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23日，政治大學針對一年級新生舉行心理測驗，共有579人參加。其中有一道那個年代才會出現的奇怪題目：「假若你有一個親友被人告有匪諜嫌疑，你在下列三種處置中，將採取哪一種：1.勸他如果屬實便自首，如非事實就注意言行。2.暗中偵查其言行，並協助主管機關研究處理。3.聽從主管機關依法辦理。」

不祥的心理測驗題目

答案選1的人佔56.3%，選2的佔33.9%，選3的佔9.8%。後兩者合計44%。以今日標準來看，這是很恐怖的，顯示洗腦教育相當成功，有高達4成的政大新生將國民黨的「特務思想」內化，只憑別人的二手資訊，就要跟「主管機關」合作對付自己的親友。這些新生可能不知道，所謂「主管機關」就是陰險猙獰的情治單位；而「協助、聽從主管機關處理」，則是告發親友，將他們推入火坑，讓他們「被消失」，這有無數實例可證。更驚悚的是，設計這套問卷的政大教育系副教授吳盛木，日後就是被一群學生誣告，從校園消失，坐牢7年。這道題目彷彿預言他的命運。

吳盛木1968年被捕入獄，是繼呂春沂（1965）、湯承業（1966）兩位講師之後，1960年代又一位被政治迫害的政治大學教師。但和呂春沂、湯承業不同的是，他不是外省人，也不是紅色關係涉案，而是本省人和言論獄。案件起因，和最近中原大學招名威教授「被道歉」事件一樣，都是被學生打報告而遭無理懲處，但比「招名威案」嚴重一百倍。

吳盛木生於1931年，和1950年代被判死刑的國校教師吳沼木（1926-1952，涉陳明新案），都是雲林北港人，兩人只差5歲。從檔案來看，他們沒有家屬關係，但是否有親族關係（堂兄弟、從兄弟或族兄弟）不得而知。吳盛木的青年時代，顯然走完全不同於吳沼木之路：1950年（19歲）加入中國國民黨，之後在各知青黨部歷任要職，並在革命實踐研究院、政工幹校受過訓，是國民黨的青年才俊。

吳盛木的學問之路也很順遂：1956年畢業於師大國文系，後考入政大教育研究所，畢業後擔任講師多年；1966年獲日本文部省獎金，赴日留學一年半，回國後升任副教授。他專精於心理學，資深媒體人黃肇松回憶當年選修他的課，稱許為「博大精深」，「是我瞭解閲聽人資訊需求和閱讀心理的重要一課，至今受用」。

不過，留學日本可能對他造成某種衝擊，檔案提到「留日歸來後，思想遂有轉變」。他的發言口徑開始和黨不一樣，開始從國際（而不是國民黨）的觀點來介紹時勢和世局，甚至邀請黨外的台北市長高玉樹到校演講。這種轉變，負責文教界保防的調查局也注意到了。因此，即使他1968年在教育和黨務雙雙得意：獲選為大專院校「優良教師」，並出任知青第七黨部指導委員，卻已步步陷入險境，成為「不良學生（學員）」鬥爭的對象。

闖關vs.把關，對決政大師訓班

「不良學生（學員）」是吳盛木的用詞，泛指在本案誣陷他的一群讀書人。這群人都有專上學歷，有的是政大的學生，有的是「師訓班」的學員（廣義來講，也是學生）。1968年「九年國教」開始實施，教育部為因應龐大的師資缺口，委託政大開設「台北市國中教師訓練班」，只要專上畢業即可報名。學員修滿教育科目十六學分，即可拿到學分證明書，並比照師大畢業生，在國中教書。這和必須讀滿五年（包括實習一年）、修滿一百多個學分的師大生相比，當然大開方便之門，「好康」太多了。

這個背景，對本案攸關至大：一方面，許多想混教職，卻志不在教育者，以僥倖心態報名師訓班，認為很容易過關；另一方面，身為該班教務組長的吳盛木，則為教育品質著想，認為條件既已放寬，更應該好好把關。這與其個性有關。他自稱「個性耿直，在政大十年，無論執教或處理教務，均以剛直無私之態度以出，不能隨俗浮沉，面面俱圓，馴致成為怨府，為政大全體教職員同仁所知曉」。簡言之：一方很想混，一方不給你混，這是政大師訓班的尖銳矛盾，也是本案問題的癥結。

果然，師訓班7月8日開學後，就有很多學員曠課、缺課、點名後溜課，逼得吳盛木嚴格執行點名，因此勒令退訓及自動退訓者多達數十人，等於斷了他們的「倖進之路」，對吳盛木的不滿可想而知。而留下來的學員，有些根本把師訓班當放牛班，上課時高聲談話，考試時交耳作弊，秩序之壞，又以第十二組為最。該組的正副代表，分別是張伯X和李X華。吳盛木描述，張曾當場質問：「你排什麼課程，我學不到什麼東西，覺得很失望。」李亦大聲責問：「你根據什麼教育原則，一天排八小時的課？」衝突至此浮上檯面。

張、李和其他學員不一樣，兩人來頭都不小。張是行政專校（台北大學前身）畢業，1950年代就拿到「三民主義論文賽」大專組第一名；該論文賽由國民黨舉辦，藉此發掘知青人才，許多當代名人都從參賽發跡。李從1969到1973連續五年擔任某輔導學會理事，與張在1969年同為該會理事。同屆理事有教育部常務次長王亞權、師大教務長黃堅厚、台南家專校長許伯超、文化大學教授高梓、作家兼立委趙文藝，以及正在救國團「練功夫」的李煥等。從這等背景來看，張李在教育界的輩分，甚至黨職，恐怕還在吳盛木之上。他們參加師訓班，恐怕不是為了一張國中教師聘書，而是另有目的。目的為何？費人疑猜。

「我們辦這種案子，可以分到不少獎金」

不過從檔案來看，張、李雖出言不遜，並沒有立刻編造「叛亂案」，也沒有立刻轉報情治單位。這裡出現一個神秘人物：代號「8189號同志」，他可能是張李的熟人，獲悉此事，向台北市警察局密報；市警局在1968年11月1日逮捕吳盛木，羈押54天，並轉報台灣省警務處；警務處轉報國安局，國安局再指示警總辦理。請注意，這個流程跳過政大校方，也跳過教育部，而且在市警局羈押近兩個月，更是充滿蹊蹺。

筆者推測：向市警局密報之前，「吳盛木叛亂案」就已經初具雛形了（否則沒有密報價值）；而羈押這麼久，是為了進行大規模串供。吳盛木在警局，曾聽到安全室的警察時常談及「我們辦這種案子，可以分到不少獎金」；在做筆錄時，也發現警察常使用欺詐手段，或故意亂加、省略詞句。他據理力爭，警察說「這樣寫，沒關係」、「只供我們安全室幾個同事看一看而已」，結果卻附在案內移送。他說：「該等警察對身為大學教師之被告固用欺詐手段，而對誣告被告之學生，其欺詐手段必更毒辣。」

吳盛木後來向國防部聲請覆判時，直稱本案是「不良學員對被告之嚴格教務措施不滿，或曾受被告之責備，以李X華、張伯X為首，先以歪曲語意、斷章取義、加油添醋、互相串供，後以完全捏造事實，誣陷被告。而台北市警察局安全室少數警察竟為了獲得不當獎金，乃利用此不良學員（生）導演除良安暴，戕害忠良，誣控被告入罪。」

這些不良學員（生），吳盛木列了22人，並說明他們對他不滿的原因，包括政大學生楊X寬等3人；師訓班十二組學員李X華、張伯X、王X成、林X仁等13人；七組學員李X喬、黃X惠等6人；官方資料（警總判決書、軍法覆判局文件）還加上政大學生王X忠等3人，總共列了25人。在台北市警局安全室的操刀下，他們的供詞，加上「8189號同志」的指導或協助，一起將吳盛木推入火坑。

問題來了：同時受訓的學員，七組和十二組合計有88人，官方只傳訊以上19人；同時上課的政大學生有80人，官方只傳訊以上6人。套現在流行話：其他人「都是塑膠做的匿」？吳盛木要求傳證其他學生、學員和證人，都不被法官採理。這種只敢找15%證人的「選擇性傳訊」顯然是搭配「選擇性串供」，以確保不會出現任何對吳有利的證人和供詞，否則「選擇性辦案」就破局了。

誣告加串供，不良學員幹掉優良教授

那麼，吳盛木到底如何被「歪曲語意、斷章取義、加油添醋」？比對吳的陳述和判決書的指控，整理數則如下：一、吳在上課時引用《中央日報》國外版報導楊振寧參加「世界物理學會議」的發言：「中國十年之內，在自然科學方面將是世界領導者之一」，提示學生：倘若楊振寧所稱的「中國」是指「中共」，則他必別有用心，我們要注意研究分析。這番話到了判決書變成：「（楊振寧說）將來十年或廿年中國領導世界科學，但這個中國不是我們台灣中國。」

二、吳在第七組上「教育心理學」時教統計數字，提醒學生不能忽視數學的重要性；特別是教數學科的學員，更要好好研究國中教育即將採用的「新數學」。新數學是學自美國的，而美國又是學自蘇俄的。任何科學都需要數學，學員認真教好數學，對科學發展會貢獻很大。這番話到了判決書變成：「我們教育用的數學新觀念，是從美國抄來的，而美國是向蘇俄抄來的，蘇俄是向中國共產黨抄來的。台灣現在科學落後，全不能與中國共產黨相比，這是事實。」

三、吳在第十二組上「教育資料分析」時，提到當時文革。文革之初他正在日本留學，曾看過紅衛兵批鬥中共高幹的新聞照片，並問學生台灣報紙有沒有刊登「紅衛兵之亂」的照片，一位學員回答《徵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有刊登。這番話到了判決書變成：「共產黨紅衛兵在大陸上鬥爭彭真、羅瑞卿的照片，台灣不敢登，因為這有暗示作用。」

四、另外，判決書說吳提到「共產黨現在教育是縮短中小學教育時間，延長大學教育。這種教育革新方法是非常正確，我們台灣罵它不對，這是一種偏差」。吳則反駁：「事實上，被告迄今完全不知道共匪教育制度，無論何時何地絕不會提及共匪教育制度。」

作為一個戒嚴年代的過來人，筆者對這些真假資訊的解讀是：吳盛木犯了致命錯誤。他不該在課堂提到共產黨（不管中共或蘇俄）；如果提到共產黨，他不該「去意識形態化」，做比較中性的表述；換言之，一定要負面表述，言必罵共產黨，才不會給人見縫插針、歪曲加工的空間。同樣的，對於「偉大領袖」和「英明政府」，一定要正面表述，馬屁拍得越響越安全。這是那個意識形態嚴重偏執的年代，基本的保命術。留學日本可能讓他失去這個警覺，讓他對觀點和語言做出「不當」的調整，從而忘記自己置身在一個講「孫文」、「蔣介石」、用西元年號、寫字從左到右都可能招禍的國度。

本案的荒謬不止於此。對今日台灣而言，就算吳盛木的發言，全如判決書所述，頂多也只是其個人意見，芝麻蒜皮微不足道，連送教評都不必。但在當時，卻要動員龐大國家機器，加上二十幾名讀書人通力合作，精心串供，製造冤獄，謀害教師。這些想要為人師表的讀書人，在為人師表之前，竟然先合力毀掉一個優秀的大學教授，白色恐怖的情節真是邪惡得可以。

無罪入罪關得冤枉，能救不救輸得扼腕

為了對抗這起邪惡的案子，兩位新銳律師尤英夫、陳寬強出馬，擔任吳盛木的辯護人。著名人權律師尤英夫先後畢業於台大法律系（與江鵬堅同班）與政大新聞所，當時出道未久，事務所還設在光華商場忠棟三樓；就筆者所見檔案，這是他所接的第一宗「叛亂案」。陳寬強是大陸來台流亡學生，先後讀南京政大法律系與台北政大政治所，為王雲五的學生。以他的背景，敢於對抗黨國，義氣可嘉。不過他們再怎麼仗義直言，台灣政治案件的鐵則就是「律師一定敗訴」，如其不信，去問問法院是誰開的。

1969年3月27日，本案宣判，吳盛木被以「連續為匪宣傳」罪名重判七年。他的案子沒有呈報蔣介石，而是由國防部代核，轉呈總統府第二局核審。第二局是塊老薑，發現案有蹊蹺，退回國防部覆判局再作研究。覆判局「研究」結果，認無不妥，而且「亦未聞各方面有何反應」，建議不要改了。可見政治案件也是要試水溫、看風向的。但若和政大另一位政治犯教師呂春沂的際遇相比，恐會令人氣結。

呂春沂出身西南聯大，師長朝中有人，因此被捕後，許多文武貴人伸援，逼迫警總最後將他輕判一年，緩刑兩年，實際羈押五個月。吳盛木來自雲林，苦讀出身，雖有黨職身分，實無背景靠山。一旦遇難，孤立無援，大家眼睜睜看著他落井陷溺。特別是，呂案背後的黑手是不可一世的沈之岳調查局，而吳案只是台北市警察局安全室，在情治界算小弟。如果政大師友肯動員救人，憑這所黨校與黨國的膠漆關係，市警局必然投鼠忌器，不敢亂搞。無罪而入罪，能救而不救，吳盛木不僅關得冤枉，也輸得扼腕！

冤錯假型的言論自由案

1975年蔣介石死，44歲的吳盛木從生教所減刑出獄，總共坐了6年8個月牢。學術生命雖遭重挫，熱情並未澆熄，1977年就出版《心理學》一書（應該算是他的代表作）；同時世新專校（今世新大學）創辦人成舍我也伸出援手，聘以教職。成舍我堪稱「台灣學界的辛德勒」，接納許多白色恐怖的落難教師，左右統獨都有，吳盛木的「獄齡」大概僅次於張化民、傅正和胡學古。他教心理學和日文，行事低調；有別於許多同事，他幾乎沒有論政聲音。白色恐怖傷他至深，畢竟同時被黨國追殺、被學生陷害、被師友棄救，有哪個教師受得了？

吳盛木案很特殊，它是「冤錯假型的言論自由案」。白恐許多言論自由案件，都是實有其言，吳案則是加工變造；許多案件是嚴刑逼供，吳案則是多人串供；許多案件是特務迫害讀書人，吳案則是讀書人和特務聯手迫害讀書人，堪稱黨國版的「儒林外史」。最後，回到本文開頭的政大新生心理測驗。當時才31歲、對人生躊躇滿志的吳盛木，設計的第6道題目是：「你相信是非自有公論嗎？」選「是」的佔82%，選「否」的佔18%。其實，是非必須以「真相」為前提，沒有真相，是非可以顛倒，串供可為公論。這一題，太難了。

※作者為政大台灣史研究所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