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九月一日上午，台北地方法院第七法庭除了法官、檢察官之外，旁聽席上擠滿了人，和二位被告及其辯護律師一起揮汗見証了一場「被害人陳述意見的特殊戲碼」。為什麼特殊呢？那是因為所謂的「被害人（公司）」居然都眾口一致的表示「沒有任何損害，公司甚至獲得了高額收益」，這個發展，看在身為被告之一的家屬眼中，看似可笑，但又特別令人心酸。

從案發至今，己逾三載，因為檢調單位佈下天羅地網，大手筆辦案，一堆人遭到覊押、審訊、起訴、通緝、人身自由受限。一連串的法律追訴動作，讓多少被告和他的家人身心受創的過了三年；今天好不容易進入最後的辯論庭，在歷經繁複的偵查、準備、和審理過程，被告們一路就法理、事實，卑微地辯護自己的清白，大家都冀望檢察官和法官終能釐清真相，做出公正的論告和審判。

「無罪推定論」 不應假設所有人有罪

九月一日下午盧檢察官開始她的事實論告。200頁 的簡報(PowerPoint)，為了補救之前起訴書中許多「法不適用」的問題，改將錯失全部推給何壽川一人。唯一不改的是，檢方仍用假設和推想辦案，沒有採納被告辯白及證人的證詞，將這些術業有專攻的經營高層，歸類為「毫無主見、唯命是從的共犯」。

我們希望法官至少能夠堅守法律上的底線-「無罪推定論」，必須就事証來判定被告們是否有罪，而不是先認為有罪，再去找証據，或由被告辛苦的証明自己無罪，我們相信，一個進步又健全的社會，每一個人基本的權利還是應該獲得保障。

九月二日上午，出乎我們意料，由高檢署派來一位李檢察官，當庭來個不知是法律論述還是法律論告的「演講」。

德國法律概念是否適用國內現狀及法律

這位高檢署檢察官援引德國的法律學說，長篇大論的告訴我們：「不要以為公司沒有損失」，依他所述的「外國法律」，很多行為在你實施的當下，就已經造成財產的危險或損害。

雖然我們不懂德國的法律，但是台灣司法為什麼要以德國為依據，這個作法也令我們擔心，一旦形成判例，彷彿是要我們大家今後在職場「不做不錯」，因為你做的每一件事，只要有引起公司財產損失的危機，就可能被羅織罪名。我們到底要先討論再立法？還是直接引用國外學說，值得商榷。

我們知道律師陪伴我們走過這些冗長繁複的法律程序，捍衛我們的清白。法官們要明鏡高懸，做公正合理的判決。但檢察官的論告，也應該要本諸事實，還有証人及被告的陳述，更應該要深入了解現今商業環境、公司管理的真實運作狀況，才能給還給被告們一個公道。

家屬到底為何「恐懼流淚」？

我深信令人尊敬的檢察官，履行職責時必需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維繩，秉公執法，恪守他的職責。最後我必須說，檢察官結論將其我們所有被告及家屬「徹夜難眠」、「恐懼流淚」的原因，全部歸咎於何壽川一個人的貪婪，並不公平。我們家屬所要的只是一個合於公平正義，有事實証據，有法理依據的審判而己。

※作者為被告家屬