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困境、看見壓迫:看穿「校園已經民主化」的騙局 (三之三)

凃峻清 2020年05月26日 00:00:00

現在大學社團被允許依法活動,卻面對到更多收編與消音的困境,使得近年來異議性社團的弱化與失語愈發明顯。(資料照片)

校園民主的前路:野百合與未竟之業 

 

今年(2020年)甫開始不久,卻無疑足以被認為是風起雲湧的一年:臺灣在年初經歷了第七次的總統大選與國會改選,現今又面臨新型冠狀病毒傳染病的威脅,在這樣緊張的社會氛圍下,讓人不自覺地忽略了2020年所具備的另一個歷史意義──這是野百合學運爆發的第三十週年。 

 

1990年發生的野百合學運,作為臺灣解嚴後第一場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對於臺灣的民主體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對後來臺灣學運樹立了某種程度上的典型。如何評價野百合學運在政治或社會層面造成的影響,早已是無數報章雜誌或學術文章討論的議題,與當時參與野百合的學生差不多年紀的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我們從野百合學運中能夠看見什麼?而這樣的歷史經驗對於當今大學生們又有何意義?這一點之所以重要,在於當校園中對政治的談論或參與,已不再被法律的強制力明確禁止時,掌權者們選擇以其他的形式限縮這些自由,如對空間使用權的規範、對決策程序中學生代表人數的限制等等,這些新的治理型態與手段,使得學生在校內爭取權益的過程中,面臨了新的困境。 

 

在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籠罩下,這種狀況也出現在大學的防疫管制中,無論是學生社團活動的無預警喊停、對校園進出的嚴格管控、或是校級防疫會議中學生代表的缺乏,皆彰顯了校園中校方與學生的權力關係,仍然呈現極度不對等的狀態。類似的情形實際上在校園內反覆上演,只是在校園的防疫措施中才格外明顯,學生長期以來在校園中的弱勢地位,並未被全體學生們廣泛地意識到,原因正是校方在有限度開放校園民主的同時,卻仍然透過上段提到的方式限縮學生參與的程度,並且在掌握詮釋權與傳播工具的情況下,用這種表面的開放參與,來掩蓋權力不對等的事實。隨著壓迫不再清晰可辨,而是以更加迂迴的形態出現在生活當中時,學生該如何辨識這些壓迫的存在,並匯聚起學生的政治能量,嘗試能夠有效反制與協商的手段,成了迫切的問題。 

 

野百合學運發生的前夕,參與核心決策的學生們,不少便是在學運發生前,就持續在推動校園內民主的行動者,他們從在校內的耕耘累積起經驗,到後來組織起一場大型學運,這其中的經驗或許能夠給我們一些啟發。這樣的啟發並不在於單純複製他們的方式,而是在其中觀察他們如何組織起學生,也同步關注其他學生的參與如何影響了運動中的決策過程。在當今抗爭性活動愈來愈限縮於小部份人,並難以獲得其他學生們普遍的響應的同時,不難發現兩群人間的交集愈來愈少。在這樣的情況下,如野百合學運這樣,能夠匯聚起眾多學生們的政治能量,對掌權者施加壓力的大型抗爭活動,究竟在當年的時空背景下如何發生,又呈現出立場或主張不盡相同的學生之間,存在著哪些互動的模式和樣貌。 

 

在這一系列對於野百合學運的回顧文章中,我們透過對參與者們的訪談,以及過去相關的報導、書籍或回憶錄,逐步拼湊起關於野百合學運的新敘事。從爆發前夕校內各式的學生活動中,觀察學生們如何進行組織,將民主理念推及到校內,而各個不同行動者或組織間又如何集結;接著,在野百合爆發後,廣場內部的學生們如何協調權力,各種決策在這樣的角力中又如何形成,並試圖從退場過程中,進一步審視這樣的決策過程中帶來的影響,並觀察當年參與者們事後如何持續推動校園內的民主參與;最後,我們藉由野百合學運中的經驗,來反思當今校內民主所面臨的困境,並思考校園民主的更多可能。 

 

(本專題由臺大學生會新聞部共同採訪完成,並由部員分別進行撰稿,感謝部員蔡硯涵、江姿葶、吳培鎰、涂景亮、廖彥甄、陳勝發、卓庭安、陳曼琳、吳東憲、林哲如協助採訪。)

 

 

經過了三十年,從野百合學運到野草莓、三一八,當今臺灣校園的學生運動與學生的力量,面臨到什麼困境,而這三十年間的社會變遷又使學權、學生運動到社會運動出現了哪些變化? 

  

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是戰後臺灣第一場大型的社會運動,直指政府在臺灣的統治正當性──從未全面改選的國會、政治經濟結構的不公、總統沒有直選、長期威權統治。當年有著明確的挑戰對象與目標:國民黨長期威權統治,以及追求許諾的民主進程。 

 

社會自由、校園民主? 

  

然而,當今,社會看似民主化了,校園也變得相對「自由」、「開放」。例如,學生的出版不再需要審稿、舉辦集會遊行不會有被退學的風險,更甚者,學生在制度上也有了許多參與校園決策的機會,例如參與出席校內的各種會議。然而,這樣就代表校園自由、社會民主了嗎? 

 

1987年1月10日「大學改革方案芻議」聯署完成後,再傅鐘下的記者會,隨後學生將簽署書呈遞給孫震校長。圖左為哲學系林暉鈞,中為社會系鄭文燦,右為電機系劉孟奇。(圖片由蔡明德提供)

  

這些看似是「進步」的改變,伴隨而來的是掌權者治理的權力技術進化,以及學生失去對於權力關係的意識,產生「現在真的非常自由、民主」的錯認,許多人相信「體制內管道便足以改變校園中不合理的情形」,進而導致學權倒退時抵抗意識大幅弱化。校園「自由」、「民主」並非是一個穩固的事實,反而更是一個被學生相信的表象,而這個被校方建構的表象吸收了行動與反抗的意志。 

 

「想像敵人」的消失 

  

現在的社會狀況下,明顯的敵人/對手消失了,因為臺灣「民主化」了,然而社會位置與統治資源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同一群人把持,而學生又因為已經「比以前自由」,導致完全沒有抗爭的立足點,連帶的失去抵抗的意識。一旦失去批判的意識,將無法再反省發現到底哪裡不合理。 

  

以臺大校長遴選爭議為例,從遴選委員會的組成即可看出,長期未輪替的權力菁英們把持組織與制度,再到爭議發生後對於公共討論的打壓,屢屢訴諸「大學自主」卻實則規避公共監督,而聲援「大學自主」者的現身,正好顯示出過去黨國在校園中佈建的網絡,從過去逸仙學會、覺民學會的參與者,再到曾任職國民黨政府的政務官,許多社會大眾仍承認這些高級知識菁英的優越性,形成「產/官/學」合體的霸權。這樣橫跨校內外的爭議,可以看到仍有更大尚未被解構的宰制體系。 

 

隱蔽化的權力關係 

  

校園內的權力結構,使學生仍處於難以抗衡的位置,只是這樣的關係更為隱蔽,學生不會被審查發布資訊的內容,不過學校壟斷幾乎所有資訊發布的正式管道,當學生要求協助轉發,學校就以「發布單位也需要負責」為由要求「內容必須合理且經過申請」,干涉資訊傳播。 

  

學生得以依大學法參與諸如校務會議,不過大部分的校務會議行政主管與教師們,代表打從心底不認同學生應該要參與公共討論,且會議氛圍對學生極不友善,學生提出的議案也往往遭到擱置或否決,並在討論的過程中貶低學生,例如批評學生不懂相關知識不該亂講,卻在事後表示:「經過學生的參與,會議共同討論後否決學生的提議」;然而這些掌權者沒有說的是,在已經被設定好的情境中,學生權益遭到打壓已是不公平的遊戲規則下必然的結果,會議過程只是一場創造民主表象的儀式。 

  

這樣的儀式提供了校方治理的絕佳資源,所有挑戰既有權力秩序的學生行動,都很容易的可以被校方抹煞與簡化。校園中校方與學生極度不對等的關係,包含詮釋權的爭奪以及傳播管道的落差,諸如校方公然扭曲自己過去作出的決議,然後將學生的行為(諸如會議公開)抹黑為「違反決議、不尊重會議」,掩飾說謊以及鞏固不平等權力結構的事實。 

  

隨著壓迫的隱蔽化,學生的意識也開始受到影響,難以意識到權力關係,導致學生逐漸被建構出不同的認識框架,看待校務問題,認為那只是校方與學生之間的權力鬥爭,然而在極度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問題就不只是權力鬥爭──還有壓迫與抵抗。看不見壓迫與抵抗,就更加容易將問題理解成「程序問題」,反而掩蓋實質問題的重要性,就算是極端不合理的決策,「經過合法程序通過」就代表「我們必須要去遵守」、「應該尊重決議」,而不去探問背後怎樣的人群組成和壓迫關係,創造出某些決議可以表決過關的結構因素,更不質疑整個決策結果,以及想像抵抗的可能。 

 

關注面向的轉移 

  

最終的結果,是只有「善治」(good governance)被關注,「怎樣的治理是好的治理」、「正當的程序、最小化的傷害」成為關注的焦點。過去關注的整體結構問題,像是「學生受到的壓迫」、「憑什麼學校有權力治理我某個部分的校園生活」等探問消失。這樣的風氣也延伸到學生組織,對許多人而言,持續關注學生自治組織「施政品質的優化」,卻不再反省與直指「學生組織站在校園中的什麼位置」、「現行體制的壓迫關係」等根本問題。 

  

這樣的認知邏輯出發的行動,就很可能是缺乏反身性的發聲。許多校園裡的倡議,呈現出「可以施捨點什麼嗎」的仰視角度,而且自處臣屬的位置並非出於暫時性的策略選擇,而是這種理解校園政治的角度,本身就主張「學生好好在體制內提出許多理念,希望可以被校方採納」。 

 

野百合學運現場。(圖片由蔡明德提供)

 

組織、行動與反省的可能 

  

說校園民主「面臨退潮」太沉重,校園裡的民主化乃至臺灣社會的民主化從來都不是完成式,校園民主要繼續走下去,必須要對壓迫者以及壓迫關係有所想像,過去威權壓制校園異議聲音的結構尚未完結,只是已經轉化成不易指認的樣貌,其治理手段有有所進化。面對不同型態的壓迫,反抗如何可能? 

  

野百合學運期間,群眾與決策小組存在著分歧與多樣的互動。運動組織是行動的重要起點,形成組織內部的連帶以及組織間的合作基礎,才有可能逐步形成一群參與公共的行動者,並在其中透過持續的溝通凝聚共識,並且「擴大」所謂的同溫層(而非「打破同溫層」)。 

  

過去校園中的異議性社團屢屢被打壓,反而打造出異議性社團強大的行動力與凝聚力和群眾支持,然而現在社團被允許依法活動,卻面對到更多收編與消音的困境,使得近年來異議性社團的弱化與失語愈發明顯,參與者數量與活動力明顯衰退,更遑論群眾基礎。在外在環境無法創造機會時,透過組織的耕耘同時培力行動者、守住既有空間同時試圖發現新議題,是一種可能性。 

  

如同臺灣的民主化,校園裡的民主轉型仍是一個實踐中的過程。我們當下所身處的社會,就是歷史累積的結果,許多歷史遺緒需要被挑戰,才能解消更多壓迫,創造這個時代的新可能性。

 

 

※作者為臺大學生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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