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西元以後的亞洲歷史，非得了解佛教不可，佛教在亞洲的勢力與影響實在太大了。

但有兩項因素構成我們理解佛教的障礙。第一，佛教的體系龐雜，各分支之間不管是教理或組織或宗教儀式，都有很大的差異。雖然都叫「佛教」，卻存在著截然無法統合的差異。而且在佛教發展的漫長歷史中，不曾存在過中心組織，沒有像基督教的羅馬教廷、拜占庭的東正教中心，能夠積極統合各種地方差異。

第二，佛教不只是歷史，而是一個至今仍然極其活躍的宗教。在現實中有很多佛教信徒、很多習佛者，他們所知道、所認定的佛教，和歷史上的佛教內容往往有很大的差異。從歷史角度研究「佛教」，現實中的理解與想像經常會扭曲歷史的事實。

因而，要回溯佛教究竟是什麼，然後追查佛教進入中國後所經歷的變化，恐怕需要將原本既有的印象先放在一邊。你所知道、所認定的佛法，很可能和原始佛教的主張已經有著很大差距、甚至矛盾之處。

我學習過佛教，卻從來不曾「習佛」，也就是說，我一直將佛教教理視為知識來吸收、做分析，而不是將它當作指導生活的信仰。過去學習佛教的背景對我產生了奇特的影響，我比較熟悉古老的、原始的、剛傳入中國的早期佛教，相對地，對後來輝煌發展的中國佛教教派，例如華嚴、天台、禪宗等等，愈是高度中國化的，我愈是沒有把握自己理解得夠深刻、夠明確。

原始佛教及其早期格義，當下佛教界很少人關注的內容，是我的研究領域。我的佛教啟蒙是在美國念研究所時期，跟隨一位日本教授學的。這位日本老師是我見過在佛教哲學領域方面最博學的人，他精通古巴利文、梵文和藏文，當然也懂日文和中文，所以能夠從根本佛教、原始佛教一路講到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傳佛教，清楚說明其間的流變來歷，以及各家各派的差異。

我會選擇學習佛教，是出於研究中國思想史、尤其是魏晉思想史的需要。所以我的日本老師就讓我先專注從根本佛教和原始佛教學起，我甚至學了一點古巴利文和梵文，花了五年時間打下了一點基礎。

以根本佛教、原始佛教為基礎，我看待中國佛教時會有不太一樣的態度。例如過去談佛教，人們習慣一定要分別「大乘」（Mahayana）和「小乘」（Hinayana），並且理所當然認定「大乘」一定比「小乘」好、比「小乘」高明。我的日本老師講授佛教，幾乎從來不用Hinayana這個字。這個字是從「大乘」（即「大眾部」）本位出發，貶抑地給予敵對派別的偏見名稱。而那個派別自稱為Theravada，即「上座部」。「上座部」來自原始佛教的發展，他們有其教理上的成就與堅持，不能簡單視之為低於「大乘」的「小乘」。

佛教南傳到東南亞，傳去的主要就是「上座部」的教理，而傳到中國的則以「大乘」為主流。對於這樣的分野，過去的說法似乎認為，佛教早在印度便有「小乘」和「大乘」之分，兩派傳入中國後，中國人很聰明地就選擇教理比較高深的「大乘」。這樣的看法忽略了佛教傳入中國過程中的種種變數，尤其是西域諸國如大月氏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在中國，之所以「大乘」大行，一部分原因是西域的大月氏人已經先進行了一次選擇，轉手傳入時，中國只能得到西域諸國偏好的部分佛教教理，從來不曾全面吸收後再進行選擇。正因為有這樣的周折限制，到了唐代，才會有玄奘法師要到佛教的始源地印度取經的強烈動機，為的就是跳過西域，直接面對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

轉經西域的路徑，再加上佛教傳入中國的特殊時間，使得「大乘」在中國成為佛教正統。但這並不表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必然傾向於「大乘」。如果換一個不同的歷史條件與歷史時期，佛教進入中國產生的影響當然也會不一樣。

*本文摘自《不一樣的中國史5：從清議到清談，門第至上的時代──東漢、魏晉​》，遠流出版。

【作者簡介】

楊照

本名李明駿，1963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為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人。

擅長將繁複的概念與厚重的知識，化為淺顯易懂的故事，寫作經常旁徵博引，在學院經典與新聞掌故間左右逢源，字裡行間洋溢人文精神，並流露其文學情懷。近年來累積大量評論文字，以公共態度探討公共議題，樹立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與標竿。

曾任《明日報》總主筆、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臺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新新聞》週報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等職；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 BRAVO FM91.3電台「閱讀音樂」、臺北電台「楊照說書」節目主持人，並固定在「誠品講堂」、「敏隆講堂」、「趨勢講堂」及「藝集講堂」開設長期課程。著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文學文化評論集、現代經典細讀等著作數十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