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侍從室宛如清帝國的軍機處

余杰 2020年05月21日 00:00:00

蔣介石到了台灣之後,將國民黨的統治模式全盤搬到台灣,包括侍從室的實質性架構。(圖片摘自網路)

多年來的觀察,我看總統(蔣介石)很想作聖賢,也作過聖賢修養,他講仁講愛,談論王陽明,談論孟子,眼光很大,但他是英雄本色,豪傑心腸。他用人始終是雙軌制的,可說活用辯證法的矛盾、統一律,最後統一於他,他對許多人、許多事,喜作直線領導,有時收到效果了,但有時屬下的矛盾發展到自亂陣營,結果削弱自己,大陸的失敗不是沒有原因的。

 

                                                                                萬耀煌(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

 

沒有皇帝的民國,卻有為皇帝服務的侍從室

 

清朝的雍正皇帝在養心殿西暖閣題寫了一副對聯:「唯以一人治天下;豈爲天下奉一人。」這兩句話出自唐代大學士張蘊古給唐太宗上的《大寶箴》。原文為:「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固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人。」意思是說,聖人(即皇帝)享天命拯救百姓於水火之中,不論順利還是困難,都要自己承擔,把心思全放在百姓身上,像太陽一樣大公無私,不偏向親近的人。所以,皇帝的使命是一個人專門管理天下百姓,而不是讓天下百姓侍奉皇帝一個人。雍正將最後兩句稍加改動,表面上顯示皇帝大公無私,卻更準確地體現了雍正時代以嚴猛著稱的政治手段和皇權高度集中的現實。

 

雍正集權的重要標誌是設立軍機處。《清史稿·職官志》載:「雍正十年,用兵西北,慮儤值者洩密,始設軍事房,後改軍機處。」王昶在《軍機處題名記》中說:「雍正七年,青海軍興,始設軍機房。」當時,為因應羅卜藏丹津叛亂創設軍機處,它原本是一個非常的臨時機構,但其自誕生之日起就擺脫了正式官僚體系壅滯、繁瑣的毛病,非常適合皇帝加強皇權的意願。所以,在準噶爾戰事平定之後,按理應裁撤軍機處,非但沒有將其撤銷,反而進一步擴大其權力。一七三二年,朝廷鑄造「辦理軍機印信」,軍機處成為一個常設機構,並超越議政王大臣會議、內閣,成為清帝國最主要的政治核心。從雍正七年直到宣統三年清政府實行責任內閣制而撤除軍機處,在這一百八十餘年裡,軍機處對清代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各個方面都產生深刻影響。

    

一方面,軍機處是清帝國的權力中樞機構,《清史稿·軍機大臣年表·序》指出:「軍國大計,罔不總攬。自雍、乾後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於內閣而於軍機處,蓋隱然執政之府矣。」另一方面,軍機處實際上只是皇帝的秘書機構,軍機大臣職責是向皇帝提出建議,執行皇帝的政策,決策權完全在皇帝身上。軍機處並不是中央的最高行政機關,充其量只能說是皇帝用作行使權力的執行機關。而且,軍機處沒有專官,軍機大臣、軍機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職,皇帝可以隨時令其離開軍機處,回到本衙門。軍機大臣既無品級,也無俸祿。軍機大臣之任命,並無制度上的規定可供遵循,完全出於皇帝的意志。軍機大臣承旨辦事,「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

    

入民國後,沒有了皇帝,北京政府的幾任總統中,唯有袁世凱權力較大,其他大都是象征性人物,中樞自然不再有類似軍機處的機構。

    

一九二○年代末,蔣介石一步步地獲取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的最高權力,作為最高統治者,他模仿清帝國的軍機處,建立了其權力分身機構「侍從室」,以此指揮調度行政、黨務、軍事、外交、情報、宣傳等各個領域。歷史學者張瑞德在《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時中國》一書中,揭開了蔣介石的「侍從室」這個「無聲的要角」的神秘面紗,也勾勒出蔣介石看似現代、實則「古早」的統治方式。蔣介石口口聲聲宣揚總理遺訓和基督信仰,但這兩者都沒有皇權專制傳統對其影響大。蔣一心學孔孟、王陽明、曾國藩和耶穌基督,一不小心卻學成了第二個雍正皇帝。研究蔣介石思想淵源的學者陳鐵健、黃道炫指出:「蔣介石的思想,基本不離專制政治體系,他是專制者,又是愛國者,兩者統一,而以前者為本質。

    

雖然生長在深受西方近代文明衝擊的中國浙江沿海地區,但蔣介石基本上還是一名傳統中人。他沒有經受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生前到訪過日本、蘇俄、埃及、印度、緬甸等國,卻不曾親臨歐美民主國家,不知民主、自由、憲政、人權之真諦。蔣跟毛一樣,比較喜歡讀中國的古書,遠離西方現代文明主潮,抱殘守缺,終身不變。美國學者布萊恩·克羅澤在《蔣介石傳》中指出,思想和知識結構上的缺陷,正是蔣介石失敗的原因所在:「蔣介石所犯的大部分錯誤也許是由於他的性格和思想上的潛在缺點以及幼年時期受很少教育的緣故。由於教育和信仰的原因,他的思想很保守,但他卻認為自己是個革命者。」英國作家喬納森·芬比在另一本《蔣介石傳》中也得出相似的結論:「十分保守而又遠離現實的總司令,思想依然停留在他成長的那個時代,這也使得他不能夠給這個迫切需要進步的國家提供任何新的東西,他着迷般地至死追求其老套的觀念。

    

長期擔任蔣介石軍事侍從的張治中曾指出,蔣之思想,自底定全國以後,似漸有保守傾向,以致若干亟應改革之要政,受蔣憚於改革之態度影響,往往因循不決;蔣之態度,為儒家態度,而非法家態度,身為國家元首、革命黨魁,僅持儒家態度以謀治理,似不足以適應今日之時代。其次,蔣心思過於細緻、過於深刻,顧慮愈多、求治之心過切,未免流於急躁,動以盛氣斥責幹部,此不但不能使工作推動有效,徒使幹部養成掩飾蒙蔽之風氣,對蔣之領導作用,只有極壞影響。一般幹部,均不敢以逆耳之言相進,唯恐激怒于蔣,甚至國際間有流言稱蔣為世界各國領袖之中,脾氣最壞的一人。張雖人品惡劣、才能平庸,但亦不必因人廢言,他對蔣的評點頗為到位。

    

抗戰期間,是侍從室的鼎盛時期。侍從室以掌管機要,被時人視為「鳳凰池」——「鳳凰池」,意指古代禁苑中的池沼,為行政中樞中書省的所在地。蔣介石多次擴大侍從室的權柄,比如在侍從室一處成立參事室,使之成為「特務中之特務」、「監察中之監察」,如同錦衣衛。然而,此舉引起前方將領的嚴重不滿,認為俞濟時執掌的參事室如明末的宦官監軍制度,對上矇騙最高統帥,對下渙散軍心,也有人稱之為清代的軍機處。

    

抗戰後期,蔣介石希望在侍從室的基礎上重起爐灶,建立一個「最高幕僚會議」,類似於美國白宮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蔣為此與時任中央設計局秘書長的心腹熊式輝研討可行性。熊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年侍從室本身都不該繼續存在:一則侍從室只宜辦文書,它不是中書門下省,人才選拔已有其他部門負責,不必讓侍從室來承擔;二則侍從室的名稱,在今日已是民國的情景下,原本即不甚適宜,再作任何的改組或擴充,均屬徒費。然而,蔣介石聽不進去此建議,因為他用慣了侍從室,已經無法離開這個用得得心應手的工具了。

 

「侍從室治國」:對既有制度和機構的破壞

 

軍人出身的史家劉馥,稱侍從室為「政府中的政府」。由於國民政府的決策機構眾多,包括行政院、國民黨中常會、國防最高委員會等,各自均參與部分的決策制定過程,而侍從室在其中往往扮演最後「把關者」的角色。所以,侍從室雖然只是蔣個人的幕僚單位,卻擁有超過正式機構的權威和影響力。

    

國民黨是一個弱勢集權的政黨,學列寧模式只學成了兩三成。蔣介石在黨內資歷較淺,有一大群在他面前擺老資格的「元老」,這些人七嘴八舌、眾說紛紜,讓蔣介石感到頭痛,恨不得設置一個地位尊貴卻沒有實權的「貴族院」將他們圈養起來(監察院大致是這樣的功能)。蔣介石無法依靠就有的黨的機器達成集權之目標,所以他反倒要將黨的最高機構中常會弱化。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秘書長王子壯從一九三五年即注意到,國民黨中常會已無任何重要性:「如蔣之主席事實上不能分身來主持黨務,至常務委員會多為老先生,除開會外,亦均不到黨部,事實上並不能負若何之責任也。」蔣不留痕跡地將中常會降格為「追認備案之機關」,甚至是「清議與謾罵的機關」。這跟毛澤東在文革期間,以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是一模一樣的做法。蔣毛雖然彼此仇恨,但若干集權手段都很相似。今日,中共黨魁習近平也學習毛的「小組治國」,用非常設的「小組」架空原有的黨政機關,讓政治局常委會成為黨魁的執行機關。

    

這種做法,短期內似乎很有效果,大大提高效率和執行力度。但正如張瑞德所指出的那樣,這種不重視正式制度而僅少數人參與的決策模式,不僅造成對常規組織系統和機構的破壞,而且造成的另一負面影響為使下屬普遍存在疏離感。當時,行政院政務處長何廉即指出,蔣「辦起事來首先靠人和個人的接觸以及關係等等,而不是靠制度」,張瑞德更進一步闡發說:「蔣辦事並非完全不靠制度,而是要看制度是否能為他所用。

    

很多人都看到了這個嚴重的問題。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行政院參事陳克文與另一位參事孫希文聊天說:

 

大家都同意,目前仿佛已屆魚爛之局,任乎任何問題都不能得解決之術。希老甚至以蔣委員長比之崇禎皇帝,以為人過於精明、能幹、不能用人,以目前政治不能進步的大原因。目前英首相、美總統正在華府忙於討論進攻軸心的政略和戰略,國內湖北、湖南的戰事形勢也日見不好,但我們的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卻忙於三聯制的討論會,作長篇的演講,作行政技術的研究和改良。希老說這和南宋時代,敵已渡河,宋之朝臣正忙於爭辯孔門弟子配享問題一樣,實可為太息。

    

蔣委員長現時在法律上、事實上均已享有絕大的權力,黨政軍最高權力均在他一人手裡。希老說中國歷史上除秦始皇外,並無第二人可與比肩。但近一二年來他的威信卻常常不能和他的權力相稱,他所下的命令,常常不能貫徹。

 

當時,中共的力量尚不足以問鼎天下,蔣介石是中國當之無愧的最高領袖,旁觀者卻已然發現其統治危機四伏。孫希文此前曾在侍從室工作過,知道蔣介石的治理方式以及侍從室的諸多內幕,他用明朝末代之君崇禎皇帝來比擬蔣介石,準確地遇見到六年後國民黨政權在中國覆滅的趨勢——蔣介石雖未如崇禎皇帝那樣孤獨地吊死煤山,卻不得不倉皇辭廟。

    

孫希文的看法在高層頗能找到共鳴。一九四四年,軍令部長徐永昌指出,蔣介石的問題不是沒有人才,而是不會使用人才;不是沒有正常的體制,而是自毀組織功能:

 

委員長感歎無人負責辦事,實由委員長自己造成,將領驕不受命,必委員長手令,才有幾分幾的效率,派出人員必侍從參謀,此全係不運用組織,自毀機構能力。

 

多年擔任侍從室主任的陳布雷對此亦有同感。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在南京舉行,陳布雷與傅斯年相鄰而坐,兩人用大會的便簽紙張筆談,此便簽保存在中研院的傅斯年檔案中:

 

傅斯年:蔣先生對上海市民言:「明禮儀、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此乃國家元首所以責其公務員而負責做到者,非對人民之言也。

    

陳布雷:此語我一大半同意。蔣先生向來總是以「作之師」的精神講話,其講話之對象,都認為他的學生,不問官、民也。亦嘗進言,但他看了不感十分興趣,知之而亦不能行。譬如他常說「綜核名實」,但只責成考核機關為止;常說「信賞必罰」,但罰不多,而賞則往往失之濫(他的罰亦只是口頭訓斥而已,仍是作之師,此乃其個性及早年認識之故也)。他是做參謀出身的人,所以顧慮多(只是對國家大事是十分有決斷的);又是當過多年校長的人,所以教育家的意味多於政治家。

 

陳追隨蔣數十年,對蔣最了解,蔣的第一身份是要當民眾的「導師」。這一點跟毛很像:毛也亦全民之「導師」自居——陳伯達、康生、林彪等吹捧毛之「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其中,「偉大的導師」居首位,顯然是投毛之所好。

 

1940年,重慶,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合影,右起第一人蕭自誠、第三人陳方、第四人陳布雷、第八人為汪自章。(圖片摘自網路)

 

陳布雷:無力補天的忠仆

 

    侍從室的靈魂人物是陳布雷。侍從室的一位秘書曾私下問陳布雷:「先生對領袖的貢獻,究竟在哪裡?」陳表示這個問題很好,但不易回答,要想一想,過一兩天再答。一兩天後,陳布雷回答說:

 

    委員長是全國領袖,繫國家安危於一身,譬如說他是「火車頭」,牽拉著全國軍民的長列車前進,有時速度太快,路基不平,左右顛簸的擺動太猛的話,就難免沒有危險。我的作用,就等於「剎車」,必要時可使速度稍減,保持平穩。這是我的一點微小貢獻。

   

然而,伴君如伴虎,原本期望在新聞界有所發展的陳布雷,成為蔣介石的文膽之後,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政局走向,卻一直如履薄冰、動輒得咎,以致於換上了嚴重的精神衰弱症,並最終付出了生命代價。

    

張瑞德指出,侍從室人員固然忠於領袖党國,願死心塌地為蔣服務,但普遍存在拘謹守成、開展不足的保守心態。在強勢的領袖以及激烈的派系鬥爭面前,幕僚唯有盡量內斂才能生存下來,若像楊永泰那樣鋒芒畢露、建議蔣介石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只能落得遭到敵對派系暗殺身亡的下場。陳布雷能數十年如一日地擔任蔣介石的首席幕僚,君臣之間從未翻臉,自有其過人之處。除了其文筆了得,更是對蔣個人務必忠誠,正如在侍從室服務過的曹聖芬對陳布雷的評價:「領袖對他特別敬重,他對領袖絕對忠誠。無論任何場合,他可以說沒有自己的意見,沒有自己的得失,沒有自己的選擇。他以領袖的意見為意見,以領袖的得失為得失,以領袖的榮辱為榮辱。

    

這就形成了陳布雷乃至整個侍從室人員的局限性:有一次,同樣在侍從室擔任要職的唐縱跟陳布雷私下交談,他指出抗戰八年發生許多嚴重的問題,而這些嚴重問題的來源,一則由於歷史的積病,一則是由於人為不善。這許多問題均牽涉到基本問題,動動小處無濟於事,動到大處,則顧慮太多,危險過大,所以牽到基本問題便打消了。無論制度、人事、理論,莫不如此。陳聽到這裡,便曾歎息:「我對不起領袖,這些事領袖多交給我做,可是我都打消了!我也知道這是一個錯誤,想改,可是改不過來,也許是身體的關係,也許是性格的關係!」這種保守心態,在基層幕僚中更為普遍。

    

唐縱在日記中如此評價陳布雷:「這是一個好人,顧慮周到,慮事周詳,不過求其無安,又安能有得,一歎!」有趣的是,唐縱在一次小組會議中,曾要其部屬公開批評他,一位秘書也形容唐說,「沉靜有餘,精明有所不及,似嫌開展不足」——這正是唐縱看到的陳布雷的缺點,他自己亦未能擺脫類似的評價。

    

就人品而言,陳布雷是屈原式人格的典範,他比起毛澤東重用的人品卑劣的流氓文人鄧力群、胡喬木、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來,判若雲泥。陳布雷的隨身副官陶永標如此回憶說:「布雷先生做了半輩子官,而且是大官,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從不搞特權,生活上清苦儉約,抗戰時在重慶的伙食尤其簡單,同部屬同桌吃飯,衣著樸素,人所共見,房間裡傢俱裝飾也很簡單,會客室中只有三把舊沙發,配給他用的汽車,從不許家人使用。」

    

陳布雷被蔣介石信任,首先他是蔣介石的寧波老鄉,其次他的人格形態和學術背景是舊式文人的,沒有出洋留過學——蔣不信任西化的知識分子,儘管他的妻子宋美齡在生活上是最為西化的。陳布雷小時候學傳統的四書五經、八股文,曾考過大清的府試與院試。辛亥革命那一年,以第四名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所以,陳算是五四之前那一代人,又沒有康梁等維新派的躁動之氣。但是,陳的性情和知識結構都只適合當太平宰相的幕僚,而不適合輔助在變動時代驚濤駭浪中苦苦行船的蔣介石。陳對西學以及一切現代文明都較為隔膜,缺乏現代行政、經濟、宣傳及軍事知識,無法給予蔣介石前瞻性的建議。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蔣政權行將就木,陳布雷在南京服安眠藥自盡,他在一封留給蔣介石的遺書中寫道:

 

    昔者公聞葉詆總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聞所見於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傳,以散播關於公之謠言誣蔑者,不知凡幾。回憶在渝,當三十二年時,公即命注意敵人之反宣傳,而四五年來,布雷實毫未盡力,以挽回此惡毒之宣傳。即此一端,又萬萬無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純潔質直,除忠於我公之外,毫無其他私心,今乃以無地自容之悔疾,出於此無恕諒之結局,實出於心理狂鬱之萬不得已。敢再為公陳之。

 

    陳的自殺,算不上「死諫」,只是不願親眼看到「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那一天到來。他在寫給《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的一封信中說:「我如同一個已經出嫁的女人,只能從一而終。」

    

陳布雷在遺書中承認,國民黨在跟共產黨的宣傳戰中一敗塗地,對此他本人負有重大責任。他所尊崇的蔣介石早已被共產黨妖魔化為人民公敵」——就連他的次女陳璉都這樣認為。陳漣與清華大學左派學生領袖袁永熙結婚,並雙雙加入共產黨。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兩人因涉嫌為共產黨間諜被捕,解赴南京。陳布雷一向公私分明,這一次破例對愛女施加援手,在其懇求之下,蔣介石親自過問此案,陳漣和袁永熙獲得釋放,但兩人不改初衷,陳布雷亦無可奈何——一個連自己的女兒女婿也說服不了的父親,怎麼可能以文宣首腦和總統文膽的身份,說服各界民眾支持國民黨和蔣介石?

    

陳璉不認同父親對蔣介石的愚忠,而她自己對共產黨的愚忠何嘗不是悲劇?中共建政之後,袁永熙一度高升為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陳漣則在共青團中央任職。反右運動中,袁永熙被劃為右派,下放勞改。陳漣為了子女的前途,忍痛與丈夫辦理「假離婚」。此時,她對自己的前途已不抱任何希望。陳漣在重慶中央大學時的同室好友陶琴薰(長期在侍從室工作的蔣介石的另一名文膽、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陶希聖之女),這時在全國總工會國際部編譯處工作,工作認真、小心翼翼,也突然被定為右派。部門領導說,她沒有犯錯誤、也沒說錯話呀?上級領導則說:「陶希聖的女兒,單憑這一點,也夠了!」對此,陳漣將心比心地說:「那麼我這陳布雷的女兒,又會怎麼樣呢?」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文革爆發僅三個月,陳璉在上海泰興路的華東局宿舍十一層跳樓自殺——幸虧陳布雷不用再看到或知曉如此悲慘的一幕了。

    

袁永熙倒是倖存下來,文革後復出再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成為來清華接受特別培訓的香港年輕大學生、後來當上香港特首的林鄭月娥的恩師——在二○一九年香港的逆權運動中,人們發掘出一張林鄭月娥一九七九年率香港學生團訪京時與袁永熙的一張合照。中共情報和統戰之綿密,讓外人瞠目結舌。

    

到了台灣的陳氏家族成員中,倒是出了一位敢於批判國民黨、執著於轉型正義的人物——白色恐怖的受害者、監察委員陳師孟。不知陳布雷若地下有知,如何看待這個以另一種方式背叛國民黨的孫子?

 

抗戰之後的蔣介石辦公室,無侍從室之名,而有侍從室之實

 

抗戰之後,侍從室這個機構被裁撤,業務被併入軍務局和政務局。但隨著國共內戰開打,它很快又以其他名稱復活。蔣介石晚年的貼身侍從副官翁元在回憶錄《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中,講述了「侍從室之後傳」。

    

一九四六年,剛從中學畢業的少年郎的翁元,以蔣介石浙江同鄉的籍貫應征入伍,進入總統府侍衛隊,然後隨國民政府遷台,再入選蔣介石貼身侍從副官,先後服侍老蔣和小蔣一直到他們過世。   

    

翁元加入蔣介石侍衛隊時,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已敗相畢露。一九四九年二月,蔣介石在內外交困之下宣布下野,翁元所在衛隊奉命趕赴蔣老家奉化,執行一項「特別任務」。大家拼命將幾十箱「軍火」扛上火車,有個粗心的衛兵不小心弄翻了一箱,夜暗中,只聽見一聲「嘩啦啦」,一整箱亮晃晃的袁大頭銀元,傾覆在火車站月台上。後來,翁元才知道,那一大箱、一大箱的銀元,其實是「總裁溪口辦公室」的辦公經費——包括自己每月一塊銀元的薪水在內。這些錢是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從國庫裡頭,設法撥出來的一筆經費。青年翁元看到的火車站月台滿地銀元的細節,生動地凸顯出國民黨一人獨裁和制度紊亂的統治特徵。雖然號稱行憲、實行選舉,但黨、政、軍、國所有資源都掌握在蔣一個人手中。

    

多年以後,翁元才覺察到此事不合憲政體制:當時,總統已由李宗仁代理,總統府衛隊卻精銳盡出,跟著蔣介石這個已下野的前總統走,將李宗仁拋在一邊。那時,沒有任何人敢於質疑:「為什麼一個已經卸下職務的前總統,還能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指揮近六分之五的總統衛隊兵力,跟隨他回到自己的家鄉,而且還押運了大筆的黃金、銀元以及軍火武器?

    

當然,面子上的遮蓋還是要做的,蔣介石已不是總統了,就將辦公室改名為「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衛隊也改為「特務大隊」。蔣在奉化看似卸下重擔、縱情山水,實際上仍在遙控軍政大事,安排各地軍隊作絕望的抵抗,並佈置政府遷往台灣事宜。反倒是南京總統府裡的李宗仁,無人指揮,無事可辦,更無法挽回大局,只好一走了之。可見,無論是總統辦公室,還是國民黨總裁辦公室,都是換湯不換藥的侍從室。

    

蔣介石喜歡侍從室這個名字,表明他心中將自己當作「現代皇帝」。蔣在公眾面前假裝表現其傾向新文化,實際上主宰其日常生活的還是舊習俗。翁元講述了一個生動的細節:蔣雖是軍人出身,晚年卻十分迷信,每次以總統或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去喪家或是殯儀館悼喪回來以後,一定要在洗手間裡面把雙手洗上老半天,把晦氣洗掉。蔣非常討厭黑色的東西,認為黑色是不吉利的顔色,官邸中看不到黑色的裝飾。有一次,有個侍從用黑布遮擋電視屏幕,蔣看到後大聲吼叫:「真是莫名其妙,誰叫你們找塊黑布來,還不跟我拿走!是誰的主意?」蔣很相信風水之說,住的地方喜歡朝東或是朝南,取國人喜愛向陽、面陽氣較盛的老觀念。蔣住的幾個官邸,基本上都是按照這個風水原則建筑的。

    

這種保守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的體現之一,就是蔣介石對待身邊工作人員毫無平等觀念。官邸中許多年老的工作人員,把自己的身份看得很低,蔣家也確實將他們當作家奴來驅使。翁元認為:「蔣的潛意識裡有天下是我打下來的之心態,不知不覺間自認為是這個國家的王者。」有一次,蔣的眼鏡找不到了,將侍從們罵得狗血淋頭,後來才發現眼鏡就在手邊。蔣明明知道是自己忘記了地方,是自己的錯,與副官們無關,但不願向副官們說一聲抱歉。翁元對此感觸很深:「蔣除了沒有向任何人說抱歉的習慣之外,也絕對不會向他心中視為奴才的內務科人員說一聲抱歉。」若是翁元活到今天,看到美國電影《白宮管家》,發現作為主人公的黑人管家在歷屆總統面前不卑不亢、擁有完整的人格尊嚴,而總統們個個都對其禮遇有加,不知當作何感慨?

    

蔣介石到了台灣之後,將國民黨的統治模式全盤搬到台灣,包括侍從室的實質性架構。而且,因為國民黨的其他派系要麼被共產黨消滅或投共,要麼在台灣被當做失去中國大陸的替罪羊,蔣得以在台灣建立起在中國從未實現的絕對集權。蔣由此成了「台灣皇帝」。

    

蔣晚年疾病纏身,國民黨當局耗費巨資邀請外國醫學專家來台會診。外國醫生感嘆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國家,可以像你們這樣,動員全部的人力物力。」確實,在拯救國家元首的生命上,即使在位的美國總統恐怕也不可能得到蔣這樣近乎帝王般的醫療照顧。不過,若干共產黨國家亦可以做到這樣。在彼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得到的醫療服務,比蔣介石還要優越。如果說蔣介石是雍正,那麽毛澤東就是朱元璋,他們的差別只是殺人數字的多少。

    

蔣介石一生都在努力樹立一個無私、獻身、堅韌的公共形象。然而,他的半截身子深陷在皇權專制政治的醬缸中,另外半截身子撲向現代文明社會的門檻,他不能左右逢源,而是進退不得。在大清王朝和共產帝國的夾縫中,他只比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這些曇花一現的軍閥幸運一些,掌權的時間更長,在歷史上留下的印痕更深。蔣介石去世時,像皇帝那樣將權力傳給兒子蔣經國;蔣經國去世時,卻再也不能像蔣介石那樣延續「家天下」的模式。

    

而民主化的台灣,再也不需要像侍從室這樣的機構了。

 

 

*本文摘自《暗黑民國史:兩岸歷史課本刻意迴避的空白30年​》,大是文化出版。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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