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帶雨》紮實飽和的情節結構（不只是那缺愛女教師與衝動男學生的禁戀劇情），一下子把我帶回我的新馬記憶裡。其實「新馬」連說很不正確，新加坡華人和馬來西亞華人對待華文傳統的態度幾乎是天壤之別，就像電影所暗示的一模一樣。

我在五年前第一次受邀去新加坡，參加新加坡作家節。與會作家只有我和大陸的阿乙是純華語寫作的，而除了邀請我的策劃人，其他作家節員工幾乎都不懂說華語，即使懂說，也會先說英語。

大街上華語痕跡已經很淺，殘存的多數作為一種旅遊區的異國情調，只有新加坡華語作家英培安創辦的草根書室及其延續城市書房、百勝樓一兩間舊書店和一群年輕人組織的詩社，在勉力維持著華語文學和新加坡華人歷史的尊嚴，令人起敬。後來我寫了一首詩《死於新加坡的幾種方式》，恰巧以熱帶的暴雨和失落的漢字貫穿：

「新加坡的暴雨總在我的身側驟下

當我睡著時它在夢以外氾濫

讓一個個漢字在雨林中長出真菌

它們比我爺爺還老，拒絕我的擁抱

一如那些灰鴿拒絕飛向苦難。

暴雨說著憤懣的閩南話

把自己包圍，在放逐的島上放逐著我

⋯⋯」

馬來西亞則不然，我也曾受邀參加檳城的閱讀節，發現此間的華語環境依然生機勃勃，無論是雜誌和新聞傳媒這樣的文化層面，還是街頭巷尾商戶的次文化層面，華語依然毫不違和地在熱帶濃豔的色彩當中顯示自己的美與活力。

兩者的對比，就像《熱帶雨》裡新加坡場景永不停息的雨天，到最後馬來西亞的場景就豁然放晴，回到馬來西亞故鄉的女主角華文老師阿玲也一洗陰霾，重展笑顏。因為她到底把漠視她存在的新加坡學校、不愛她的前夫、歧視她的前夫家庭、甚至那個莽撞的戀母情結學生，都拋諸腦後了。

困於新加坡的不只是阿玲和她代表的華語文化，還有一個獨特的角色，就是困於癱瘓軀殼的武俠片迷阿公。相聲演員楊世斌飾演的阿玲的家公，是高難度角色，因為他最擅長的「說」被設定的腦溢血革除掉了，他也基本不能動彈，他三次動，都跟華文化有關——

第一次，偉倫在阿玲家做功課，不會寫一個字打算用拼音代替，阿公努力抬起手，斬截有力地用手指在偉倫的手臂上寫了這個字：「幫」——他手指那幾下的力度，差點讓我以為他就是他天天在床上看的胡金銓《俠女》裡出走的角色。第二次，是他觀看偉倫的長拳比賽之後的鼓掌。第三次，是他目睹阿玲不堪生活之慘淡而落淚時，他轉頭示意，讓阿玲看到牆上掛著的書法：一個「笑」字。

大陸影評都強調這裡面的傳承意味，不可否認導演有此用意。但事實上，在新加坡，這深陷困境的三人誰也幫不了誰，而偉倫的長拳源自他對成龍的崇拜——不，Jackie Chan的崇拜，這跟全世界的男孩喜歡的又有什麼不同？至於「笑」字，電影自己已經給出答案，它後來被瓢潑大雨淋得濕透，簡直就像在哭。

阿公就相當於老舍的斷魂槍，說著：「不傳，不傳」，在風雨的騷動裡魂斷南洋。也許只有那個夢是真正的傳承。阿公的靈魂幻化的嬰孩，除了傳宗接代的表層意味，也可以看做那一代人（相對於他麻木的兒子、阿玲的丈夫）旺盛、魔幻的生命力，就像在黃錦樹、張貴興等馬華作家筆下的叢林鬼魅，又像胡金銓的俠客，有自己的能力穿越肉體的桎梏、穿越生死。

某程度上，阿公與偉倫是一個人的兩重生命，兩者壓抑的慾望都通過功夫的意淫發洩。而當阿公逝去，偉倫便成為阿玲身邊唯一的有情男子，兩人的情愫在雨水浸淫中漸漸發酵，超越師生的禁斷，一切水到渠成般自然可喜。那些說情慾戲是強姦的人，應該也是完全不曉得自由滋味的人，在電影的死胡同困境裡，偉倫是阿玲唯一的自由，如果不是偉倫太莽撞太急於進入分手的戲劇性，說不定阿玲還會考慮與他有所繼續。

為什麼不呢？當周圍的男人盡虛偽，好男人隨著她曾捍衛的那個文化死去，小鮮肉為何不能成為一個獨立女性的選項？

雨水在阿玲確知自己懷孕的時刻停下來，就好像終於完成播種的使命。接下來是陽光的事了，阿玲回到馬來西亞的故里，母親恍然不知那一段是遙遙向《悲情城市》的致敬，最終生育／傳承與否的決定權在阿玲手裡，在她和她母親那樣強悍地在彼邦說著鄉音，直到彼邦成為此鄉的女人身上。我在她們身上又看見了去年另一部南洋華語導演電影《菠蘿蜜》裡那個女游擊隊員媽媽的堅韌身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