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皇室與媒體的關係如何?原來還有這條「潛規則」

胡煒權 2020年06月13日 09:00:00

日本皇室直系成員合照:(前排由左至右)皇太子妃雅子、皇太子德仁、明仁天皇、美智子皇后、文仁親王與紀子妃;(後排立者)真子、愛子、悠仁與佳子。(湯森路透)

對於普羅大眾而言,政治人物的花邊新聞比起僵硬乏味的政治動向,更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在仍然存在皇室的國家裡,情況也是一樣,像英國皇室被傳媒「狗仔隊」貼身報導便是一例,那麼日本的皇室又如何呢?

 

日本史學者胡煒權出版的《 解開天皇祕密的70個問題第一部+第二部套書 》提到,目前,日本國內及國外傳媒已獲得較多報導皇室的機會,近年出現一些不利皇室的消息和事件時,大眾也能自由地查閱媒體報導。國民與媒體均不會受到來自政府當局的政治審判和檢查。但以前的情況並非如此。

 

 

官方如何利用皇室報導

 

從日本傳媒業歷史來說,著名的明治維新既是改變日本命運的歷史事件,也是官方與民間辦報的重要契機。同時,西方思潮如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等隨著日本開國而到來,民間紛紛在各種思想的薰陶下,積極利用各種渠道發出自己的聲音。那時還沒有電視機,收音機也尚未普及,報紙就是當時最有力的平台。

 

明治天皇晚年的立憲運動,以及大正天皇時代的民主運動,都通過民間團體辦報,向官方施加壓力。然而,關乎天皇與皇族的報導則不存在容忍的空間。官方靠著「天皇乃神聖不可侵」的「全民共識」,將限制國民批評國政一事,抬升到更高的層面。

 

這也就是說,明治及大正政府利用限制有關天皇的報導,維持政府的威嚴,同時利用天皇這個萬民愛戴的金身,反過來通過媒體進行國民教育。在戰爭頻發的二十世紀上半期,官方利用公權力壓迫和控制媒體,使媒體大多成為政府的鷹犬和宣傳工具,向人民灌輸盲目的國家主義和忠君思想。

 

例如,明治天皇於1912年7月30日過世,當時傳媒帶著半分愛國心、半分煽情,以製造聲勢的意圖,鼓動東京民眾到皇宮外的二重橋外跪地祈禱。

 

相較健康長壽明治天皇,接任的大正天皇是出名的藥罐子,到了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病危時,《東京日日新聞》等報章則改以「美談」、「壯烈」為名,報導少年少女聽聞天皇病危而哀痛自殘的新聞,變相宣揚忠君愛國的思想。

 

 

媒體「自肅」與自我審查

 

到了戰前的昭和時代,戰爭新聞煽情與誇張的手法,自不待言。關於不利戰況以及天皇動向的新聞,通通受宮內省(現在宮內廳的前身)和軍部嚴格管制,一旦發現不妥言論,輕則禁止發放,重則以「不敬罪」處罰當事人。

 

當時的報紙和電台媒體為免以身試法,都會自主地以「自肅」為名,不報導一些危險敏感的新聞,用現在的話來說便是「自我審查」了。另外,在「天皇與皇族皆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下,也不能主動採訪他們。

 

 

戰後的皇室報導

 

隨著二戰戰敗,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日本政府完全否定了自己過於激烈的忠君愛國思想,用來箝制媒體的不敬罪也被廢除。在新憲法賦與的言論思想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保障下,媒體對皇室、天皇的報導限制也陸續放寬。

 

尤其在美國占領期間,為了對國內外展現天皇「人的宣言」已落實執行,日本政府和昭和天皇都與媒體有更多交流,被歷史學家稱為多年來難得的「蜜月期」。話雖如此,昭和天皇招開記者會的次數屈指可數,而且媒體一律不可詢問關於二戰罪責、政治和時評等話題,日本政府會事前介入和協調。

 

平成天皇對媒體採取更開放的態度,他與主要皇室成員有更多的機會露面,或招開記者招待會。不過,天皇與皇室言論仍受到宮內廳的管理,大部分發言都以「建議」為名而受到限制。

 

踏入千禧年代,媒體對於皇室的主要報導仍然停留在轉述發言,以及報導動向。另一方面,皇室與宮內廳出現越來越多問題,平成天皇、新任天皇德仁與成為皇嗣的秋篠宮文仁親王在這十多年內,皆曾在沒有事前知會下批評宮內廳,或者對宮內廳以及日本政府無視皇室意願,表達不滿,使宮內廳和政府尷尬不已。

 

而傳媒又如何報導皇室的花邊新聞呢?近十年內,比起英國為首的歐洲皇室,以及仍視皇室神聖至尚的泰國皇室,現時日本皇室報導的自由度和肆意程度算處於兩者之間。

 

進入二千年後,日本皇室成員的花邊新聞大多與婚姻問題相關,即離婚、訂婚。目前最新的新聞是文仁親王的長女真子公主與未婚夫小室圭的婚事瀕臨破局。傳媒雖有報導,但大多「點到即止」,不像英國媒體對皇室做貼身式報導。

 

可見,雖然戰前的不敬罪已不再成為威脅,但是日本媒體或多或少出自對皇室和天皇的崇敬心態,在不利於皇室形象的報導上仍然採取明顯的「自我審查」方針,以幫助天皇貫徹「象徵天皇」、「大眾天皇」的形象。昭和天皇時代禁止傳媒詢問歷史、政治和二戰問題的方針,繼續成為媒體不言自明的「潛規則」。

 

 

*本文摘自《 解開天皇祕密的70個問題第一部+第二部套書 》,時報出版 出版。

 

【作者簡介】

 

胡煒權

 

香港人,日本國立一橋大學博士。

 

2007年獲得日本文部科學省國費留學金留學日本,2010年取得日本廣島大學碩士(歷史與文化遺產學)學位,專攻日本中世史(專治戰國史),於日本國內的學術期刊發表六篇論文、並於多個研究會上發表研究報告。現為戰國史研究會、東北史學會、地方史研究協議會、日本歷史學會等學會會員。

 

著有《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和《日本戰國織豐時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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