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傳真:西方僵化的民主自由話語不適複雜多變的中國

哈奇士 2020年09月19日 07:00:00

對不少中國自由派來講,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就步入一條較順利的現代化之路。(維基百科)

近年中國意識形態的收緊與民族崛起的推崇,勾起了不少自由派對胡溫時期所謂社會輿論上尚保留一息啟蒙話語的氣氛之感慨回想。如普通民眾日常都會在影視中接觸到的日本侵華這一歷史事件,曾是一些自由派大發「落後中國」之詞的所謂問題意識原發點。由於要對過去幾十年螢幕上日本軍人「八嘎牙路」式兇狠惡煞的糾正,從電視劇《亮劍》開始,優質的嚴肅抗日影視作品不斷大膽地突破意識形態桎梏,也表露了日本人作為侵略者的微妙人性(其巔峰莫過於電影《南京!南京!》),當然,受眾更大的抗日神劇(手撕鬼子般誇張的電視劇)也並行冒起,評論層面上自由派知識份子抨擊神劇的弱智,分析和批判當年「落後中國」背後,無疑是將這命題置換並刺入當今的中國發展。

 

對不少自由派來講,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就步入一條較順利的現代化之路,縱使其軍國主義導致了災難,戰後日本之所以能迅速發展,成為發達國家一員,只因其本身文化對西方的親緣性(穩定的封建制度)及積極擁抱資本主義文明。為什麼日本兵如此團結和視死如歸?為什麼日本企業的研發生產多年來持高效穩定?大和民族的民族性與中國有何不同?有何差距?問題追問下去往往就成為制度與文化本體論式的差異,而中國當然就是其中作為遲遲未能攀上現代化列車的他者對比存在。然而,若堅持徹底的批判態度,這就是該小心清醒的時候,批判如果不能按其自己本身來進行,反而不斷構建出不能發聲的他者,試問這還是批判嗎?

 

日本思想史大家子安宣邦先生在其著作《巨大的他者——近代日本的中國像》中寫到,對於日本來講,中國曾經是一個巨大的他者存在,現在依然如此。為確立日本文化的統一性,試圖把自己與中國文化區別開來,日本在18世紀中期出現了反中國的話語,國學家們把日本的假名文字與漢字文化區別開來,對漢字及其文化作出外部性規定,實際上是對假名文字及其文化構築起日本的內部性,在此建立了日本文化的自我意識,貫穿了整個近代日本。將中國視為異國,即與日本異質性的國家來構築的是本居宣長。宣長根據荻生徂徠的聖人=先王觀,試圖將儒教的聖人當作所謂權力的篡奪者或專有者,這樣宣長進而試圖把聖人的道德說教也當成隱藏著權力意識于背後的人為的欺詐性話語。在顛覆聖人的同時,其聖人之國——中國的價值也將被顛倒過來。中國則被視為本質上缺乏社會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由專制帝王的權力所統治下的國家,通過這種徹底的價值顛倒,中國被宣長構築成了「異國」(否定性的異質國家)。這也是日本的專制國家中國像的原型。

 

而作為日本近代國家的成立,它要求東亞的中華中心的文明論政治構圖的變更重組,始於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促使近代日本選取了脫亞論式的戰略。所謂「脫亞」意味著脫離落後的亞洲,與先進的歐洲合而為一,這一脫亞論是在把歐洲對Orient的關係轉移到日本對落後亞洲的關係上而確立起來的,於歐洲構築的Orient像原封不動地移到日本構築的亞洲像上來。而近代歐洲構築的Orient像給日本造成決定性影響的,可以說是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的Orient像。黑格爾構築了成立於希臘(歐洲),作為世界史發展之他者的「停滯的東洋」,被稱為「東洋的專制」的東洋國家社會缺乏使歷史發展的契機而停滯不動。這個「東洋的專制」或「停滯的東洋」之東洋像,不僅規定了後來歐洲對東洋的認識,同時也成了亞洲,特別是日本認識自我和認識東洋的緊窟咒。日本一味把「東洋的專制」或「停滯的東洋」之名披在中國身上,將中國從東亞文明中心位置上趕下來,自認為歐洲文明嫡系弟子的自己取而代之。

 

而清末民初緊貼中國時事的日本史家內藤湖南風靡一時的著作,在低級野蠻描寫中把握現代中國的《支那論》,無疑為近代日本中國認識中黑格爾式「停滯的東洋」的知識再生產。來自外部的作為處方的施政則與帝國主義同步的內藤湖南所強調,就是說,中國成了從外部施以處方加以改革的對象。《支那論》問世十年之後《新支那論》的出版,更露骨顯現了內藤湖南的立場是如何發自在低級野蠻的政治性話語與學術性的支那學的勾結:「我們必須認識到,在此之際日本經濟上的運動等,對延續支那民族將來的生命,實在有著莫大的效果。如果阻止這種經濟運動,那麼支那民族會自我衰亡的。」

 

直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的社會科學工作者,特別是其中馬克思主義系統的學者,直接從受到黑格爾歷史哲學影響的馬克思那裡繼承了其「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論,建構起他們關於東洋社會或中國社會的認識視角。與上述所講的近代日本不斷建構起來的反中國話語統合起來,形成一種在結構和邏輯上都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亞洲戰略,以及知識份子和廣大的日本國民對東亞和中國的時局認識相一致的知識話語,即把在中國大陸推行的日本帝國主義戰爭行為理解為是將中國社會從停滯性中解放出來,通過中國的自立而走向東亞協同體之結成的世界史實踐。

 

文明論構想之所以會釀造災難,純因文明史論上「西洋與東洋」「文明與野蠻」這類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成為了人們思考依據,這個包括啟蒙理性在內的二元對立模式為強勢文明提供主體性構建依據的同時,也為消滅異己排除對立面,進而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爭霸世界開闢了道路。面對著複雜多變的中國模式,世俗生活的便利,明顯的壓迫與剝削,益發嚴重的異化與空心病,是否能不依賴早已僵化的西方民主自由話語(可參考),而是依照問題本身去批判,追求一個更公平正義,更能體察每個人的內在經驗的社會呢。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關鍵字: 中國 自由派 脫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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