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之夢》1920──台灣的啟蒙時代

陳翠蓮 2020年08月07日 07:00:00

1920年代台灣青年組成「臺灣文化協會」、推展文化運動,目標是充實知識水準、提高人民程度、提升臺灣文化。(維基百科)

一九七○年代黨外運動興起,這波運動不同於十年前自由中國組黨運動,是以戰後新生代成為主力,追求政治與社會改革的同時,並展開對臺灣自我歷史的探索,尤其關注時間上接近、具參照作用的日治時期社會運動史。

 

過去不被重視的臺灣歷史,該以什麼樣貌面世呢?一九七二年陳少廷在《大學雜誌》提出看法,一九七七年更明確標示以下定位:

 

在民國八、九年間,當時的臺灣知識青年,由於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自由思想潮流及祖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衝擊,乃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這項運動,在政治方面形成抗日民族運動;在社會方面形成社會改革運動;在文化方面,則形成新文學運動。這三個臺灣近代化的大運動,匯合而形成一股壯大的潮流。(陳少廷,《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

 

如此這般「臺灣新文化運動源自祖國五四運動」的論述受到官方歡迎,不斷被引用、延伸,「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化運動」成了臺灣雖已割讓給日本,但仍與中國歷史血脈相連的證據。

 

同一時期,國立編譯館以楊逵的短篇小說〈壓不扁的玫瑰〉「富於民族意識」的理由,納入中學國文教科書選文。戰後久經冷落的楊逵,是極少數仍然健在的日治時期作家,一時之間聲譽突起,享有同時代臺灣作家不曾有過的無比尊榮。文學刊物誇讚他「繼承祖國反抗日本侵略所表現的堅毅不屈、沉著勇敢的偉大傳統」;青年學生聚集到他的東海花園、以親炙朝聖為榮。(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

 

在背誦這種教科書與民族主義歷史文化論述下成長的我,自然而然認為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一面對被塑造為「壓不扁的玫瑰」的抗日英雄楊逵景仰不已;心中卻也納悶:殖民時期的日本政府怎麼這樣寬大仁慈?竟然能允許臺灣青年宣傳抗日,並且承繼祖國五四精神、發揚新文化運動?

 

七○年代末期臺灣社會已是騷動不安,仍在教科書與兩大報馴化之下的我,渾然無知,只會鸚鵡學舌般地為黨國辯護,不時與父親爆發衝突。我偷偷翻閱父親藏在暗櫃中的黨外雜誌,想要理解他的想法,但諸如「阮是開拓者,不是憨奴才」的標題與報導更添困惑,挑戰因長期被澆灌而僵固的腦袋。國族教育論述啟人疑竇、家庭與學校的衝突,讓我的青春期在認知混亂中拉鋸。直到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一場滅門血案當頭棒喝,心神震顫之下,同情與懷疑兩股力量交相激盪,黨國構築的銅牆鐵壁終於迸出裂縫,幾年之後土崩瓦解。

 

就如同今日對岸中國政府控制教育與資訊,塑造有利論述,以期黨國政權長治久安一般,昔日威權體制下的臺灣社會也是如此。臺灣歷史長期被忽略、被遮蔽,甚至成為禁忌。一九七○年代內外在環境衝擊、民間反身探索,官方意識形態與文化機制自動發揮作用,以抽離背景脈絡的方式剪裁歷史,吻合黨國史觀的論述於焉登場。

 

戰後,日治知識分子遭受貶抑,成為無知無聲的一群。統治當局獨尊中華文化為正統、三民主義為真理,人民心智與視野嚴重萎縮。(維基百科)

 

然而,一九二○年代日本在臺統治進入穩定期。已在帝國牢牢控制下的臺灣,為何會出現政治社會運動?又如何能夠不受殖民母國影響,卻與祖國關連?「臺灣新文化運動源自祖國五四運動」的說法,未面對臺灣是日本領土的事實,排除時代脈絡,突兀地強調臺灣人的「新文化運動」與祖國血脈相連。在官方容許下,楊逵成為抗日民族主義的活化石,日治時代生龍活虎的左翼色彩完全被抹拭。威權體制下,歷史是政治的奴婢,但蒼白無力的官樣文章,連思想貧瘠的學子也難以說服。

 

這些年少時期的困惑,成為日後學術研究的動力。我十分慶幸自己生逢其時,一九八○年代末期臺灣歷經反對黨組成、解嚴與民主化,不需像先行者一樣付出血淚代價,就能享有自由思考探索的空間,能貼近自己生長的土地,梳理群體共同的過去,體會前人的憧憬、憤怒與哀愁。

 

本書是對一九二○年代臺灣民主運動先行者們的致意。長久以來,他們曾經的努力與相關事蹟被政治力量掩蓋,社會大眾所知極為有限。全書以個人多年來的學術研究成果為基礎,希望透過淺顯的文字,以普及版型態呈現給讀者。

 

本書探討日治一九二○年代到戰後初期臺灣人追求自由民主的歷程。這是臺灣歷史巨大變動的時代,東亞新崛起的日本帝國日益穩固,以精確統治技藝與強大效能進行殖民的同時,也讓臺灣人開了眼界、見識到近代西方文明,並開始反身思考自身處境。他們推動文化運動啟迪大眾,傳播近代文明價值;倡議社會運動進行社會改造;組織政黨、提出政綱,要求自由民主與平等參與。近代社會運動的倡議、宣傳、組織與運作模式在臺灣的土地上首次登場,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各種理論被探討應用,然而,就在與統治者周旋對抗的高峰,卻也陷入內部的左右路線鬥爭。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壓縮了所有奮鬥、對抗與追求的可能空間,接著,一九四五年東亞秩序再次變動,新的統治者降臨,臺灣人憧憬的自由、民主、人權與自治,遭到嚴重打擊。

 

這短短三十年間,臺灣人經歷了幾個重要的課題:

 

一、如同所有殖民地的經驗所顯現,日本統治下殖民性(coloniality)與近代性(modernity)並存,臺灣人受殖民壓迫的同時,也受到近代性啟發。近代性的核心是相信人的理性能力、自覺與自主。臺灣知識分子從殖民者那邊學習,並巧妙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挪用近代文明價值,要求政治參與、自由與民主。

 

二、近代國家統治與政治社會動員兩相作用,加速了臺灣意識(Taiwanese consciousness)的形成,一九二○年代「臺灣人」第一次在歷史上出現,成為共同體的自我命名。但是,是否因此出現以獨立為目標的臺灣民族主義(nationalism),卻不無疑問。臺灣人肯定日本的近代性、追求臺灣的本土性、卻也懷抱文化血緣的中國性,其政治認同顯然更為複雜。況且,在殖民體制下,主張臺灣獨立與回歸中國都是禁忌,「自治」(autonomy)成為主要選擇。

 

三、因為上述條件,二戰結束時,臺灣並不像許多殖民地一樣掀起獨立運動,反而接受割讓前的「祖國」前來占領統治。錯過獨立列車的臺灣人,懷抱去殖民(decolonization)的想像,希望新來的統治者平等對待,落實日治以來追求的高度自治,卻再次遭逢差別與壓迫,強烈感受祖國統治的再殖民(recolonization)情境。

 

自一九二○年以來追求自由、民主、自治的臺灣人,積壓已久的不滿與憤怒,終於爆發為全島規模的反抗行動;但是,接踵而來的武力鎮壓讓人們付出慘痛代價,直到十多年後才有能力再起。

 

儘管如此,這一波民主運動仍然留下許多重要遺產,值得我們的共同體珍視、保存,並繼續追求。

 

首先,一九二○年代是臺灣的啟蒙時代,因為日本帝國大正民主時期的特定時空,獲得前所未有自由開放的環境,透過殖民者為媒介,臺灣得與近代世界接軌。臺灣青年發現西方文明日新月異,日本帝國尚且在後苦苦追趕,臺灣可謂落在世界文明階序的最底層。因此,他們組成「臺灣文化協會」、推展文化運動,目標是充實知識水準、提高人民程度、提升臺灣文化。臺灣知識分子求知若渴,在此環境中努力涵養,熱烈學習所有文明知識,吸收各種主義思潮;他們複製與操演近代社會運動模式,並與各國反殖民運動攜手串連,展開國際合作;甚至,不時流露素樸的雄心壯志,追求「世界性的臺灣」,希望與世界連結、並貢獻於世界。

 

因為與中國五四運動脈絡大不相同,日治臺灣並未使用「新文化運動」這樣的語彙。中國自詡五千年優秀文化,不敵西方衝擊而失利,所以引進德先生與賽先生,推動新文化運動。臺灣知識分子則自省文化低落,必須急起直追,所以透過帝都東京為基地,引介各種知識與思潮,以提升臺灣文化。若說日治臺灣與五四運動有所關連,主要是留學北京的張我軍引進白話文,掀起新舊文學論戰。

 

戰後,日治知識分子遭受貶抑,成為無知無聲的一群。統治當局獨尊中華文化為正統、三民主義為真理,人民心智與視野嚴重萎縮。百年前的多元思想、國際視野、自我期許,如今安在?

 

其次,大正民主時期的臺灣知識分子,受西方哲學思想所吸引,對於精神文明高度重視。自《臺灣青年》創刊號,林呈祿就開宗明義指出:日本殖民當局喜於強調在臺的物質建設成果,但這只是跛腳的進步;人類是追求精神文明的動物,並非以物質生活滿足為唯一目標,否則與動物無異,擁有精神自由與高度文化是文明人與野蠻人差別所在。社會運動家們鑽研人文主義學說,闡述「自覺為人」、「為自由人」的重要性,鼓勵理性與獨立思考,養成自尊、自律與高尚人格,繼而追求自主、平等、尊嚴等價值。

 

在追求理性與智識的前提下,他們大力抨擊宗教迷信,指出其反智與落後性格,質疑日本統治當局之所以鼓勵縱容,無非是為了麻醉民心。

 

戰後統治當局與日治時期相類似,也標榜經濟成長發展,避談政治宰制與人權壓迫。黨外人士因此諷刺國民黨政府欲將人民豢養成耽溺物質滿足、不知思考、也不會反抗的「快樂的豬」。

 

在日治殖民與戰後威權長期箝制之下,臺灣社會形成嚴重的物質追逐與功利取向。民主化以來,政治人物與政黨並未以引領價值自我期許,仍然訴求「經濟發展」、「發大財」做為吸引選票的利器。近年來各地宮廟遭地方派系、黑道勢力把持,宗教活動變質,但政治人物不思改正,仍然從眾媚俗、競相拜廟為樂。對照之下,百年前臺灣知識分子的提示,格外振聾發聵。

 

再者,在那個識字率只有三.九%的年代,知識分子僅是臺灣社會中的極少數,但他們懷抱熱情,一意改造社會。在那個殖民政權威勢當道的年代,這些出生仕紳家庭為主的極少數人原本可以選擇夤緣求進、或可獨善其身,但他們不甘沉默挺身而出,甚至散盡家財、身繫囹圄、犧牲性命,只為造福同胞。一百年前這些先行者已開始構思臺灣社會的理想圖像,推動臺灣議會與平等參政權的政治解放、維護農民與工人利益的階級解放、及解構父權與社會制度的婦女解放等三大解放運動,並且為追求自由、平等、公義的臺灣,不惜付出代價。

 

漢娜.鄂蘭在《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書中說:「這些故事的啟示簡單易懂,從政治上來說,處於恐怖狀態下大多數人會選擇服從,但是有些人不會。從人性上來說,不需再多、或要求更多,就足以確保地球仍是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在嚴酷高壓的時代,少數人不計個人利害,勇於挺身對抗。雖然這一波民主運動遭到重擊,並未能達成改造臺灣社會的目標,但前人的勇氣與努力,足以讓我們產生信心,不致悲觀喪志。

 

日治時期的民主運動過程也提示我們,積極公共參與、為群體獻身是高貴的美德,是社會的珍貴資產,是推動時代進步的力量。這些為公共獻身的勇者,應該成為典範,被大眾所熟知,成為臺灣社會的共同記憶。

 

今日臺灣進入民主國家之列,實是來自前人的努力不懈。如何守護臺灣的民主體制鞏固不搖?前人追求的公義社會是否達成?是這一代人要面對的課題。馬基維利曾說,要維護羅馬共和體制不受侵蝕腐化,有賴「時時刻刻的警覺」(constant vigilance)。同樣的,臺灣自由民主體制的確保,也有賴於公民社會時時刻刻的警覺:警覺於權力使人腐化,警覺於民選政府的取悅與收買,更警覺於放棄思考、疏於監督,可能使民主崩壞、召喚一黨獨大再度降臨。這些,將成為這一代臺灣人的考驗。

 

※本文摘自《自治之夢——日治時期到二二八 的臺灣民主運動》作者序:臺灣的啟蒙時代/春山出版社出版/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曾任自立晚報記者,後任教於淡江大學、政治大學。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戰後臺灣政治史。主要著作有《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戰後臺灣人權史》(合著)、《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合著)、《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一九五○》、《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四六事件與臺灣大學》(合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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