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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來談談一九八八年本人繼任總統時，台灣國家戰略的背景。

國民黨政權遂行威權統治，當時台灣正是亞洲價值觀的樣本。政權內部包含了保守與革新對立、封閉與開放對立、民主改革與獨裁體制衝突，以及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等堆積如山的沉疴。特別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正與日俱增。

綜觀這些問題，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從修憲做起。

當時本人兼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在國民大會占有絕對多數的席次，換言之，當時的國民黨是一部擁有絕對優勢的政治改革機器。

但是，問題出在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保守勢力緊抱著落伍憲法不放，不肯放棄「法統」地位，不肯順應民主改革的聲音，只想維持政權。而且，國民黨當權派死抱著「反攻大陸」的迂腐野心，妄想有一天拿回中國大陸。

於是我心生一計，制定《國家統一綱領》，設計出「中國實現自由化、民主化、所得分配公平化時，始協商統一」的嚴格規定。

我認為，中國落實自由化、民主化的日子遠在未定之天，如果真的走到這個階段，到時再來談這個議題會比較好。因為制定《國家統一綱領》，過去對我心懷疑忌的國民黨當權派才放心支持我擔任總統。

在一連串民主化過程中，我雖然經歷無數困難，但是終能在全體國人的支持下，以及維持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過程中，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我常想「建立讓人民安枕無憂的社會」，擔任總統的十二年間，戮力以赴，終於打造出差強人意的民主社會，這是個人畢生的榮耀。

修改中華民國憲法，立法委員（國會議員）全部由台灣人民選出，還有人民直選總統，都陸續獲得實現。

接下來，台灣不但打開民主大門，同時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位置。這時候，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業已成型。換言之，台灣已經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

而且，我們決不同意中國反覆強調「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這種主張。

為了解決此一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本人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澎、金、馬地區，中國有效統治大陸地區。

後來在一九九八年凍結台灣省，其實就是廢省。所謂的台灣省，是把台灣放在虛構與矛盾的位置，意指中華民國統治的廣袤大陸裡，台灣只是其中一個「省」。一旦處於這種狀態，勢將永遠讓國際社會誤解台灣與中國是同一國，本人主張台灣與中國各自存在，所以把台灣省凍結掉。

到了一九九九年，我接受德國之聲訪問，進一步闡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對於該媒體事先送來的提問，新聞局草擬的答覆是「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對於這種不易理解的表達方式，我拿出鉛筆修正原稿，明確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清楚劃分台灣與中國的界線。

我認為，為了台灣的長治久安，應該徹底釐清台灣與中國延續半世紀以上的曖昧關係。說個題外話，這個「特殊國與國關係」，是我從某位日本外交官的談話中獲得靈感而思考出來的表達方式。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從「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的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全面在價值觀上落實價值的轉換。

如果運用自然科學的概念，這種過程就是台灣的典範（架構）轉移。典範這個詞彙在日文中很難表現出來，或許可譯為「某個時代主導事務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結構」。例如，直到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之前，科學家都是在牛頓力學的架構裡從事研究，弘揚該理論。但是時代進步了，出現牛頓力學這種典範無法解決的例外情況，舊典範主導的現象開始動搖，新典範的愛因斯坦相對論於是取代舊典範，導致根本性的變化。

把典範概念置入台灣社會來看，一九八○年代後期到九○年代，台灣透過長期經濟繁榮、社會分配公平性的發展，打破了「少數統治下的族群對立」的舊典範，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族群共存社會」的新典範。

在政治民主化、權力本土化的變革同時，「大中國」這種虛幻的傳統意識形態遭受質疑，其結果，擁有主體性的「台灣認同」這種新典範就應運而生。

剛剛跟各位談到的是，台灣「脫古改新」這種歷史大業的成功，這是台灣的典範轉移工作。透過這個過程，台灣社會迎向新局面，進入民主社會的時代。但是，當時完成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近年來已發生很多瀕臨極限的情況。

一九八八年解嚴後，言論變自由了，國民黨的獨裁體制瓦解，二○○○年完成政權和平轉移。透過這種方式，台灣成為邁向民主最成功的範例，經濟上也走向自由化與多元化。這些都是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就。

但是，這幾年的民主發展呈現疲態，顯露退縮的徵兆。政黨間產生喪失理性的無謂對立，領導人變成不踏實、沒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司法失去公正性和人民信賴。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達極限，遭遇無法跨越的障礙。

民主化以後，二度政黨輪替的經驗，現在已暴露出民主體制的重大缺失。代議制度無法順暢運作，不能完全反映人民的心聲。政府不只追求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更有唯黨利是圖的現象。

而且，中央與地方政府沒有攜手合作，只要不著手新的改革，這種民主體制不但無法解決國家的重大問題，還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問題。社會上，特別是年輕人要求改革的聲音已經響徹雲霄。所以，台灣有必要推動憲改在內的第二次民主改革。

現行中華民國憲法雖然規定總統由人民直選，但憲法對總統的權力範圍卻沒有明確規範，完全端視總統個人民主素養和自制力的狀態。依照立憲主義「權力分立」和「權力制衡」的基本原理，理應對民選總統的權力設限。

去年三月發起的「太陽花學運」，讓台灣總統權力過度膨脹的問題清楚浮現出來。

當時，在馬英九總統的主導下，台灣與中國簽訂許多經貿協定，政府想用密室協商強渡關山，與中國簽訂「服貿協議」，從而引燃學生怒火，爆發占領立法院議場這種前所未聞的事件。

學生發起的示威遊行聚集了五十萬人，人民要求改革的聲音跟著大了起來。

另方面，應該推動「緊急權條款」的設計。日本也是一樣，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已歷四年，為了加強救援速度和物資配送，有人指出未明定政府暫時性集權的「緊急權條款」是日本憲法的缺點，中華民國憲法也有相同問題。發生大規模自然災害的時候，為了避免憲法保障的空白現象，實有必要盡早加以改善。

如同剛剛跟各位所談，我在總統任內推動第一次民主改革，瓦解獨裁體制，樹立民主社會，這點可說已獲得成功。

這些成果，讓台灣成為亞洲民主國家成功轉型的代表，這是我一生的榮耀與驕傲，但是我不會沉醉在這種驕傲裡。現在，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經遭遇瓶頸，台灣真的有必要進行「第二次民主改革」了。

我現年九十二歲，就算高估一點，我能為台灣做事的時間大概只剩五年。為了打造更成熟的民主社會，我想把餘生獻給台灣。

今後，台灣和日本一樣，都會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視為最高價值，台日攜手為國際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懇請日本國會議員諸位先生，繼續對台灣表達關心。

謹以上述談話，結束今天的演講，感謝各位聆聽。

二○一五年七月廿二日
李登輝

*本文摘自《李登輝訪日秘聞​​》，前衛出版。

【作者簡介】

王輝生

出身：
台灣南投縣魚池鄉

學歷：
京都大學醫學博士

職歷：
島田市民病院醫長
京都大學附屬病院醫長
三菱京都病院醫長
大津赤十字病院醫長
醫療法人 輝生產婦人科內科小兒科醫院院長理事長
日本台僑李登輝之友會會長
京都大學日台交流協會創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