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教授蔡霞的一個講話最近在推特平臺放出後，在華語世界廣為傳播。我不清楚她這個講話的時機和背景，但講話提出的「換人」已經引起了外界共鳴。東京大學教授松田康博6月12日在接受外媒採訪時也表示，中國目前諸事不順，更換領導人是給國家一個機會。

事實上，無論蔡霞還是松田康博，反映的並不是她/他個人看法，而是國內外特別是中國自由派和黨內改革派相當一批人的共識。這種讓習退位的聲音在今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正以各種不同方式表現出，人們在「二許」和任志強的文章裡能夠鮮明地感覺到這點。蔡霞的講話是對他們的呼應——假如她的講話是前不久錄的——用她的話說，黨內高層應為了拯救國家起身做出一個決議請習退休，「體面地退居二線，去養老，不要再干預，我們黨才有可能調頭。如果說這個人不下去，我們黨沒有機會」。

我在2018年9月的一次講座及文章中，曾明確表示中國民主革命當下的策略是先反習再反共，兩步走，這樣成功的概率才很大。我當時的理由是，習集中了黨內外、國內外所有矛盾的焦點，反習是中國社會尤其中共內部的最大公約數。

而且，鑒於習掌控了黨政軍大權，一旦他下臺——不論何種方式——自然會促使中共內部的分化重組，很有可能，經過一場殘酷的廝殺，中共再難經受得住內部尤其是黨內高層的撕裂，從此走向瓦解。如果不分矛盾和主次，把習和中共搞和在一起，認為習脅迫了中共，反習就要連共一塊反，那麼，不但共反不了，習也可能反不了。因為儘管習大權在握，但他畢竟不等於組織本身，其力量不可能大於組織的力量，將習和共一起反，會讓黨內改革派處於尷尬處境，最後逼得他們不得不起來保黨，從而客觀上有助於習。這還不講更多依附於黨的寄生蟲被驚動也來護黨護習。

將習和共一起反，會讓黨內改革派處於尷尬處境，最後逼得他們不得不起來保黨。（湯森路透）

川普政府對華外交政策方向反了

但在此後我沒看到海外的反對力量這樣做，雖然他們把槍管對準習近平，但也不放過中共，將兩者綁在一起反。我當時提出這個策略，不僅僅是說給國內外民主力量聽的，也是說給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聽的，要它們為中國國內的自由派和黨內改革派創造好的外部條件，有利於他們反習。

可惜川普政府後來實施的對華外交政策，方向完全反了，我稱之為「基本不反習，半反共，大反中」，美國這樣做，出自其地緣政治考量，或許有它的道理，畢竟美國的利益不等於中國自由派和黨內改革派的利益，雖然兩者有著交集，然而經過這麼一刺激，也把許多中國的民眾尤其是底層大眾趕到中共一邊去了，因為受中共宣傳所惑，他們中的多數人認為，中共和美國的對抗，是在維護國家利益，而反對派是賣國的。好在最近美國的對華政策有所調整，將中共和中國人民區分開來，但圍堵大勢形成後，要改變民眾對美國的看法，作用有限。

我的上述分析是要說明，如今讓習讓位，無論是體面地讓位還是用一種激烈的方式逼其讓位，基本不可能了，如果不說完全不可能的話。

習上臺已經七年多，權勢如日中天，是在19大及之後的一段時間。隨著美中貿易戰的開打及雙方敵意的加強，在談談打打中，習的權力受到外部第一次真正挑戰，這給黨內權力的洗牌帶來機會，但若說此時黨內高層能夠將習趕下台，是過高估計了他們的力量，儘管在這一過程中，不時傳出各種政變的傳聞，但基本可以確定，這是外界的好事者出於搞局有意製造的「謠言」。

習權力第二次受到較大的挑戰，是香港去年5月開始的反送中抗爭。如果說貿易戰是習近平遇到的美國這個對手，香港抗爭則是中國的內部事務，雖然有著「一國兩制」的護欄讓習不能像對待內地抗議一樣對待香港，可畢竟香港也在中國的管轄下，持續半年多的香港抗爭，期間還出現了勇武派的局部暴力行為，但北京除了口頭警告和依賴港警外，居然束手無策，讓民眾對北京處理香港的手段深感失望。因為多數民眾希望看到習中央對香港反對派採取更強硬態度。

這對習近平權威的打擊是很嚴重的，人們首次發現，他的權力只能在羅湖關口以北才起作用。國內民意對他很不利，倘若這個時候黨內有力量發起對習的不信任投票，雖然不大可能罷免他，但對他也會有很大制約。可惜，10月的大閱兵讓人們看到習對軍隊的掌控。

川普政府實施的對華外交政策，可稱之為「基本不反習，半反共，大反中」。（湯森路透）

錯失最有可能拉習下馬的機會

習最近一次也是最嚴重的權力挑戰，是今年二、三月的新冠疫情。武漢封城和疫情的全面擴散，包括對李文亮醫生的訓誡被傳播後導致的天怒人怨，讓習政權和中共的野蠻無能完全暴露於世，習本人更是顏面掃地，權威急劇墜落，以致他不得不出來回應社會自己是「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從二月和三月的政治局會議看，習此時的心情應該糟糕透頂，對疫情是否能儘快控制住，是否會導致經濟社會失序，甚至是否會引發局部動盪根本沒底，致使在新聞報導裡，不敢寫上「以習思想為指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之類陳詞濫調。

假如此時黨內的改革力量特別是政治局內，有人借著民心民意的完全變化提出重新評價這屆中央，檢討十八大以來的路線，應該會得到社會廣泛回應，縱使習近平還握有槍桿子和刀把子，但在新冠病毒這個敵人和民怨面前，槍桿子和刀把子也是會反水的，畢竟他們不是習的私人工具，會衡量民心的向背。這是最有可能將習拉下馬的一次機會。

也許黨內有高官準備這樣做，對習攤派，然而大概是習運氣未絕，中國的疫情居然在中共的嚴防死守下兩個月裡給控制住了，反而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疫情如野火般一發不可收拾，中西疫情的反轉使民眾對習和中共的怨氣消失得差不多，官媒趁之把這套抗疫經驗宣傳為中共的治理優勢，是習近平領導有方。習原來憂慮的民心和政權穩定問題都沒出現，這讓他真正找到了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的感覺，所以四、五兩月的政治局會議的調子為之一變，「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兩個維護」的「緊箍咒」重又出現。

5月底召開的兩會更是變成了習的個人表功會。雖然國際社會這段時期對中國的追責和索賠之聲不絕於耳，川普政府為國內選舉更是全力打擊中國，但習近平借著儘早控制疫情贏得的民意支持渡過了他上臺以來的最大危機，重新牢牢掌控大權，並在中國確立了國家主義的敘事話語，以對抗美國，從而在意識形態上加固了自己統治的合法性。

政治是力量的對比。在中共高層，無論黨政軍，無論槍桿子、刀把子和筆桿子，都不掌握在改革派和自由派手上，而是被習的親信和同盟把控。黨內改革派和自由派早被處於壓制狀態，他們只是一種隱形的存在，成不了合力，在對外政策上也沒有了話語權，甚至面對美國對中共和中國國家利益的遏制，不得不和強硬派站在一起，為習近平背書。

最近的民意也有利於習而非改革派和自由派。在這種情況下，除非未來出現大的社會經濟危機，引發民意大反轉，給黨內改革派和自由派帶來機會，否則，看不到黨內有什麼力量能迫使習下臺。即使有這種機會，他們能否及時抓住也是讓人懷疑的，因為黨內改革派和自由派深深受困於一種「原罪」：怕推翻最高領導人造成黨的分裂，這個罪名他們承擔不起。

所以，要想讓習下臺，目前看，寄望於中共高層出於拯救國家的使命是沒有用的，只能靠外部壓力引發中國社會內部的變化，還有一些可能。

※作者是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