外，恐怕也要多關注未來20年內有了中國崛起和東協十五國自貿區聯盟的「亞洲經濟盛世」來臨時，如何不陷入孤島主義的情境。

首先，應當針對美國當前的民粹運動及「反中情緒」做深入的政治經濟分析。其實，在70s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之後，美國的大量生產型福特主義和凱因斯模型失敗，當時執政的共和黨則以「擴大市場」來挽救商品滯銷危機，開拓社會主義國家市場(主要是中國、蘇聯和東歐)，促成了今天的免關稅壁壘的新自由主義經濟，亦即我們所認知的全球化。

然而，這個由財團所主導的全球化雖緩解了市場危機，卻從此將國家發展盈餘私有化，導致美國福利國家模型在80’s全球化高峰期矛盾地徹底潰敗，中低階級陷入無國家保障的狀態。同時，九O年代魯莽的淘汰製造業而將新經濟科技政策全面升級的發展策略，將穩定獲利又支持中產藍領階級的大量製造業生產線全數外移，導致了美國國內嚴重的數位落差、中產階級消失和貧富差距拉大的階級問題。這些關乎全球化及科技產業升級發展策略所導致的經濟危機和福利潰敗，正是被數位經濟拋棄的傳統產業及中下階層勞工的憤怒所在，也是民粹運動主要控訴的問題。

川普所代言的憤怒是對的，但他的執政團隊對這些危機的歸因卻大有問題。他把美國經濟社會危機歸因於兩個: 一是國際移民搶了工作和福利，二是中國崛起搶走了美國發展機會與科技技術。前者真正的問題在於財團的逃稅以及缺乏全球化經濟該做的企業責任與回饋經濟的制度創新，導致全球化成功卻帶來國庫空虛及國家財政危機。後者則倒果為因，事實上是當年中國的低廉勞動力與廣大市場挽救了美國福特主義生產體制危機，如果沒有當年中國配合，很可能美國的經濟強勢無法持續到二十一世紀。

因此，美國改變戰後以來以「世界警察」來濟弱扶傾和主導世界角色，到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為口號退縮回到國內處理自己的經濟危機，不見得是壞事。只是，「反中」是一種太過廉價而無腦的政治情緒，美國現在更該做的是徹底檢討以財團和私有化為主的全球化經濟策略是否嚴重分配不均，以及如何調整科技政策帶來的數位階級落差問題。

對位處亞洲重要戰略位置的台灣來說，除了配合美國這再造父母的強國政策之外，也需要多考量亞洲內部製造業和科技業生產線真正的國際分工，已經轉移到中國境內以及東協十國區域內的現實。這些從歐美轉移到中國及亞洲境內的全球分工網絡和科技經濟體的重整，以及隨著經濟現實而移動到亞洲的全球資本發展核心，才是使得過去以生產力強盛主導世界經濟的美國老大哥焦慮不已的真正原因，同時也是使之跳脫過去四十年白宮穩定的亞太區域和解及和平主要基調的真正情緒所在。

作為一個處於二十一世紀霸權轉移過程中的台灣當局，與其跟著美國民粹歸因錯誤地情緒性反中，恐怕更需要關照如何在新舊霸權之間維持平衡、穩定及永續發展的立場。

※作者是美國加州大學全球化主題研究的博士候選人，政治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