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1949年「四六事件」裡，當時的台大校長傅斯年對陳誠與彭孟緝說出這段話，這段話在六年前的太陽花學運裡被廣為流傳，成為台大自由校風不可侵犯的表徵。不過，近年來，越來越多出土史料顯示，傅斯年的這句話並非全貌，《陳誠先生回憶錄》中提到，當時國府想從台大師大兩所大學開始「肅清匪諜」。傅斯年回應：「你做，我有三個條件：一、要快做；二、要澈（徹）底做；三、不能流血。」意謂當時傅斯年並未反對軍警進校園逮捕學生。

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在2018年出版的論文說道，四六事件發生前，在反共前提下，傅斯年同意警備總部進入校園逮捕學生，四六事件發生後，傅斯年對四六事件救援更是保持距離，還主張處分主要幹部。而陳翠蓮後來發表在台大歷史學報的《白色恐怖時期的台大校長傅斯年》更寫道，傅校長支持政府掃蕩行動，使台大陷入白色恐怖漩渦中，與外界並無二致。陳翠蓮在向檔案調閱相關檔案後指出，傅斯年在台大僅有兩年時間，竟發現不少他與特務機關人員往來信件，以及監視校內活躍學生的報告，與他長期形象大相徑庭。

鑑於出土的史料越來越多，台大學生會在校務會議提議，學校應成立轉型正義小組，處理校園空間與威權地景轉型、校史之重構與檢討、檔案的開放與徵集等等工作。這其中，以紀念傅斯年為旨的「台大傅鐘」當然是其中之一。

作為一個校務主事者，可以有好幾種態度面對學生會的這項提案。諸如，順應學生的提案要求，成立一個廣納師生代表的小組，投入威權時期的事實調查，完善校史之內容、教育與重新記憶。儘管新出土的資料「看似」對傅斯年的形象不利，但若還原當時風聲鶴唳的時空，傅斯年能說出：「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的話，是否能以今日之標準看待其與特務機關的書信往來，其實也仍待更多的討論。當然，主事者也能夠以校務繁忙，此事並非當務之急為由，推延這項工作，甚而透過校務會議的討論或動員，自然地擱置或封殺這項提案。

不過，在校務會議未對此案進行討論之前，台大主事者選擇用一套最糟糕的方式來應對學生的提案。台大的內部單位台大校友中心執行長發出「搶救傅鐘」的簡訊，聲稱「轉型正義小組」成立後，傅鐘、傅園恐將被清除。一時之間，「傅鐘快被拆了」成為許多不明究裡的台大校友之間的恐慌大動員，校友質疑學生是「紅衛兵」、「甘為執政者鷹犬」；學生則忙不迭地澄清沒有要拆傅鐘，「是學校說謊造謠」；校方則是無辜地宣稱，只是被動接受校友通知最後連署結果，過程中並無任何參與。

問題在於，台大校友中心是台大內部單位，該中心執行長在各群組發出「搶救傅鐘」的簡訊，台大校方如何能說撇清自己的角色？此外，拆除傅鐘一事連八字都沒一撇，對於校友的恐慌性連署與動員，校方為何不加以澄清？直到此事已經在台灣社會與台大校園互相激盪，不斷升高的政治對立其實已再次傷害台大。

長期以來，傅鐘承載了台大自由學風的許多印記。解嚴前後的許多學運抗爭都以傅鐘為聚集地，一年前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也是選擇在此集會，就連兩年前台大校長遴選爭議，聲援現任校長的新五四運動，都是將黃絲帶掛在傅鐘。既然不同政治立場者都可以在傅鐘找到交集，那開誠布公地討論傅斯年在戒嚴時代的角色又有什麼忌諱？主事者不與學生對話，卻讓所謂的校友與學生在學校裡對罵，這在任何教育現場都是惡劣的示範，遑論台灣第一學府。

這兩年來，台大校方與學生社團的對立未曾稍歇；區區一件學生提案，都能惹得如此沸沸揚揚，更顯示台大一直沒能從這場校長遴選爭議復原。大學不能畏懼政治，更須超脫於政治，方能勇於思辨、追求卓越。身為台大校長的管中閔，有認知到自己這無所旁貸的責任嗎？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