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實務界與法學界的爭議聲浪中，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6月9日無異議通過「經司法院長許宗力核可提案」的最高法院法官人事案。筆者認為，為了因應最高法院即將「廢除限量分案」而激增的案件負荷，司法院急切的從二審大量甄選調任法官，所滋生的流弊，雖然不宜以「飲鴆止渴」形容，但是，讓幾名裁判品質頗具爭議性的「二軍」、「三軍」，都能魚目混珠調上最高法院，委實難免有點「飢不擇食」而「重量不重質」之虞，「越來越胖」的最高法院，其裁判品質應如何控管？如何避免離譜的「突槌」判決？勢必是成為司法改革的新課題。

不過，這項司法人事案既然已經塵埃落定，司法院主事者既然全權決定，那就全權負責吧！最高法院民刑各庭庭長以後恐怕得繃緊神經，縝密審慎的審查法官的裁判初稿，否則，難保哪一天，最高法院的裁判書也有機會上《司法烏龍榜》，畢竟，《司法烏龍榜》並非一、二審法官、檢察官或司法警察的專屬園地。

以下，筆者評述的2件離譜烏龍判決，是「司法聞人」─高院庭長兼女法官協會理事長張惠立所判。很巧的，2案她都是受命法官兼審判長，而且，2案都是在她亟力爭取調升最高法院前夕，甫遭最高法院刑三庭庭長（兼刑事大法庭審判長）洪昌宏撤銷指正的新出爐判決，看來她成為這次調遷最高法院人事案的「遺珠」，確非無因。

壹：張細民販毒案─大違嚴謹證據法則、罪疑唯輕原則及無罪推定原則之離譜烏龍論證

先說今年5月28日甫經最高法院審判長洪昌宏撤銷指正的案例─張細民販賣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案（109年台上字第2393號）。

據檢察官起訴資料，張細民是安非他命的小毒販，所犯包括幫助施用安非他命、轉讓禁藥、販賣安非他命等罪，張惠立是高院上訴審受命法官兼審判長，審判範圍只剩下民國108年5月19日及同年6月22日的2次販賣安非他命犯行，她撤銷一審判決，改依2項販賣二級毒品罪名，判處張細民應執行刑7年2月。

綜合洪昌宏的指摘意旨，張惠立的判決顯然犯下「證據空洞，仍論處販毒重刑」之離譜烏龍論證，大違嚴謹證據法則、罪疑唯輕原則及無罪推定原則。

張惠立認定，被告張細民曾以2,000元、1,000元的價款，先後販賣安非他命給江文景2次，其論據只有江文景於警詢、偵查及法院審理時的陳述，以及張細民與江文景間的監聽譯文，而被告張細民始終否認與江文景有賣毒約定或收受金錢。

張惠立援引張細民與江文景間的監聽譯文為論罪證據（或補強證據），就嚴謹證據法則及證據裁判主義而言，實在是個大笑話。因為，監聽譯文顯示，張細民與江文景的通話內容只是：

第一段監聽譯文是108年5月19日21時13分的通話：

江 ：「喂，睡覺了嗎？」，張：「蛤？」

 

江 ：「睡覺了嗎？」，張 ：「我才剛回來。」

 

江 ：「我過去玩一下好嗎。」，張 ：「好啦」

第二段監聽譯文是同年6月21日23時55分的通話：

江：「喂。」，張：「喂。」

 

江：「睡了嗎？」，張 ：「這麼晚阿。」

 

江：「我哥回來了？」，張：「怎麼樣？要過來玩嗎？」

 

江：「我上去呀。」，張：「好呀」

以上的監聽對話，首先，根本沒有足以判斷毒品交易的金額、數量之約定；其次，江文景雖然證述：對話中所說的：「我過去玩一下好嗎」，指的就是「吸毒」，所謂：「要過來玩嗎」、「我上去呀」，指的就是「買安非他命」，但是，江文景先證述「玩」是指「吸」，後又證述是指「買」，「吸」與「買」的法律評價截然不同，所涉刑責輕重也懸殊，究竟哪一種說法才是真的？

本案在未查扣毒品及買賣毒品價款等物證，也無被告張細民自白的情況下，警方僅憑吸毒犯江文景的片面指證，以及含糊籠統的監聽紀錄，即不再蒐證，草率結案移送檢察官，檢察官也照單全收不再詳察，即輕率起訴，結果，不止一審依販賣二級毒品罪論處，連高院審判長張惠立也棄守嚴格證據法則及證據裁判主義，從警察、檢察官到一、二審法官，統統只為緝毒結案而怠惰縱容、沆瀣一氣！

說到嚴謹證據法則及無罪推定原則，就必須提到毒品審判實務的「基本功」。職司刑事審判的法官，稍有審判經驗的都知道：毒品交易的買賣雙方，買方若供出毒品來源，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規定，可獲減（或免）刑責寬典，因此，其陳述證言在本質上存有較大虛偽性之危險，為擔保其真實性，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的相同法理，自應有補強證據佐證，藉以限制其證據價值。

因此，張惠立採信吸毒犯江文景的片面指證為論罪主要證據，以語意含糊籠統的監聽譯文為補強證據，無異將論罪與否的大權完全委諸吸毒犯的片面指控：吸毒犯說是買賣就是買賣，說是買一級毒品就是一級毒品；至於通訊對話的含意，也是完全由吸毒犯說了算，如此怠於衡情論理、草率認事用法、輕忽調查審認法定職責的法官，與木偶、像皮圖章何異？又哪有半分恪遵嚴謹證據法則、罪疑唯輕原則及無罪推定原則的影子？

貳：林鴻違反槍炮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不理最高法院的發回指正，罔顧（剝奪）被告的憲法保障之基本訴訟權─對質詰問權，逕採3名證人的審判外陳述為證據

本案被告林鴻（本名林耀鴻）是四海幫海耀堂堂主，也是耀大開發工程公司負責人，張惠立是高院更一審的受命法官兼審判長，林鴻因非法持有手槍，被判刑5年6月，最高法院審判長洪昌宏於今年4月9日將原判決撤銷發回更審（108台上第3637號）。

綜觀洪昌宏的指摘要旨，張惠立承審本案至少犯了3項離譜烏龍論證，限於篇幅，以下僅評述其一，即：不理最高法院的發回指正瑕疵，依然罔顧（剝奪）被告的憲法保障之基本訴訟權─對質詰問權，逕採3名證人的審判外陳述為證據。至於另2項離譜烏龍論證，包括：割裂證據觀察，違反證據法則，以及認定事實與卷證資料不符，不再贅述。

張惠立論處被告林鴻罪刑的依據，主要是採信王材豐於偵查中的證述，以及執行搜索的警員許樹男、余俊賢在高院另案審理時之證詞。

張惠立的論證，離譜烏龍之處在於：

首先，是王材豐的證詞雖然有證據能力，但是未經被告對質詰問，依法應不得採為論罪依據；至於許樹男、余俊賢的證詞，那是另案審理的案件，被告林鴻並非該另案的被告，根本無從詰問。

其次，是被告林鴻在本案上訴審及更一審準備程序，都具狀否認王材豐的偵訊證言之證據能力，在更一審審判期日，因被告林鴻本人未到庭，並無捨棄對王材豐的詰問權可言。

再次，被告林鴻的辯護律師在高院上訴審時，聲請傳訊許樹男、余俊賢作證，希望行使詰問權，但是，上訴審並未傳喚。待高院更一審準備程序中，被告林鴻雖然同意許、余的另案證詞有證據能力，但並未明白捨棄詰問權，可是，更一審還是未傳喚調查，且未經被告行使詰問權，即逕行採用王、許、余等3人的審判外證詞，為論罪依據。

最離譜烏龍的是，以上罔顧（剝奪）被告的憲法保障之基本訴訟權─對質詰問權，逕採3名證人的審判外陳述為證據之審判違誤，早在高院上訴審審判時即已存在（審判長是鄧振球，現為最高法院法官，其裁判品質也備受爭議），且經最高法院明文指摘，要求高院更審時改正違誤，但是，張惠立擔任更一審受命法官兼審判長時，依然再犯同一違誤，不知是置之不理，還是她的法律確信（或憲法人權意識）即是如此的離譜烏龍?

參：餘論─如此審判品質的高院庭長，何以膽敢請調最高法院法官？

評述完張惠立上述2件離譜烏龍判決之後，筆者聯想到去年7月前總統馬英九洩密案的高院更一審無罪定讞判決，張惠立也是受命法官兼審判長，當時筆者曾撰文直指她的無罪定讞判決，至少犯了「打擊錯誤、訴外裁判」、「自行創設限制」、「主文有判決違背法令之虞」等3大違誤，可惜，人微言輕，張惠立的離譜烏龍判依然一再出爐。

最後，筆者要談談張惠立其人。張惠立是法訓所第30期結業，曾調最高法院辦事，104年9回高院任庭長，在高院算是資深庭長，目前還擔任女法官協會理事長，算是聲望崇隆，因此，在這次最高法院法官人事案中，有人幫她在媒體吹捧拉抬，指她的審判及法學專業方面，都已是大法官等級的實力，並稱她未能升任最高法院法官是「遺珠」，乍看，這顆「遺珠」還真不小！只是，是珠玉還是頑石？還是得看證據說話，細究其裁判品質，即無所遁形。

讓筆者十分疑惑的是：張惠立這位一而再、再而三作出離譜烏龍判決，迭遭最高法院嚴詞指摘的高院資深庭長，竟然還膽敢請調最高法院法官，真是匪夷所思！

※作者為前資深司法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