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學運的民主實踐:學生也能改變政治社會(三之二)

吳培鎰林哲如 2020年05月23日 00:01:00

台大學生鄭文燦(持麥者)代表學運決策小組發言。左一為台大汪平雲、左二為成大彭建智,右一為曾若愚、右二為中央何東洪。(攝影:蔡明德)

野百合學運並非一場無大臺運動,組織、決策和指揮權在已然動搖的威權廣場中不斷運作,牽繫著廣場群眾的下一步,也深深影響這場學運的結果。比起野百合,大眾或許比較了解太陽花學運的決策過程,太陽花世代的青年甚至有親身參與其中的經驗;傅榆所執導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臺灣》甚至透過鏡頭,使觀眾能約略感受到決策圈中的分歧與爭辯。那野百合呢?談到學運的行動、退場的決策,我們不能不提及此學運中的權力關係——究竟是誰在領導大家?誰具有代表性?本篇將談到學運決策中心的轉移、退場決策及其帶來的影響。 

 

初生的決策中心 

  

「我們一直有社團聯盟,決策小組都是跨校改革派的領導者,其中很多都不是民學聯1的人。」范雲在受訪時談到,早在野百合學運前各校就有校際間的聯繫,野百合學運尚未成形前,不同學校的社團與學生組織就組成跨校聯盟,此聯盟即為學運中各校代表會議的前身。 

  

學運爆發當日,各校代表立即成立指揮中心與五人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每五小時調整一次,並由首先開始靜坐的楊弘任為其發言人。同日深夜,廣場中的各校代表共三十五人召開了第一次校際會議,初步產生五人決策小組、工作小組與指揮中心。次日(17日)凌晨,原本的五人決策小組不堪工作量,各校代表便決議把它改組為八人決策委員會,隨後又因代表退出而成為七人決策小組。 

  

首批靜坐的周克任則認為,野百合學運其實不是跨校聯盟最初始的計畫,而是在他首先發起靜坐並吸引越來越多人參與後才逐漸成形,我們能觀察到野百合學運在初始時並不具組織性,原因是什麼?從范雲與周克任的訪談中可以推測,因這場學運是由「原非決策中心」的一群學生率先靜坐,而作為決策中心的跨校聯盟知悉後,才到場開始組織臨時性五人決策小組。16 日夜晚後,因應越來越多的學生聚集,決策小組改選、各校代表又決議產生指揮中心,便可視為這場學運組織化的開始。 

 

不斷移轉的指揮權 

  

時間到了 18 日,學運中的文宣部出版了第一號廣場通訊,向廣場學生宣布決策小組的改選;廣場通訊作為最為指揮中心與廣場群眾溝通的管道,足以顯示學運中具有明顯的領導組織存在。 

  

「我們由各校跨校進步社團組成,臺大與各校都有一定的席次,決定了現場要有決策小組,但在場內決策小組承受極大壓力,不得不擴大。……甚至有監督部門、決策部門和指揮部門。」范雲指出,學運的指揮中心(指揮權)其實不斷改變。 

  

18 日下午,指揮權又起了變化,民進黨在中正紀念堂展開「中正廟內群聚大會」,動員數萬群眾在廣場旁造勢、演說,意在聲討國大,決策小組擔心學生被沖散,且為維護廣場學生的安全,推派選出每八小時輪值一次的現場總指揮:廖素真、范雲、呂明洲,並任命周克任為發言人。當日下午,范雲要求各校編整後選出代表作為與指揮中心溝通的管道,並強調指揮中心每半小時會向學生工作會報。從文宣部出版作為溝通管道的「廣場通訊」與選舉廣場學生代表,能判斷學運中「指揮中心向學生負責」的機制已然形成——先前的跨校聯盟意識到必須涵納在場越來越多學校與學生的聲音,必須與他們持續溝通,使他們認同指揮中心的指揮。周克任提到:「突增的學校及動員人數,讓大家感受到心驚,因為裡頭出現學校教官以及國民黨社團的學生,且各校發言要求成立校際代表參與決策,自此之後,各校的改革性社團間,不得不團結面對這一新的變勢。」 

 

野百合學運決策小組范雲。(攝影:蔡明德)

  

19 日凌晨,跨校聯盟決議在原有的組織上,將校際會議制度化為最高權力機構,對廣場上的重大議題進行投票,但在部分議題與抗爭時程的研商上並無結論,最後交由七人決策小組處理一般性事宜。上午,決策小組召開記者會,發表對時任李登輝信函的聲明,晚間校際會議再次召開,並通過以「臺灣野百合」作為學運象徵的決議。我們能發現一個重大轉折在此時出現——決策小組的工作已轉為執行決策。 

  

因決策小組工作過於疲憊,原有的七人在 20 日凌晨改組。同時,校際會議通過設置「研究生諮詢小組」與「教授顧問團」。對此,周克任指出:「新的決策小組原則上都是各校改革派社團的代表為主,因此有一定程度的共同對話層次,包括逐漸參與進來的教授團,也能與決策小組有一定程度的有效對話。」改組後的七人決策小組召開記者會,宣布將寄一封邀請函予李登輝,並希望他能以各種公開形式回應。同日下午,決策小組中六名成員前往總統府,欲向總統提出三項要求:「一、立即接見學生代表;二、請總統於五點鐘親自看望抗議學生;三、請總統於晚間七點發表電視談話。」,卻受總統府副秘書長告知總統不在,便返回廣場向學生報告。 

 

廣場,即決策者本身 

  

決策權由指揮中心轉移到廣場群眾的關鍵是「三點聲明」的複決。21 日凌晨,決策小組與兩個顧問團決議:「見李登輝是最後底線,但希望他能主動前來廣場」並決定以教授顧問團瞿海源、賀德芬教授帶著決策小組的提案與李登輝會面,並瞭解李登輝的底線。范雲對此表示:「教授去找李登輝有被學生授權,教授的地位沒有比較大,只是幫學生出點子。」 

 

聲援野百合學運的瞿海源、賀德芬教授。— 和謝懷安牧師。(攝影:蔡明德)

  

近中午時,瞿海源教授宣布李登輝的「三點呼籲」,決策小組隨後提出與府方應對的「三點聲明」要求各校代表表決是否接受,但廣場群眾立即傳來抗議聲,指揮中心隨即宣布由各校討論再推派代表表決,十二人決策小組甚至為了處理三點聲明的過失宣布總辭。下午,校際會議代表表決同意原聲明,並同意慰留決策小組。 

  

范雲提到,決策權從指揮中心轉出,大約是從決議邀請李登輝至現場開始。她說:「決策小組的代表性被質疑,因為現場有二十二個以上的學校,越來越多人、團體等集結,他們都要求加入決策小組,小組因而不斷增生。決策小組本來要決策,但因為決定送邀請卡給李登輝,宣布後引發廣場譁然,被批評為太低姿態而不被信任,就被架空,由校際會議代表直接決策。」 

  

學生對決策買不買單的問題,已經無法由決策小組與顧問團們解決,學生社團跨校聯盟、決策小組、工作小組與校際會議的代表性受到強烈地質疑——你們憑什麼代表廣場上的學生?此問題甚至引發了廣場學生可能分裂的擔憂,指揮中心不敢再做決定,而是將議題交由廣場學生自行決定。此時,決策小組完全轉變為執行方,校際會議的代表也不再為代議的角色,而僅是負責傳遞各校學生意見的管道。 

  

周克任表示,廣場中的群體不一定認識彼此,也各有立場,廣場的行動處於全天候的勞動狀態,形成決策小組——工作小組——廣場學生之間爭執的火苗。他指出:「要溝通協調這麼龐大的現場,以及面對內/外不斷進入的雜訊以及壓力,這不是當時人類可以做得到的,是以只好以『民主的形式』讓廣場某種程度參與決策,也就是連校際代表會議也被革命掉了,演化為廣場各校內部的現場討論與決策方式。」 

 

廣場,退場的決議者 

  

廣場五十三名學生代表於晚間七點至總統府會見李登輝。晚間九點半,會面代表推派范雲向廣場學生報告與李登輝會談經過,並表示將由廣場學生決定去留,各校代表亦返回各校群體間報告,學生也在現場觀看總統府送來的會談錄影帶。到了 22 日凌晨,各校代表帶著各校內部的表決結果召開校務會議,決議是否退場,而後以二十二比一通過退場決議,並草擬通過退場聲明。 

  

周克任指出:「退場的決策是由廣場各校經討論表決後,交付校際代表至校際會議上提出結果,一校一票方式所決定。」原有的決策小組與退場決議完全無關,而是由類似直接選舉人團的方式,由各校共同表決。 

  

范雲也表示:「現場對於是否撤退,意見十分分歧,如果是由少數人決策必定會引發不服從。當我們沒有得到授權,學生就會認為,他們不要這個決定。最後群眾參與討論,一校一票決定是否撤退,這是有參與的、民主的結果,所以即使某些立場的人不能認同,大家都也能接受這個結果。」 

  

「現在回頭看這段轉變為直接民主的過程,我認為是好的,它避免了現場分裂。」范雲談到,回顧這段決策權轉移的過程,最後將決策權回歸廣場學生可說是最好的決定,它也提供了不同意見導致學生分裂,甚至運動瓦解的解方。野百合學運不是單一學校的運動,也不再是少數幾個學校的串連——它演化為全臺性的學生運動,引發社會的高度關注,少數人組成的原始決策機構再也不能有效地代表學生,即使最高決策權轉為廣場學生選出的校際代表,正當性依然受到質疑,最好的方式就是由學生自行決定這場學運的下一步。也是在這樣的全體決策下,野百合學運在 22 日落幕,同時設立了善後小組與全國學生聯合會,以保持對該議題的持續關注;剩餘的捐款則成立「野百合基金會」專責處理。 

  

至此,解嚴後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終於告終,開啟了臺灣政治社會史上嶄新的一頁。 

 

不再止息的浪 

  

野百合學運落幕後,廣場上數千名的學生陸續回到校園中,學運所激發出的民主化波瀾並未就此停止,而是開始延伸至校園各角落,啟蒙了九零年代學生對於政治、民主、自由的認識,其中以推動學生政府普選為校內民主化的代表之一,學運世代也陸續進入臺灣社會中激盪出更多元的轉型。 

  

野百合學運前,臺大的普選運動歷經六年的抗爭後,最終在1988年成立學生會進行直接選舉,並成功選出學生會會長;然而並不是每一所學校都一樣順利,淡江大學在1988年也曾實施代聯會的首次普選,最後卻因投票率未達標準而無效,雖然當時學運內部份子欲積極改善校園內的民主,但是多數學生對於公共事務的關注度仍然相當低落。但在野百合結束後,東吳學生會、政大代聯會,及高師學生活動中心紛紛開始採用普選,學生政府普選的風潮則是一路發展到九零年代後。因此野百合的爆發可說是提升了整體學生對於校內民主的關注,對於校內民主化的進程起了推波助瀾的效果,讓學生對於公共事務不再如此冷感。 

 

「老賊下台,總統民選」,在自由廣場另一方,聲援野百合學運的群眾。(攝影:蔡明德)

 

除了關注公共事務以外,校內民主化得以順利進行,也仰賴臺灣整體社會風氣的改變。校園中的新興團體紛紛湧現,將政治、社會的議題帶入校園讓學生討論,這些新團體多是在野百合前學運尚未開發的校園,如靜宜成立浪淘沙生態社、中興大學成立法學社黑森林工作室等。洪貞玲教授在受訪時提到:「社會整個氛圍的改變、外在社會的變化與資源對校園民主的推力很大。當時學生流行『下鄉』運動,每個社團依照自己的關注,去實踐某些校園之外的行動。」 

  

原先就存在的學運社團關心的觸角延伸至認識臺灣的層次,提倡下鄉運動,例如臺大傳真社及部分社團結合臺灣環保聯盟,開展下鄉組織社區,對水泥東移的政策進行長期對抗;全學聯則往工運以及高雄後勁的五輕建廠計畫進行協助參與;大新社則參與風險高的反臺塑六輕運動。除此之外,反軍人干政、制憲運動、廢除刑法100條、總統直選、反核、公民投票等大型運動,把學運能量擴及至各式社會議題。學生對於社會議題的投入,除了使大眾了解到學生的力量不容小覷以外,也間接地影響臺灣社會的風氣發展朝向更多元的議題討論。 

 

對於臺灣政治民主化的波瀾 

  

野百合學運中高舉的四大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逐漸內化成臺灣19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訴求。另一方面,學運的成果,開拓了校園內更大的民主空間,使得學生更願意接觸校外政治。 

  

當年在野百合發生時首批靜坐的周克任在採訪中提到「對於學運的參與者而言,在學運中的經驗,促進學生政治參與,不如說是『民主參與』更為貼切,畢竟不是所有參與者都投入政治領域。在後續的10-20年間,可以看到野百合世代,除士農工商外,諸多身影在媒體、社運、政治等領域活躍發展,學運世代成員均在此獲得更深的國家治理及社會互助機制的經驗提升及考驗。」 

  

野百合學運前,校園內的民主推動與參與者們,透過積極地倡議將民主理念推及至校內;而在野百合爆發後,這群人雖成為學運決策的核心,卻並未與一般學生們切割開來,在整個廣場的決策權不斷移轉的過程中,群眾本身實際運作起了一個基礎的直接民主機制,發揮了作為學生、也作為公民的主體性。這樣的經驗無疑地使學生感受到,學生身分也足以影響政治與社會,也令他們反思學生在社會裡所扮演的角色能是什麼。 

  

由此可見,野百合的可貴之處,不僅僅在於其自身倡議目標所獲得的成果,對臺灣社會所帶來的影響,更重要的在於,這些參與者們從中實際獲得了民主實踐的機會,並將民主理念帶進校園、帶入社會,無論他們最後投身何種領域,這樣的精神也都影響著他們在社會參與上的態度,從而使野百合學運的影響蔓延至今。由此可見,民主參與作為一種經驗,不能只是一種形式上的表面,而必須實際讓學生能夠參與決策,從中獲得協商、同理、合作的經驗,而校園內的民主參與機制,也理應朝著這樣的方向前進;然而,這樣的理想在當今卻依然面臨著阻礙。 

 

※作者為臺大學生會新聞部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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