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著「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的夢想奮力急起直追的日本近代史，也是一段充滿犧牲的歷史，其中最可憐的犧牲者莫過於社會的弱勢族群，例如被冠上「不勞者不得食」惡名的窮人，或是在堪稱「必要之惡」的公娼制度之下，人權被忽視的妓女。直到進入大正時期 ，才總算有救贖之手向他們伸援。

東京各處淪為貧民窟，百姓過著悲慘的生活

「難以從社會底層深淵脫困的百姓，不論是父母還是兒女，都逐步墮入慘無人道的暗黑生活。」

大正時期，作家草間八十雄探訪位於東京南千住新町（現今的荒川區）後巷的大雜院「朝日館」之後，寫下上述的感想。受日本政府內務省與東京市之託，負責調查貧困百姓生活情況的草間，留下許多與貧困問題有關的著作。

朝日館共有七十五間房，約住了三百人。每間兩坪或二．二五坪的空間平均得擠著四個人一起生活，對此，草間也留下「建築物本身的老舊與內部的汙穢實在難以名狀」，或是「眼前破爛的大雜院很難讓人聯想是人類的住家」這類敘述。這裡看不見當時理應普及的電燈，居民只能點油燈度日。沒有寢具的居民約有三成，且大部分的兒童都無法正常接受教育。

更悲慘的是連棲身之地都沒有的遊民，草間曾描述道：「讓我更震驚的是，居然有人睡在大型垃圾堆裡面，那景象真令人慘不忍睹，這應該是因為垃圾堆裡的垃圾會自然發酵生熱（省略），為了在嚴冬時分禦寒，遊民哪管得了垃圾堆是臭還是髒」（《遊民與賣春婦研究》〔浮浪者と売笑婦の研究〕）。

德川幕府瓦解後，江戶因人口銳減，一時間形同廢墟。窮人紛紛闖入空宅，貧民窟於焉形成。除了被稱為「三大貧民窟」的下谷萬年町、四谷鮫橋、芝新網町，評論家紀田順一郎在其著作《東京下層社會》（東京の下層社会）更提到：「若連小規模貧民窟都列入計算，其數恐達七十餘所。從下町到山手，貧民窟無處不見。」鮫橋的貧民窟更出現了下列的景象：

「幾近傾頹的家屋硬是由木條撐著，屋簷已然老朽，屋頂布滿青苔，門前的遮雨棚也已殘破不堪，由此處進出的人們，無不擔心土塊掉落衣襟。」（《國民新聞》記者松原岩五郎，《最暗黑之東京》）。

松原另以「淤水橫肆，腐鼠日曝」（汙水溢至道路，死老鼠曝曬於陽光下）描述新網町公共衛生有多麼惡劣。大雜院本是人們從農村來江戶討生活之際的臨時住所，並非永久的居處，所以此地的居民也就沒有維護公共衛生的意識（前引《東京下層社會》）。

據說當時的窮人只吃得到附近士官學校廚房丟掉的廚餘，也因此出現了「專收廚餘的業者」沿街叫賣。有些業者會從下水道撈起飯粒，但這些飯粒是不是會當成家畜的飼料賣出可就不得而知。

根據草間的說法，遊民將餐館丟掉的廚餘稱為「DUKE」（ヅケ）或「DAIGARA」（ダイガラ）。大正時期，遊民最多的淺草出現了於固定地點共同乞食的「KENTA」（ケンタ）、沿路強索金錢的「TSUBU」（ツブ）、從弱勢的遊民手中巧取豪奪的「TAKARI」（タカリ）。更為悲慘的是精神異常的「HIROI」（ヒロイ），只能邊走邊撿路上的食物裹腹。

其中也有故意換上一身襤褸、為博同情從貧民窟到鬧區「上班」的遊民。居無定所的遊民分成住在木賃宿的「DOYA」（ドヤ）、當土木工人的「部屋者」（部屋もの）、把郊區森林小屋當成家的「SABURI」（さぶり）、於公園或橋下露宿的「OKAN」（おかん）。

當警察展開「遊民取締行動」時，遊民就會互相通知「YABAIYABU」（ヤバイヤブ）來了，YABAI（ヤバい）指的是「壞心的」、YABU（ヤブ）則是代指「警察」的暗號。

在貧民的生活之中，最為黑暗悲慘的事件莫過於「殺養子」。在明治到昭和戰後這段時期，因為貪圖養育費而領養「另有隱情」的嬰兒，再殺掉嬰兒的事件接二連三發生。貧民幾乎都失學，他們的小孩也無法上學，只能以撿回收、撿破爛、乞討為生，沒有戶籍的也大有人在。

為了救濟貧困兒童，下谷萬年町於一九○三年（明治三十六年）設立了學雜費全免、發給學用品的「特殊小學」，之後一直到昭和初期，各處貧民窟也紛紛設立了特殊小學，但是會讓自己的小孩入學的遊民非常少，因為他們沒辦法讓小孩帶便當，也沒有讓小孩上學穿的衣服。據說當時其他地區的小孩都戲稱這種小學是「窮人學校」，這些小孩長大成人後，也會因為是從特殊小學畢業而遭到歧視。

挑戰「賣春立國」的廢娼運動

據說大正初期的東京貧困人口約有三十萬人。進入明治時期後，絲毫不見任何社會福利政策的原因是擔心給予救濟，弱者將更不思振作，即使到了現代，這種想法依舊存在。

對社會底層伸出援手的主要團體為基督教團體，其中特別值得介紹的是「救世軍」。救世軍（Salvation Army）是一八六五年英國衛理教會牧師卜威廉所創，以軍隊形式作為架構，從事社會服務與傳道的宗教組織。

一八九五年（明治二十八年）九月傳入日本後，便由享有「教世軍的山室，還是山室的救世軍」美譽的山室軍平大幅擴張。救世軍打響名號的一役就是「廢娼運動」。

直到近世之前，遊廓的娼婦形同「性奴隸」，擔心因此被各國以「人口買賣」為由抨擊的明治政府，於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頒布娼妓解放令，遊廓成為「貸座敷」，專門租借房間給娼婦使用，表面上娼婦可以在此憑「自由意志」營業。

不過出身貧困農家而被迫賣身的女性都礙於先前欠下的債務而無法恢復自由之身，若是執意廢業（不再賣春），就會遭到遊廓業者暴力以待，當時的警察也與遊廓業者勾串，對此情況常置若罔聞。

自由民權運動鬥士中江兆民與大正民主運動推手吉野作造這些開明的知識分子，也反對廢止公娼制度，對他們來說，娼婦的人權不在考慮範圍之內。從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為止，光是於遊廓登記在案的公娼就約五萬人，若連私娼一併計算，其數據稱達十五萬人，在十五至三十五歲的女性之中，每七十六人就有一人從事賣春（《東京的下層社會》）。

一九一四年（大正三年）九月二日，「洲崎遊廓」（現在的東京都江東區東陽一丁目）有兩位娼婦向救世軍提出自由廢業的申請，於是伊藤富士雄上尉隻身潛入洲崎，但遊廓業者這邊卻召集了二百名街頭無賴守株待兔，結果為了提出廢業申請文件前往洲崎警察署的娼婦與伊藤上尉被五十人左右襲擊。

「被隔開的三人奮力抵抗後不支倒地，但仍被對方以木屐揮打、踩踏，遭受種種暴行」（廓清會誌《廓清》）。伊藤大尉遭受一個月才能康復的重傷，二位娼婦全身也遭受二週才能完全康復的挫傷。

不過這兩位娼婦在隔天成功廢業。報紙大肆報導伊藤上尉拼死拯救娼婦的英勇事蹟，被困在全國遊廓的娼婦也因此被鼓舞。

現代救世軍本營傳道事業部部長樋口和光提到「救世軍仍保護遭受家暴的被害女性，現代的日本民主主義、男女平權是爭取的成果，不是從心底認同的結果，所以男女平權的概念仍然薄弱」。

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吉原遭受祝融之災，隔年，大阪的難波新地與遊廓也遭受大火，反對遊廓重建與廢娼運動也藉機發展為全國性運動，但即使如此，吉原仍然重建，大阪也於天王寺附近新設飛田遊廓作為替代。

廢娼運動之所以受挫，全因日本主張「賣春立國」，而且還是「輸出國」。據一九一三年（大正二年）的統計，被賣至國外的娼婦（唐行小姐）人數達二萬二千三百六十二人，約佔海外定居日本人的七點五百分比，賣身地包含歐洲、南北美、西伯利亞、中國、東南亞與世界各地（竹村民郎《廢娼運動》〔廃娼運動〕）。

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的關東大地震將吉原燒成人間煉獄，約有一千名娼婦於此時喪命。參加十月一日追悼會的女姓解放運動家久布白落實控訴「東京有幾十、幾百萬位女性。為了守護這些女性的貞操，已有六千名女性犧牲」。

只可惜在女性沒有參政權的時代，廢娼運動無法完全達到目的，有些女性也因「一旦廢除公娼制度，良家婦女將被玷汙」這類理由反對廢娼。

在一九五八年（昭和三十三年）四月一日，賣春防止法完全實施之後，娼婦才真的得以「解放」。根據多數的歷史資料或證詞指出，身陷水深火熱的娼婦幾乎沒有人是自願在遊廓賣春的。

女工、娼婦遭受殘無人道的對待

日本近代比娼婦境遇更加悲慘的就是紡織工廠的「女工」。每日工時高達十一個小時以上之外，一旦進入繁忙時期，還被迫通宵達旦加班十八個小時。據說她們必須在機械前面站上一整夜，連抽空去廁所的時間都沒有。

惡劣的居住環境與不像樣的飲食讓許多女工相繼生病，縱使因工失明，部分雇主也不願請醫生診治，若無法達成工作目標，這些女工就會遭受殘忍的處罰，例如得在眾人面前脫得一絲不掛或是被施暴。有些工廠也會以「社內借貸」的方式栓住女工，迫使她們如娼婦般被債款困住。

*本文摘自《 狂潮：日本近代史的真相，那些新聞媒體操作下的極端浪潮 》，臺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

【作者簡介】

井上亮

一九六一年生。一九八六年為日本經濟新聞社記者，於東京、大阪的社會部負責警視廳、大阪府警、法務省等新聞事務。現任同社社會部編輯委員（宮內廳擔當）。二六年報導原宮內廳長官的「富田備忘錄」榮獲該年度新聞協會賞。著有：《非常時とジャーナリズム》、《焦土からの再生──戦災復興はいかに成し得たか》、《天皇と葬儀 日本人の死生観》等。

【譯者簡介】

許郁文

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畢業。

因對日文有興趣，於東吳日語教育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

曾擔任日商多媒體編輯、雜誌日文採訪記者，現職為專職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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