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很難承繼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林若伊 2020年05月25日 00:00:00
台灣如何能以自己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及半導體科技實力進行槓桿,進而達到「窮中」的目的,才是維持台海勢力均衡的解方。(攝影:張哲偉)

台灣如何能以自己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及半導體科技實力進行槓桿,進而達到「窮中」的目的,才是維持台海勢力均衡的解方。(攝影:張哲偉)

最近台灣社會有開始討論,「港版國安法」後,台灣是否能承繼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呼聲,雖然感性上期待,我理性上卻判斷這個議題是悲觀成分居多。我認為香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前提條件是:「能夠用西方的方法做中國生意」,而這個條件,對現在的台灣來說卻很難做到。

 

在中共人大宣布藉由香港基本法附錄三,推行「港版國安法」之後,香港的獨立立法機能被侵奪,以立法及司法獨立為精神的一國兩制,也正式宣告壽終正寢。而香港的特殊關稅地位,將因為美國國會去年立法的香港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由於香港的民主不復存在,而被授權評估的美國國務院,也將有很高的機率取消這樣的優惠待遇。港民「攬炒」的結果,終於讓香港的經濟隨著民主的喪失,一同玉石俱焚。

 

本文的立場不是在譴責港民反送中,也不認為不接受基本法23條是不智的行為。由於香港在亞洲經濟上的特殊地位,本質上即建立在這樣關稅協定的特殊待遇上,無論是否主動站出來維護,只要有一國一制的實質,被美國取消了關稅特殊待遇,就會造成香港在中國經濟中的特殊地位喪失。而這關稅特殊地位的喪失,將從而導致經濟的崩頹,香港經濟末日的到來,本就不可從港民不上街抗爭來避免。反而因為港民對於民主的堅持與抗爭,反而有一絲維持這個特殊地位的希冀,可惜終被暴政破滅。

 

一國兩制被廢除最根本的原因

 

是以所謂「西方的方法」,指的是移植自英國的金融交易體系及司法制度。細究金融行業最重要的元素是信任,由於信任該金融機構能忠實地保存資產,並切實地執行金融交易,且在爭端發生時,能有公正的司法機關來裁決,藉以保障交易參與者的財產權不被侵犯。

 

香港身為金融帝國-英國的前殖民地,移植了英國的這個金融交易體系及司法制度,是全世界要跟獨裁專制的中共政權做生意,所唯一信賴的地方,原因無他:信任香港的體制能保證交易參與者的財產權而已。所以在香港回歸時,中共高喊五十年不變,是因為有中共覺得要改革開放,有藉由香港不可以變,從而獲取中國所需的資金及技術等生產要素的理由;同樣的,這個「不變」也是美國給予香港獨立的關稅地位的原因。

 

而所謂「做中國的生意」,指的是香港由於地理區位,在地緣及政治上,與中國做生意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並由於中國建國以來特殊的體制及歷史,被全世界封鎖的中國,只能從香港向世界貿易。但這個區位條件,在改革開放後,中國漸漸得到國際間的信任,開始有直接吸納國際技術、資金及貿易的能力,香港便不再有獨佔這些生意的機會。

 

另從香港的角度來看,由於香港本身不具備生產的要素,缺乏土地與人力,是以香港的經濟,本質上來說即是代理中國跟全世界做生意的反映。而這點可以從香港對中國的GDP佔比中得到印證:在97年回歸時,香港的GDP體量是全中國的18.6%,而這已經是從89年的六四事件後的20%,是略有下滑了。1990年中國11.2億人口所創造的GDP是3,878億美元,而700萬人口的香港卻產出了769億美元的GDP。而03年的SARS後,與中國的GDP相較,只剩下11.5%;五年後的08年北京奧運,數字是5%;再過五年的2013年,只剩下3%,五年後的2018年,也是以接近減半的趨勢減少。是以香港對中國來說,重要性逐年呈指數型地降低,我認為這是香港一國兩制被廢除最根本的原因。

 

「窮中」才是維持台海勢力均衡的解方

 

平心而論,香港的區位有其歷史的特殊因素,他的崛起與衰落,港民能置喙的空間實在有限。對中共政權來說,一個重要性逐年降低的「特區」,是否容許其有不同的制度,從而在合法性上挑戰中共的威權體制,仍然是一個成本及效益的衡量。所以隨著香港的重要性逐年降低,逐步收緊港民政治上的權利,就變成是很容易理解的脈絡。

 

那台灣有機會繼之而起嗎?我覺得有難度的會是在「做中國生意」的這個面向上,「用西方的方法」,反而問題不大。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法治社會,雖然法律體系仍有差異,但對財產權的保障已受國際社會肯定,是以在2019年後,蔡政府得到國際信任,引導臉書(FB.US)、谷歌(Googl.US)直接來台投資,設立資料中心。美光(MU.US)及蘋果(AAPL.US),在台灣增加研發及製造的能量,即是明證。

 

但在美中對抗的大架構下,美國這個世界第一的霸權若要成功擊潰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強權,便不可能有當年藉由香港,放水制裁的空間。台灣雖然具有語言及半導體技術,這兩個獨門代理中國跟全世界做生意的要素,然而在政治上的模糊空間,終將危及美國對台灣國家安全的保障及台灣半導體產業高階技術的取得,而變得不可行。是故以中國為腹地,「做中國生意」的這個要素,在現在的國際政經局勢,已然無法再被複製,從而導致台灣不會獲得金融流量上鉅額的增長,便不會多獲得金融體系發展的養分,使台灣缺乏成長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可能性。

 

而香港與中共政權打交道的歷史,給台灣人的警惕是:中共只跟有實力的人打交道。是以,要獲取台灣國祚的長治久安,除了本身的自立自強,平衡與中國的國力差距,別無他途。否則就如具有光輝的經濟歷史,被向國際間保證並簽署在聯合國秘書處登記的「中英聯合聲明」,保證其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香港,終將在對中國的重要性逐年下降後,棄之如敝屣。在國際上圍堵中國的大架構下,台灣如何能以自己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及半導體科技實力進行槓桿,進而達到「窮中」的目的,才是維持台海勢力均衡的解方。

 

※作者為前美系外資投信研究背景,涉略台股、陸股及多重資產等領域,現職為金融科技新創副投資長,並管理「若伊時評」粉絲專頁,以投研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對於時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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